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现实意义在于,人既非禽兽,也非神圣,故而其所思所想既不能等同于禽兽,又不能脱离于人群。
因此,孔子虽知“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仍栖栖遑遑而不苟同于隐者之清高,却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
曰:“是鲁孔丘与?”曰:“是也。”
曰:“是知津矣。”
问于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
曰:“是鲁孔丘之徒与?”对曰:“然。”
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避人之士也,岂若从避世之士哉?”犹而不辍。
而在这问答之间,所显示的则是孔子所怀抱的大爱。
如果套用《大学》的内容——“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来分析的话,则可见:隐者或能“明明德”然却失于“亲民”,故而只能自放于山林,如一断线之氢气球,高则高矣,却不能“止于至善”。
这是由“明明德”与“亲民”向“止于至善”的发展,或曰“明明德”与“亲民”对“止于至善”的作用。
反之,“止于至善”对于“明明德”与“亲民”也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为什么同为能“明明德”的人,孔子则能不失于“亲民”,而隐者则自放于山林?为什么同有“亲民”之情的人,君子则能自“明明德”,而小人则自求自乐与利?其中的关键就在于,对“止于至善”之应用与信仰,也就是王阳明所说的曰:“止至善之于明德、亲民也,犹之规矩之于方圆也,尺度之于长短也,权衡之于轻重也。”
综而言之,
唯有心中不失应当“止于至善”之信仰,或者说有“止于至善”之自觉,或者更加直白的说,就是保持目的的高尚性,才能以“止至善”为规矩、尺度,以约束“明明德”而不至失于清高浮华,而不能不“亲民”;“亲民”而不至陷于沉沦庸俗,而不能“明明德”。
而有无此信仰的区别,则决定心中之私我之有无之别,或者说目的的高尚,将决定思想的纯真与行为的高尚。
所以,“止于至善”实际即为止于老子之“无为”。
所以,老子在《德经》之首曰: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
上德无为而无以为。
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
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
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
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
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也。
所谓“不德”即无为于德,不执着于德之表象,随时因物而变,因此才能“有”——“止于”德。
所谓“下德”就是守于仁义礼的外在表现形式的人,终究不脱于“有为”——其行为本身,是为了追求合于仁义礼的规范与形式,而不是其更古不变的内涵。所以看似“不失”,实则困于静而失于动,故必不能“止于”有德而“无德”。
所以,综而言之,三纲领的关系应当是这样的——
“明明德”与“亲民”相互平衡,则为“至善”;“止于至善”也只能止于“明明德”与“亲民”的相与平衡之中。
而在其中起着关键性作用的,对“至善”,或者说对“止于至善”的那种自觉,则可以归纳为一个“情”字。
“亲民”不能无情,无情同样不能“明明德”。
亲民是对人有情,有爱;
明明德是对自己有情,有爱。
许多人甘于庸俗,甘于堕落,原因在哪里?原因就在于对自己无情,无爱。不爱惜自己的拥有的天赋之性,不爱惜自己本来昭然的良知,所以很可能处心积虑的追求了一辈子,表面上看,好像也得到了一些所谓的物质的,与心理的满足。
但就是不知道一个简单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我是谁?什么才是我最想要的?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原因是什么?
所以,这种人的所谓奋斗,不过是对自身天命之性的淹没过程,所谓成功又不过是对自己的良知的湮灭过程。
所以,这个没有被点明的情字,才是整部《大学》的根基所在,或者说大学之大,大人之大,就在于这一个情字上。
有情,方为可谓人,有大情者方为大人,无情不论戴着乌纱还是扛着锄头,都是小人,甚至是禽兽。
因为,有情才能感受到至善的美好,才能产生应当止于至善的自觉,也就是知止。反之,无情的人,或者情商低下的人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不知止。
联系客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