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16:01
辛亥革命烈士吴樾
1905年9月24日上午,清辅国公载泽、兵部侍郎徐世昌、户部侍郎戴鸿慈、湖南巡抚端方、商部右丞绍英,五大臣正式出洋考察。革命党人吴樾抱炸弹登上五大臣的专车,谋炸五大臣。因人多拥挤,车身震动,怀中炸弹爆炸而事败,吴樾当场粉身碎骨,年仅24岁。
在此前一天,吴樾由随同五大臣一同出国考察卧底的杨笃生(杨昌济先生的族人)那里得知了详细的出行计划,与志士张榕在安徽会馆设宴招待各方友人,席间慷慨悲歌,举止豪放,有人不解其义,问之,云不日将有所图,人皆赞之。吴樾刺五大臣的事迹迅速传遍天下,同盟会的《天讨》号增刊把他的遗著全部发表,追认他为盟友。
出洋考察的满清五大臣
吴樾字梦侠,后改孟侠,皖北桐城人。 幼好古文,诸子百家之说均有涉猎。犹好古诗文,但极恶八股之术,不愿入仕。20岁又东游浙江沪一带,目睹江南“开化之风”。后又由堂叔大儒吴汝纶推荐于1902年入保定高等学堂就读,广阅革命书籍,如《革命军》、《警钟报》、《自由血》、《黄帝魂》、《杨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略》等等,思想为之一变,由立宪转向光复,并自此广结志士。结交湘人陈天华、杨笃生,苏人赵声,鲁人张榕,浙人蔡元培、章炳麟、秋瑾,皖人陈独秀,每每与之相遇则必“深谈午庚夜而不寐”。吴樾在赵声、杨笃生的介绍下, 加入革命组织“北方暗杀团”任支部长,并由蔡元培介绍加入光复会。
吴樾认为“排满之道有二:一曰暗杀,一曰革命。暗杀为因,革命为果。暗杀虽个人而可为,革命非群力即不效。今日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
吴樾临行前曾与与赵声(伯先)、陈干生(独秀)密计于芜湖科学图书社小楼上。赵与吴互争北上任务。吴问:‘舍一生拚与艰难缔造,孰为易?’伯先曰:‘自然是前者易,而后者难。吴曰:‘然则,我为易,留其难以待君。’议遂定,临歧置酒,相与慷慨悲歌,以壮其行。吴樾草拟了万言《意见书》, 郑重嘱咐,他若离开人世,“万一无法发表,便交湖南杨笃生先生,或者安庆陈仲甫(独秀)先生”。
行刺之前,吴樾曾驰书未婚妻,容论述生死大义。函中要求未婚妻学习法国罗兰夫人,并有“吾之意欲子他年与吾并立铜象耳”之语。其未婚妻夫人亦赋诗三绝以壮其行。事发后陈独秀有诗曰:伯先京口夸醇酒,孟侠龙眠有老亲。仗剑远游五岭外,碎身直蹈虎狼秦。民国后,吴樾之弟询其遗体以公葬,蔡元培主祭。
梁启超的中国之武士道意在震醒国人的精神
关于晚清暗杀事件层出不穷,有不少近代史研究专家认为这与当时的社会风气有极大关系。即民族主义宣扬的复仇精神和轻生死,重气节的墨家思想兴起。比如梁启超就在《中国之武士道》的《自序》中说:“泰西日本人常言,中国之历史,不武之历史也;中国之民族,不武之民族也。呜呼!吾耻其言,吾愤其言,吾未能卒服也。”他认为自黄帝以来,华夏民族就是靠武力征服夷蛮在这广博的土地上生息繁衍,并且自有正史开始的五百年间,卓越的尚武人物不计其数,他从“穆然以思”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国民族之武,其最初之天性也;中国民族之不武,则第二之天性也。”形成这第二天性是时势、地势、人力造成的。所以要震醒国人,提倡尚无侠义的精神气质,吴樾等人的暗杀行动也是在这种时代思想的感召和影响之下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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