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才能更好地融入法律共同体，为法制建设添砖加瓦？只有打破固有的思维观念和关系棱角，选择相互信任，摒弃相互猜忌。体制内部，统一步调，依法依规办事，从而真正服务于民，这才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选择。
文 | 法眼视界
来源 | 法眼视界的法律博客
2016年6月3日，广西国海律师事务所吴良述律师前往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立案，因法官不能当场决定立案，随要求其出具诉讼材料签收回执遭到拒绝，后双方发生争执，期间立案法官怀疑吴良述律师手机录音，要求法警检查手机，在遭到吴良述律师的拒绝后，法官、法警齐上阵，在强行夺取吴良述手机时裤子被撕烂。
律师在人民法院遭到人民法官和人民法警的如此欺辱，这已然成为近期的热点新闻，也必将成为法治之路上的一则笑话。在最后关头，唯有一条内裤守住了法律人的一丝廉耻，终于没让吴律师的隐私大白于天下。
纵观事件的整个过程，问题的根源到底出在哪里？这应该是每一个法律人值得思考的问题。
一、立案登记制度已深入人心，法院为何我行我素？
自立案登记制度实行以来，当事人的诉权在制度层面得到了一定的保障，然而，制度层面的保障必须要依靠执行来落实，否则，制度犹如过眼云烟。
同样的制度，各地却出现不同的效果，原因在于各地法院的执行力度不同，个别法院由于种种原因依然迷恋旧的做法，视立案登记制度为无物。
纵观各地实践，问题主要体现在：
1、不收材料。这个案子不归我们管，我们收什么材料？（这是某区法院立案庭法官的原话）？笔者的回答是：那你按照立案登记制度给我登记一下吧！结果是可想而知的，登什么记？门都没有（奇怪的是，该院在年度优秀法官的介绍中，对该院立案庭庭长的评价是：自立案登记制度实行以来，该庭长如何如何贯彻立案登记制度，如何如何组织立案庭法官学习、培训立案登记制度等等）。
不收材料主要是因为法官认为本案不归本院管辖，当事人应该去其他法院，而当事人认为本案非你莫属，这时法官该如何处理？其实很简单，既然你认为不应当由自己管辖，那就裁定不予受理不就完了吗？出了裁定，当事人可以选择上诉，也可以选择去“正确”的法院起诉，选择权完全交给当事人，这岂不很好？但问题是：法院不敢、不愿出这样的裁定。（在某区人民法院的立案大厅，一位操着东北口音的大姐，备好了关于立案登记制度的台词，在大厅撒了九次“野”，每次都是霸占一个窗口，其他人根本无法在该窗口办理立案业务，终于在第九次拿到不予受理的裁定。原来，她要起诉市人民医院，而法院不收材料，也不出具不予受理的裁定，致使她状告无门，这才选择“撒野”）
2、材料可以收，回执不能出。收了材料连个回执都不愿意出，这是因为出回执程序繁琐还是责任重大？是不敢出还是不愿出？
其实，收了材料出或者不出收件回执对法院的后续工作是有影响的。收了材料无非就是两种结果，一是经审查符合立案条件又属于本院管辖的，立案受理；二是不符合立案条件或不属于本院管辖的，就将材料原路退回，不留任何痕迹。在第一种情况下，这个回执可出无妨，但是在第二种情况下，如果没出回执，就可以将材料原路退回，不留下任何痕迹，让当事人去该去的地方；但如果已经出了回执，在材料无法原路退回或当事人拒绝取回时，法院就会显得很被动，此时不得不出具不予受理的裁定，而这是法院不愿意干的。
二、最高院复函、规定岂能如此任性？
吴良述律师要求法警提供在立案大厅不能录音、录像的依据时，法警愣是没找到所谓最高法院《关于依法维护人民法院申诉信访秩序的意见》法（2014）347号这个文件，对于这样一纸内部文件，连法院的工作人员都无法找到（事件发生后在调查组的调查结论中才引用该规定），普通老百姓从何得知？既然无从知晓，又何谈遵守？从立法法的角度而言，347号文是否对普通公众有强制约束力更是值得商榷。
其实，最高法院干这样的事情绝对不是一两回。在实习律师能否单独立案这个问题上，最高人民法院给某省高院的复函中称实习律师不得单独立案，此函一出，很多地方法院就将实习律师拒之门外，本来是实习律师可以完全胜任的工作必须要由指导律师亲自去做，这样一来，实习律师对律师事务所或指导律师的价值何在？申请律师执业必须要实习满一年这一制度的意义又何在？鉴于种种原因，也有一些地方法院依然允许实习律师单独立案。但数月之后，最高院又针对同一问题做出了不同答复，即实习律师可以单独立案。作为国家的最高司法机关，竟然如此任性，全国几千家法院该如何统一思想、统一行动？
三、法院的监控录像在保护谁的权利？当事人的录音、录像又动了谁的奶酪？
在某看守所的服务大厅，一张A4纸贴在办公台上，纸上赫然写着“家属会见须知（禁止拍照）”，就这样一纸没有落款、没有盖章，仅仅规定了家属会见在押人员的条件及需要携带的资料，就这样一纸须知为何也要禁止拍照？难道要让家属抄回去？或者装在脑子里装回去？然后根据须知要求携带相关材料申请会见？
在都市，摄像头随处可见，我们每天都生活在摄像头的监控之下（在警察抓嫖等特殊情况下出现故障的除外）。法院也不例外，哪个法院的立案大厅没有安装监控？恐怕全国无几。所以，只要一进法院，你的一举一动，甚至一言一行，都在法院的监控之下。手机的录音、录像跟安装在法院的监控其实并无本质区别，法院为何可以安装监控，却又要禁止别人录音、录像？
实践中，只要有人在法院有过当之处，法院的监控就会成为呈堂证供，就会成为处罚当事人的铁证。而法院的工作人员一旦有违法、失职行为，当事人又如何举证，如何维权？此时若想调取法院的监控录像比登天还难。我们不禁要问，法院的监控到底在监控谁？又在保护谁？
监督权是每个公民的法定权利。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主动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主动将自己在工作中的一言一行暴漏于人民群主的监督之下，暴漏于阳光之下，只有这样，才能消除监督者的猜疑，才能建立监督者与被监督者之间的信任，进而提升司法公信力。
在吴良述律师被袭事件中，立案庭的法官为何会无端怀疑吴律师在录音呢？笔者的答案是干了“坏事”的人往往都会猜忌、怀疑他人。如果是依法、依规办事，言语得当，处事公平，又何惧他人录音、录像呢？
四、真正法律共同体的建立，必须要打破固有的思维观念和关系棱角。
有人说，法律共同体这是律师的一句套话，律师在检察官、法官面前以法律共同体自居，就有套近乎的嫌疑。由此可见，这个所谓的法律共同体还是有排外的嫌疑，检察官和法官都具有体制这一共同的“血缘”关系，而律师，因不具备这一共同的“血缘”关系，才被疏远，才被排斥。
如何才能更好的融入法律共同体，为法制建设添砖加瓦？只有打破固有的思维观念和关系棱角，选择相互信任，摒弃相互猜忌。体制内部，统一步调，依法依规办事，从而真正服务于民，这才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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