在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侵权纠纷中，原告经常会面临举证难的问题，这一类案件的侵权行为通常具有隐蔽性强、取证难度大等特点。
如何才能将侵权者的侵权行为固定下来？
通过公证的方式对消费者购买侵权产品的过程进行现场记录，对侵权产品进行公证证据保全，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式。
但是，有人可能不禁会问：
这种方式说来容易，实际上操作起来很困难。因为销售盗版软件的侵权人不会光明正大地销售，况且，要让公证人员恰好目睹整个交易过程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本文参考的一巡法官孔祥俊审理的案件中，原告聪明地利用了以下方式进行取证和证据固定：
1、在一个安全的地方租一间房并掩饰成一间正常经营的公司；
2、原告方员工假扮普通消费者，与侵权方联系购买涉案侵权产品；
3、邀请公证处公证员在现场进行埋伏记录；
4、对安装了盗版软件的计算机及盗版软件进行公证证据保全。
这种取证方式，在一审庭审中被称为“陷阱取证”。
一审法院认为此种取证方式并未被法律所禁止，应予认可。
然而，二审法院却认为此种取证方式有违公平原则，一旦被广泛利用，将对正常的市场秩序造成破坏，故对该取证方式不予认可。
原告不服，向最高院提起了再审申请。最高院孔祥俊法官判决撤销了二审判决，认可了一审判决理由。
因此，针对此类案件，对于采用“陷进取证”方式最高院孔祥俊法官的观点是：
1、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的规定，经过公证程序证明的法律事实，除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外，人民法院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
2、以何种方式获取的公证证明的事实，涉及取证方式本身是否违法，如果采取的取证方式本身违法，即使其为公证方式所证明，所获取的证据亦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因为，如果非法证据因其为公证所证明而取得合法性，那就既不符合公证机关需审查公证事项合法性的公证规则，也不利于制止违法取证行为和保护他人合法权益。
3、在民事诉讼中，尽管法律对于违法行为作出了较多的明文规定，但由于社会关系的广泛性和利益关系的复杂性，除另有明文规定外，法律对于违法行为不采取穷尽式的列举规定，而存在较多的空间根据利益衡量、价值取向来解决，故对于法律没有明文禁止的行为，主要根据该行为实质上的正当性进行判断。
本案“陷阱取证”方式，不仅取得了被告现场安装盗版软件的证据，而且获取了被告实施同类侵权行为的证据及证据线索，其目的并无不正当性，其行为并未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
加之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侵权行为具有隐蔽性较强、取证难度大等特点，采取该取证方式，有利于解决此类案件取证难问题，起到威慑和遏制侵权行为的作用，也符合依法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精神。
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 (2006)民三提字第1号
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北京红楼计算机科学技术研究所与北京高术天力科技有限公司、北京高术科技公司著作权侵权纠纷案
法官简介：
孔祥俊，男，汉族，山东定陶人，中共党员，1965年12月生，1986年7月参加工作，研究生学历，法学博士。
全国审判业务专家，曾获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称号。
曾在山东省菏泽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国家工商局工作，2001年2月任审判员，2010年12月任审判委员会委员。
先后任行政审判庭副庭长，民事审判第三庭副庭长、庭长。
2014年12月任第一巡回法庭党组副书记、副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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