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巧姣告状一案，发生在明朝武宗（厚照）正德初年，发案在眉县，结案于法门寺，距今约五百年。事件中的主要人物，在眉县及北京等地至今尚留有后代。宋巧姣告状的民间传说较为离奇，清朝中叶前后，剧作者根据这一民间传说，写成秦腔剧本，搬上舞台。先后上演的剧名有：《宋巧姣告状》、《法门寺降香》、《双玉镯》、《双姣奇缘》、《法门寺》等，且遍及京、桂及梆子腔各剧种。剧本历经修改，日臻完美，其故事也广为流传。但人们怀疑此案的真伪虚实，想要知道哪些属真人真事？哪些是艺术虚构？
为此，早在六十年代初，有关人员即开始注意收集相关资料，先后访问了傅朋的后裔傅振亚、傅治明；宋国士的后代宋瑞平、宋安劳。走访了眉县知名人士董铎、裴仁牧、荆嘉瑞、刘志峰、蒲生福。采访了人称“百事通”的傅贵祥、张振华等近百人次。
为了正本清源，资治当代，启迪后世，他们又走访了解放初期眉县几任县长及乡贤遗老，查阅了有关史志记载。根据已掌握的史料证实：宋巧姣告状一案事件基本属实，传说中的人物姓氏确凿，名字属原名还是艺术化名，无法考究。
一、宋巧姣的诉状
建国前后，眉县保存着“宋巧姣告状”的状子。民国时期的眉县教育科铎、军事科科员王辉、田粮科长李凌霄都作证说，他们见过“宋巧姣告状”的状子。李凌霄说：“记得民国三十二年左右，我在县政府田粮科楼上清理堆放的杂物，偶然发现宋巧姣告状的状子，好奇地翻看了一遍，又放在原处。现在回忆状子的情况是：毛笔楷书，很工整，竖写在麻纸上。涉及到有官衔的人名时，诉状就抬头另起一行，格式很讲究。”
解放初眉县第一任县长黑长荣回忆说：“一九四九年夏天，我到眉县后，听说有宋巧姣告状的状子，出于好奇心，我让秘书拿来简单看了看。但由于战局未定，工作繁忙，未作妥善处理。记得状子是用毛笔正楷字写在麻纸上，整整齐齐，厚厚的一本子，夹在卷宗套子中间。纸边边都发黄了，中间还没变色。”
一九五五年秋，陕西省委宣传部长甘一飞曾来眉县索看此状，据当时眉县县委书记魏建鳌、县长何彦斌回忆，此状可能被甘一飞带回西安，因甘已故，状子下落不明。
二、眉坞县及县令赵廉
据有关史志记载，西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建置眉县，县的名称曾多次变更，北魏真君六年（公元445年）改名平阳县，西魏称眉城县，北周武帝天和元年（公元566年）改置周城县。自唐至今，一直称眉县，从未有“眉坞县”之称。所谓“眉坞县”，东汉照宁元年（公元189年），董卓率兵入洛阳，废少帝，立献帝，挟天子以令诸侯，派兵在眉县筑“眉坞”。《后汉书.董卓传》载：“筑坞于眉，高厚七尺，号曰‘万岁坞’，积谷三十年储，坞中珍藏有金二、三万斤，银八、九万斤，锦錡奇玩，积如丘山。”其故址在今眉县境东北渭水北岸。“眉坞县”似是剧作者隐去眉县真名而以“眉坞”代之。
关于县令“赵廉”，明代志书六十二名知县中没有赵廉的名字。那么，原型人物是谁呢？据明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刘九经编纂的《眉县志》记载：“李镒，祥符人（今河南浚县），正德四年以举人任眉县知县（至七年），仁明勤慎，一钱不私，士民颂其廉平，上官称为冰药，故志相传。”形容李镒做官廉洁，如冰之清净，如药之有益于人民。
根据李镒在眉县任职的时间及政绩看，“赵廉”的原型人物似是李镒。剧作者可能觉得这位县官做官“廉平”，只判过一桩错案，这在封建社会也是难能可贵的，遂取其“廉”为名，附以赵姓，隐去真名，以便艺术创造，使其形象更加逼真。
三、孙寡妇听经的普救寺
经查证，剧中孙寡妇听经的“普救寺”即建国前的净光寺，地址在眉县县城南门外，今县政府大院内。净光寺又名普陀寺、普渡寺、净觉寺，传为北魏时达摩禅祖主持兴建。现在尚存后殿一幢，唐时所建七级佛塔一座，八棱汉白玉经幢一尊，系唐宪宗李纯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所立，上面镌刻《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经文载：“言天地有陀罗尼，名为佛顶尊圣，能破除一切恶道，能净除一切生死苦恼。”幢因寺而置，寺因幢而得名。普陀寺、普渡寺含“普救”、“普渡”众生之意，“陀”字则指陀经。后来的净觉寺、净光寺则含陀经中“净除一切生死苦恼”之意。法门寺是皇家寺院，净光寺从古至今是庶民百姓拜佛听经的民间寺院。民国以前，香火茂盛，远近闻名。
四、巧姣跪石
宋巧姣当年到法门寺告御状时，曾跪在大佛殿前一块拜佛石上。事后，人们怀念这位平民女子，敬佩她的侠义行为，于是观展寺院、拜佛进香者争相观看这块“跪石”，并摹仿宋巧姣长跪喊冤的形状，手摸脚踩膝盖磨，天长日久，千万人的膝盖竟在这块石头上磨出了两个微微凹陷的膝印儿，被称为“巧姣跪石。”日月穿梭，光阴屡移，事去五百多年，原来审案时曾设过公堂的大佛殿虽仍雄姿依旧，但“巧姣跪石”上却留下千万人的膝痕，人们传说这是宋巧姣告状时跪压出来的。跪石留痕虽不足信，但它却是宋巧姣告状的见证。今日游览法门寺的人们，目睹大佛殿与“巧姣跪石”，抚今追昔，仿佛当年宋巧姣告御状的情景仍在眼前。这跪石留痕的传说帮助我们想象宋巧姣当时是何等怨恨、何等刚烈！
五、《法门寺》中的其他人物
据查证，此案中原来被眉县知县错判蒙冤的宋、傅、孙三姓，在宋巧姣告御状于法门寺而复审昭雪后，感恩戴德，随刘瑾进京。孙家姑娘嫁傅公子为妻，宋、傅两家擢官，成为刘瑾亲信。后来刘瑾被诛，宋、傅两家受到株连，一部分人被谪职，一部分逃回家乡眉县。
宋国士：原住眉县县城南街，明中叶以后迁到县城南宋家园子，现属城关镇东关村第一居民组。他是明正德初年一位饱学生员，因家贫无力赶考，在城内书院教书。有长男幼女，靠教书、作工度日。因巧姣告状胜诉，随刘瑾进京做官。后受株连，部分家人留京，部分家人仍回眉县。明代末叶，宋家住北京郊区操场巷的后代，又在京地做官。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宋氏后代中有人奉命出京追缉逃犯，时值李自成义军进京，明朝灭亡，无法回京，这些人也落居眉县。眉县城南宋家园子，是由“宋家花园”而得名，现有宋氏亲族11户60人。至今北京操场巷还有他们宋家的亲族，1948年前后，曾有人背着祖先容案来到眉县城，寻找宋氏亲族，续立家谱。
黄花闺女出头露面打官司、告状，在封建社会被认为是伤风败俗之事，因此，《法门寺》这出戏民国初年以前在眉县县城上演时，往往受到宋氏宗族的反对和干涉。
傅朋：家住眉县金渠镇北约二公里的傅家院，即现在金渠乡宁渠村第一居民组。据传说，傅朋的祖先于明初征北有功，官居要职，后代封为世袭指挥（管巡查、缉捕），到傅家第四代傅朋之父时，因刘瑾在朝专权，傅朋之父气呕身亡，傅朋母子离京回到眉县居住。法门寺结案明冤后，傅朋随刘瑾进京升迁，后受株连遭斩，部分人又回到傅家院。
据说，傅朋通晓经史，又善书画，以画牡丹擅长。金渠镇北堡村岳铭池家中，解放前存有十二扇木雕全幅屏风，上面画着丰姿多彩的牡丹花。岳家老人说屏风上的牡丹是傅朋画的。解放前夕，岳家门第中落，此屏风被在金渠镇开酒坊的岐山县人祝天荣以十五石小麦买去。傅朋的六世孙傅冠三，继承先祖手笔，以画“风摆牡丹”而闻名西府。今傅朋九代后裔傅治民还珍藏着他祖先画牡丹用过的石砚。
傅家有一帧先祖容案，其中一尊容像有身无头，一直保存到解放前夕。据傅朋的八代后裔傅振亚说：“我家老容案上，先祖傅朋无头，平时不让人见，只在每年阴历腊月三十日午夜挂出，等跪拜祭奠后即卷起收藏。”可惜此容案已经丢失，从解放初复制至今仍保存的傅氏“容案”看，除傅朋的第二、三代嫡裔不知其名外，四代清元、五代玉德（生员）、六代冠三（生员）、七代鸿财、鸿远、鸿范、鸿吉（人称代书，即为告状人书写诉状）、八代振亚、九代治民，今傅家院傅氏后裔已繁衍到11户82人。
孙玉姣：家住眉县金渠乡黄家坡村，与傅家院东西相隔不到三华里，相传古代人们把傅家院称东村，黄家坡称西村，现在眉县境内查无孙氏后裔。
六、张太后法门寺降香
《明史.刘瑾传》载：“刘瑾，兴平人，本谈氏子，依中官刘姓者，冒其姓。孝宗时，坐法当死，得免。巳，得侍武宗东宫。武宗即位，掌钟鼓司，与马永成、高凤、罗祥、魏彬、丘聚、谷大用、张永并以旧恩得幸，人称‘八虎’而瑾尤狡狠。‘帝’立命瑾掌司礼监，时正德元年十月也。”由上可知，刘瑾专权后，代表明武宗发布政令，亲掌宫中十万宦官二十四衙门，实际掌握了国家最高权力。后来刘瑾发展党羽，欲谋帝位，被同党张永告发，于明武宗正德五年（公元1510年）八月被拘入狱，旋即凌迟处死。
“据史籍记载，法门寺自建成后即成为我国佛教的重地之一。自魏晋至清末，历代佞佛的君王较多，法门寺因而受到重视和保护……。明武宗正德二年（1507年）重修宝塔及殿阁，彩塑菩萨46座，功德龙王像8座，铸铜香炉8个，24院面貌一新。随后，大宦官刘瑾护送张太后来寺降香，巧遇民女喊冤告状。不学无术的刘瑾竟审明了眉坞（今陕西眉县）县令错判的杀人命案。”（澄观《法门寺初考》1988年3月17日《陕西政协报》）所谓“巧遇民女喊冤告状”，即宋巧姣喊冤告状。专横跋扈的权阉刘瑾，一生中也算为民做了这样一件好事。而“一钱不私”，“民颂廉平”的眉坞知县，一生也只判过这一件错案。“凡人为善，不自誉而人誉之；为恶，不自毁而人毁之。”为人民做了好事的，人民会给以赞誉的，对作恶者，人民也会毫不留情地给以批评的。即使那“积善多者，虽有一恶”，“积恶多者，虽有一善”，人民都会给他以公允的评价：“小善不足以掩众恶，小疵不足以妨大美”。
至于刘媒婆、刘彪、刘公道等人，查无下落。有人说刘媒婆、刘彪就是眉县县城内小南街刘家，也有人说是县城西街大槐树底下的刘家，而这些刘姓人家不是以“事老人新不知情”而推脱，就是否认他们有此前辈。此三人是同族还是同姓异族？其姓名为原貌还是虚构？尚待进一步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