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冠仁
前些年，只要每次李安拿奖的时候，躺着中枪的张艺谋陈凯歌们总要被热情的网友们拎着出来说叨两句，那个时候的看客们多半还有点看邻居家孩子出息了，自个家孩子怒其不争的心情。往好了说，内心深处还是有点摩拳擦掌的意思。不过自从陈凯歌拍出《无极》之后，名单上便只剩下张艺谋了。连着看完《三枪》和《金陵十二钗》之后。网友们纷纷表示，这次连举手开枪的热情都退散了。
两个同样出生在秋天的导演：1951年的张艺谋和1954年的李安。年龄相差不过3岁，多年以来都被当做内陆台湾电影工业之代表在各个纬度上进行比较。但事实上，《卧虎藏龙》之后的李安已经和台湾电影工业没有太大关系了。
本文尝试以1978年为起点，细数在不同的人生截点上，两人不同的取舍选择。1978：对于时年27岁的张艺谋和24岁的李安来说，都是极为重要的一年，同样站在人生十字路口看不清前途的两个迷惘文艺青年，此后的人生无论各种奔流如何销魂，起点都源于此。撇开技术层面与导演个人风格的分析，努力在时代背景之下，探讨海峡两岸两位杰出的华人文艺青年各自不同的人生境遇与时代洪流之间错综复杂互为因果的关系。
1978年此前数学考过零分，高考两次落榜的李安从“国立艺专”戏剧电影系毕业之后，执意要去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攻读戏剧系，遭遇了当中学校长的父亲强烈反对。父亲给李安算了一下成才比率：要和5万个人争夺200个角色，何况还有语言国籍等障碍，前途实在渺茫。
尽管如此，24岁的李安还是决然登上飞机远赴美国，此后20年间父子对话不超过100句。2006年李安凭借《断背山》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领奖的时候，他提及因在《断背山》筹备期未赶上回台湾见父亲最后一面而几度哽咽。
同样在“春暖内陆”的1978年，中国陕西省咸阳市，已经上班六年的27岁国棉八厂工人张艺谋，一个自学成才疯狂摄影和冲洗照片的文艺青年，忽然听说可以考大学的消息。利用去北京出差的机会，他去北京电影学院报名，老师对他摄影作品大为称赞，但是难题出现了：因为年龄超标5岁，无法报名考试。
图注：大学时代的张艺谋（右）
接下来张艺谋展现了日后在他电影中反复体现的韧劲，上穷碧落下黄泉通过自己前妻姐夫在北京书画界的关系，直接给时任文化部长的书画家黄镇写了封“求学信”和自己的摄影作品集。不到两个月间，十个重要批示之下，张艺谋终于破格入学，电影学院给了他短短的两年学习机会，在当时其实相当于旁听和“试读”，两年后自谋出路，张艺谋最终通过努力转正成功，毕业分配去了广西电影制片厂当摄影，成为第五代发轫之作《一个和八个》的摄影师。
同样是两年之后，李安完成了戏剧学学士学位，去纽约大学Tisch艺术学院攻读硕士，和斯派克李成了电影制作班的同学。根据李安自传《十年一觉电影梦》回忆，在纽约大学，此前一直学习戏剧的他才算是第一次接触到了电影制作。
毕业之后的1984年到1990年的六年间是李安最痛苦的蛰伏期，在美国当了六年“家庭煮夫”，每天带着大儿子做完晚饭后等妻子上班回来，因为她像猎人一样带回养家糊口的猎物。而早在1988年，张艺谋已经因《红高粱》而一举成名。
两人命运在此交汇的时候，时光已经到了1994年，李安完成了他父亲三部曲的最后一部《饮食男女》。张艺谋选择拍摄《活着》，命运总是惊人的巧合，两人又同处于创作生涯的十字路口。
李安选择正式跨入好莱坞主流电影制作，首先通过翻拍一部西方人耳熟能详的名著《理智与情感》开始，选择这个题材，对于第一代移民的华人导演是个巨大的挑战。最后，李安收获了一片赞誉。加上这一部，李安一共完成三部典型西方文化语境下的电影作品，实现了他被西方主流文化认可接受的转型。
而张艺谋因为1994年《活着》被国内禁映之后，马上意识到此路不通，之后他选择的所有题材都是“安全”的。但拍摄《活着》这个过程对他而言又是必须的，因为当代历史断层的缘故，第五代几乎所有优秀导演都经历这个历史“反刍”过程：田壮壮的《蓝风筝》（1993），张艺谋的《活着》，陈凯歌《霸王别姬》（1993）差不多完成于一个时期，都是这个历史反思系统的产物。区别是不同的人反思和处理的程度不同。因为一名真正优秀的导演，他在人格自我完善的过程中，势必会对自己身处的土地以及之上的人民的命运展开过深层次的探究。今天的张艺谋，也并非他二十年前的样子，他也曾通过拍摄《活着》对这片土地的历史与命运产生思索。
我以前当老师的时候，课上做过一次实验，提及电影《活着》，总共30多90后的电影专业学生只有不到5个学生听过且看过。
而李安的好处是：此时关于台湾本土政治的思考，被李安更早一辈的侯孝贤在1989年用一部《悲情城市》解决一大半。所以等到了李安手上，电影需要政治反思的需要性大大减弱，再加上1986年，1988年台湾相继打开党禁和报禁之后，这种需要性进一步下降。更何况因为台湾本身地理局限，政治反思类作品空间并不大。
下一个节点到了2000年，因为李安的《卧虎藏龙》重新发掘了一个真正具备“中国元素”类型电影，很有意思，武侠电影最早起步于香港，胡金铨和张彻。但是21世纪初，台湾发起，中国大陆接棒，《英雄》，《十面埋伏》，《无极》，《夜宴》等等，2005年之前，中国银幕上如此热闹又如此贫瘠，葛优李连杰们穿同一套衣服换个发型恨不得从1月头演到12月尾。
贫瘠也同样存在于张艺谋拍摄的这几部电影之中：《英雄》借用《罗生门》的结构，价值观是为了虚无缥缈的统一，个体牺牲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还有借用《雷雨》戏核的《满城尽带黄金甲》，更别提《三枪》和《金陵十三钗》，这些作品意识深处里都有一种我称之为“灵魂电击”价值观，一些内心充满了“小我”的小人物，遇到一个外部压力之后，灵魂有如遭到电击一般，突然就高尚无私起来，成为一个可歌可泣的新人，顿时洒向人间都是爱。其实这个暗含着“灵魂改造”的意识形态产品我们已经司空见惯，每年大年三十，中央台春晚都会连续上演五六个用段子网络笑话外裹一层，内包一颗这种灵魂改造价值观的小品，其中尤以冯巩潘长江者为甚。
而李安则拾阶而上，自《断背山》尝试爱情超越性别的障碍，通过拍《色戒》探讨欲望的边界，到这部《少年Pi的奇幻旅程》涉及信仰和人生终极孤独的命题。
而这也是李安自己所说的：“从学生时代开始，我拍片就有一个目的，想练习一个新的技巧。直到现在，还保留这个习惯，基本上我拍片的胃口很大，有很大的好奇心。”
借用专栏作家韩松落的文字：（对比了李安）：“我们才发觉，我们有一段“失去的时间”，这段错失的直接结果，就是一种温和圆润、细腻泰然的集体人格。”这是一段非常温柔的批判，而批判所指便是反思历史和现存体制。
最近网络上对台湾的赞美甚嚣尘上，但是这种热闹的赞美一旦离开了脆弱且与更广大内陆地区无关的网络之外的现实中国呢？当然台湾也并非全然美好，比如本土电影工业就过得很艰难，这其中有我们可以学到的经验和教训。
但是不可否认，在这个我们错失的时空里，台湾提供和呈现了某种“小而美”的可能性，这也可能是我们所遗失的美好，这种可能性和韩寒，蒋方舟丢钱包，河源启一郎丢自行车看似相关，但细究之下其实无关的弥足珍贵的一种可能性。
除了成为金字塔尖的成功人士之外，张艺谋们到底能输出一种什么样的价值观？除了奋发图强锲而不舍之外，还能为我们普通平凡人的成长贡献点了什么？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怀揣导演梦，也不是每个人都要走上红地毯和成名成家，相比人格的完善，遍布机场的成功学在这个时代显得多么廉价和可笑？这也是我之前写大话西游一文提及的问题，这十几年来社会文化的发展到底错失了什么？拥抱了什么？
当然你也可以说，张艺谋们也不过是时代的受害者，无非是因为他跑得快所以成了所有人责难的标靶，对权力的媚态谁能没有？所以让我们回到1978年，让我们假设这么一个场景，1978年，同处于人生十字路口的两个文艺青年，一个痴迷于戏剧表演24岁的李安遇到27岁的摄影爱好者张艺谋。他们相遇了，我们不知道除了一声Hi他们还会说点什么。但是在20多年之后，张艺谋选择把女儿张末送到了纽约大学当了李安校友，在当年成就李安的地方学电影，然后回中国跟着自己拍电影，看起来这是身为父亲选的最佳方案，也可能弥补了他的一些缺憾。
两个为了看到更广阔世界而远行的年轻人，坚持梦想固然重要，但是等年到中年，实现了自我价值成功之后，基于土壤之上的个人反思与担当，与价值观输出更为重要。
戏剧爱好者和摄影爱好者最终都选择了电影，作为他们表达自我的方式，因为电源超越了语言政治和国界，伟大作品其实都是伟大心灵的角逐。将电影作为时代意志的投射与更广阔的意识形态代表物来看，张艺谋们是我们处于巨大转型期必然出现的。而所有的批判都必将指向同样在这片土地上的我们，每一个日出便作日落不息的乘客过客看客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