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现实意义在于，人既非禽兽，也非神圣，故而其所思所想既不能等同于禽兽，又不能脱离于人群。
因此，孔子虽知“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仍栖栖遑遑而不苟同于隐者之清高，却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
曰：“是鲁孔丘与？”曰：“是也。”
曰：“是知津矣。”
问于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
曰：“是鲁孔丘之徒与？”对曰：“然。”
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避人之士也，岂若从避世之士哉？”犹而不辍。
而在这问答之间，所显示的则是孔子所怀抱的大爱。
如果套用《大学》的内容——“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来分析的话，则可见：隐者或能“明明德”然却失于“亲民”，故而只能自放于山林，如一断线之氢气球，高则高矣，却不能“止于至善”。
这是由“明明德”与“亲民”向“止于至善”的发展，或曰“明明德”与“亲民”对“止于至善”的作用。
反之，“止于至善”对于“明明德”与“亲民”也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为什么同为能“明明德”的人，孔子则能不失于“亲民”，而隐者则自放于山林？为什么同有“亲民”之情的人，君子则能自“明明德”，而小人则自求自乐与利？其中的关键就在于，对“止于至善”之应用与信仰，也就是王阳明所说的曰：“止至善之于明德、亲民也，犹之规矩之于方圆也，尺度之于长短也，权衡之于轻重也。”
综而言之，
唯有心中不失应当“止于至善”之信仰，或者说有“止于至善”之自觉，或者更加直白的说，就是保持目的的高尚性，才能以“止至善”为规矩、尺度，以约束“明明德”而不至失于清高浮华，而不能不“亲民”；“亲民”而不至陷于沉沦庸俗，而不能“明明德”。
而有无此信仰的区别，则决定心中之私我之有无之别，或者说目的的高尚，将决定思想的纯真与行为的高尚。
所以，“止于至善”实际即为止于老子之“无为”。
所以，老子在《德经》之首曰：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
上德无为而无以为。
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
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
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
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
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也。
所谓“不德”即无为于德，不执着于德之表象，随时因物而变，因此才能“有”——“止于”德。
所谓“下德”就是守于仁义礼的外在表现形式的人，终究不脱于“有为”——其行为本身，是为了追求合于仁义礼的规范与形式，而不是其更古不变的内涵。所以看似“不失”，实则困于静而失于动，故必不能“止于”有德而“无德”。
所以，综而言之，三纲领的关系应当是这样的——
“明明德”与“亲民”相互平衡，则为“至善”；“止于至善”也只能止于“明明德”与“亲民”的相与平衡之中。
而在其中起着关键性作用的，对“至善”，或者说对“止于至善”的那种自觉，则可以归纳为一个“情”字。
“亲民”不能无情，无情同样不能“明明德”。
亲民是对人有情，有爱；
明明德是对自己有情，有爱。
许多人甘于庸俗，甘于堕落，原因在哪里？原因就在于对自己无情，无爱。不爱惜自己的拥有的天赋之性，不爱惜自己本来昭然的良知，所以很可能处心积虑的追求了一辈子，表面上看，好像也得到了一些所谓的物质的，与心理的满足。
但就是不知道一个简单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我是谁？什么才是我最想要的？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原因是什么？
所以，这种人的所谓奋斗，不过是对自身天命之性的淹没过程，所谓成功又不过是对自己的良知的湮灭过程。
所以，这个没有被点明的情字，才是整部《大学》的根基所在，或者说大学之大，大人之大，就在于这一个情字上。
有情，方为可谓人，有大情者方为大人，无情不论戴着乌纱还是扛着锄头，都是小人，甚至是禽兽。
因为，有情才能感受到至善的美好，才能产生应当止于至善的自觉，也就是知止。反之，无情的人，或者情商低下的人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不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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