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深圳市交委内部下发关于强制要求司机卸载手机打车应用的通知引发争议；图片来源于网络）
近日，北京召开了出租车调价听证会。和以往的经验一样，调价听证会其实就是涨价听证会。好在北京出租车价格确实不高，市民们对涨价早有心理准备，于是涨了也就涨了。
但由于此次听证会并不涉及增加出租车总量，最终的实际提价幅度也不会太大，很难起到抑制需求的作用。供、需两端都没什么改变，因供不应求而导致的打车难也就很难缓解，解决打车难还得另找出路。
缓解打车难的出路，一是大力发展公共交通，分流对出租车的需求。随着地铁新线的不断开通，这个分流过程其实已经见效；其次，或许也是最有“看点”的，则是利用移动互联等新技术手段，挖掘现有出租车的内部潜力。曾有统计称，在以往扫街、趴活儿模式下，北京出租车的空驶率高达40%。这部分由于供需信息不对称而被浪费的运力，完全有可能在新技术的帮助下，成为出租车市场上的“新增运力”。
在市场经济环境中，没有比利润更有力的动员令，没有比市场需求更响亮的集结号。基于移动互联和智能手机的打车应用软件，正是开发商们在利润的诱导下，为缓解打车难而做出的重要贡献。据称某款在北京推广最好的打车软件，已经被2万多名司机选用，通过打车软件“抢活儿”，已经成为某些司机运营方式的首选，应该就是最好的例证。
但是，目前各地却纷纷传出要限制打车软件应用的消息，深圳更是已经领先一步，全面叫停了打车软件的使用。这种逆技术进步而动、逆市场需求而为的行政禁令，让人难以理解。
各地限制乃至叫停打车软件的主要理由，是其中的加价功能可能扰乱出租车的市场秩序。就一般理解，这个理由似乎可以成立。但打车软件的加价功能，是乘客向司机发出邀约时的主动选择，与以往司机对乘客的加价宰客有着根本的不同。而从打车软件的普及速度来看，在打车难的背景下，乘客们其实愿意接受这样一种竞价模式。此时政府横插进来，以一种“为民做主”的姿态，实则剥夺了公众的方便，其合理性、合法性都比较可疑。
围绕出租车的审批、运营、管理，早已形成一个巨大的利益链条，以“第三方”角色出现的打车软件，动摇了政府部门和出租公司对司机的实际控制，进而可能影响各方在其中的隐形利益，这或许才是各地限制打车软件的真实原因。已有媒体报道称，在深圳市叫停打车软件的同时，由政府部门主导开发的电话招车平台正准备开通，不能不让人怀疑有为其清理市场空间的想象。
其实打车软件的真正缺陷，可能在于其“高技术”特征，会成为老年人等不熟悉智能手机群体的门槛。如果打车软件在司机中全面普及，路边拦车更加困难，这部分不会使用打车软件的人的打车难将难上加难。
其实这时才真正需要政府相关部门出面，为老年人等群体开辟电话打车服务，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而且这种服务应该方便、高效且尽可能免费或低价。
政府管理的最高原则，应该是为民谋利。把有利可图的事交给民间、交给市场，把公众切实需要而又无利可图的事主动承担起来，是现代政府必须恪守的原则。具体到对待打车软件的思路，则必须是与民为善，而绝不能是为民设障。凡违背这一原则的做法，必遭公众反对、抵制。目前各地限制、取缔的做法，有陷入这种境地的危险。
（责任编辑：杨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