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报 关注
原题：“刘易斯拐点”到来不是坏事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 易定红
◤世界银行去年年底发布的东亚与太平洋地区的人口老龄化报告中称，到204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将减少10%，约9000万。
近年来，中国经济的一些重大话题都集中在与劳动力市场相关的一些问题。例如，二胎政策的开放，延期退休政策的即将推出，收入分配与社会保障政策的调整等。这些变化与中国劳动力市场可能出现的两个重要现象联系在一起，即人们常说的人口结构变化所带来的“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与城镇化过程中劳动力转移所产生的“刘易斯拐点”有关。
人
我们观察到，中国劳动力群体正在经历数量和结构上的重要变化，这些变化也必然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产生影响。但是，“人口红利”说到底有多重要？“刘易斯拐点”真的已经到来了吗？笔者试图提供另一种观察视角，以期对中国劳动力市场所关注的这两个问题进行分析，并回答有关的政策调整原因。
人口必须转化为高效劳动力(《阿松》)
所谓“人口红利”说，是指一个国家在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转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过程中，一段时期社会适龄劳动力在总人口中出现较高比例。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社会有大量劳动力供给，创造的GDP也相应较多。
“人口红利”说乍一看来很有逻辑，但它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忽略了适龄劳动人口与劳动力供给的差异。现实中并不是所有的适龄劳动人口都会进入劳动力市场，即使适龄劳动人口减少了，我们也可以通过增加劳动参与率来稳定甚至扩大劳动力供给规模。数据显示，虽然我国适龄劳动人口的总体参与率相对较高，但15-24岁与25-55年龄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在近几年呈现出一定程度的下降，25-55岁年龄组人口作为劳动供给的主体来源，其参与率与发达国家90%以上的参与率相比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而且我国女性劳动参与率比男性低约十个百分点，因此女性劳动参与规模还可适当扩展。在提高25-55岁年龄组人口劳动参与率的同时，对高年龄组人口及退休人员继续留在劳动力市场进行引导和激励，也可以对我国适龄劳动人口的参与率进行综合调整，以应对可能会出现的劳动力短缺局面。
第二，发达国家的经验及经济增长相关理论已经表明，经济的长期增长不会依赖于外生的劳动力增长。大量的劳动力供给并不是经济发展的唯一条件，甚至不是其主要条件。研究表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力规模扩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远低于资本和技术进步，而且这种贡献率还随着时间而递减。所以，我们没有必要一直强调“人口红利”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劳动生产效率的提升同样可以充分地发挥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提高劳动生产率有两个途径：首先，推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的技术进步。其次，通过提升人力资本增加劳动力投入的潜力。
拐
接下来讨论“刘易斯拐点”是否真的已经到来。首先，我们需要了解它的含义。“刘易斯拐点”有两个，第一个拐点指传统部门中剩余劳动力已经被吸收殆尽，但还存在大量低于平均生产率的劳动力。此时现代部门无法再以不变的价格雇佣剩余劳动力，传统部门的生产率和劳动工资率同步上升。第二个拐点指传统与现代部门劳动生产率达到一致的点。目前的争论主要集中在我国是否已经跨越了第一个拐点。
我们暂且不论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在我国的适用性问题，要看是否跨越了第一个拐点，应该看农村剩余劳动力是否已经被完全吸收和农业部门的实际工资是否开始受供需影响而上升。很多人把“民工荒”现象看作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已经吸收完全的标志，其实不然，因为“民工荒”现象背后的重要原因是结构性错位。从实际工资上涨的角度来看，我国农民实际工资持续上涨的重要原因是政府一系列惠农政策，而不是由于工业部门已经把剩余劳动力全部吸收。不少学者认为，根据近年来“民工荒”及民工工资上升现象就得出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的结论还有待商榷。
另一方面，“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并不是一件坏事，原因在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优化产业结构以及增加第二、第三产业劳动供给数量的重要渠道。虽然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在近十年呈现出逐年增加的趋势，但是城市第二、第三产业发展产生的岗位空缺仍然需要在这一过程中得到进一步的补充，这种推进离不开第一产业的升级及其生产率的提升，同时需要在户籍、社会保障等制度方面进行进一步的改革，逐渐打破现今仍存在的城乡、产业之间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提供制度层面、政策层面的保障和引导，为经济发展所需的劳动力供给形成有力的补充。
社会科学报
微信号：shehuikexuebao
长按识别二维码
立即添加关注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