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 | 戴骏凯
校对 | 吴剑霞
译文来源 | 智合法律新媒体
资料来源 | KWM官网、The Lawyer、Legal business、WIKI
■ 本文系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智合立场
大量合伙人的出走背后，预示着精英人才的成本在上升……
北京时间1月20日凌晨，英国杂志The Lawyer发布独家新闻称，作为全球大所中唯一的亚洲代表金杜律师事务所（KWM），其首席运营官（Chief Operating Officer）Rachel Reid将要离职，转而加盟另一家国际大所泰乐信律师事务所（Taylor Wessing）。而在几天前，金杜负责英国和中东业务的管理合伙人（Managing Partner） William Boss在离任期届满还有一年时也宣布辞职。
这两人都是促成柏文国际律师事务所（SJ Berwin）与金杜合并的重要人物。The Lawyer杂志援引一位内部人士的发言称：“金杜内部最积极主动的两个人走了。”
在我们关注这一事件背后的原因之前，先来看看这两位都是怎样的人物吧。
许多外国律所都设有COO的职位，这一职位往往由非律师担任，分管行政、财务整合、人力资源等方面；Rachel Reid正是这方面的精英人才。Reid原先是SJ Berwin的战略总监和管委会成员，随后主要负责协调律所和金杜的合并事宜。合并完成之后，其主要担任金杜的COO，同时创造性地建立了主要负责律所多元性文化建设的运营总监职位（Diversity and Inclusion Manager），为维护律所良好的的氛围和工作环境做出了很大努力。也因此，其获得The Lawyer在2014年评选的的“律所最佳管理个人”奖项，受邀在多个场合担任嘉宾，讲授跨国律所合并中的问题及解决方案。
管理合伙人则往往由熟悉业务的律师担任，他们分管业务，同时承担内部合伙人和律师的管理工作；William Boss正是分管金杜欧洲和中东业务的管理合伙人。Boss上任后作出多项改革，最主要改变就是调整管理结构，试图学习金杜澳洲的模式，“更好的管理业绩未能达标的合伙人”。显然这一尝试招致许多金杜欧洲合伙人的反对并且未能取得良好效果。一年前他在无人竞选的情况下被金杜总部指定为欧洲和中东业务的管理合伙人，他的改革政策无疑代表着金杜总部的想法；但他的离职也代表了金杜总部在推行改革过程中，并没能弥合与欧洲办公室律师的分歧，最终导致矛盾激化和大批资深律师离职。在未能完成管理者任务的情况下，作为金杜和SJ Berwin合并的坚定支持者，Boss重新回到一线专注于业务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众所周知，金杜的兼并采用的是“瑞士联盟”模式，各个加盟律所在同一名称下都保持一定程度上的独立性，在金杜收购SJ Berwin之后，他们目前的业务主要划分为四个区域：欧洲和中东；澳大利亚；香港；中国大陆、日本和美国。其实这也分别代表着金杜的四个组成律所：SJ Berwin、Mallesons Stephen Jaques、Arculli, Fong, & Ng 和金杜中国。
金杜一直是亚洲的领先律所，但在欧洲存在感仍然较低，选择一家中型的欧洲律所加入“瑞士联盟”将使得金杜成为真正的全球律所。而以诉讼和私募股权业务见长的SJ Berwin面对欧洲法律市场的激烈竞争，也希望通过一种较为激进的策略获取更大的发展空间。于是，双方达成了共识。
虽然跨国、跨文化的合并带来了众多问题，但在双方高层的大力推动和Rachel Reid和William Boss等核心成员的共同努力下，这笔交易最终顺利完成。刚刚合并之时，业界一片看好之声，双方也是志得意满。SJ Berwin高级合伙人Stephen Kon说：“联盟让我们的客户、合伙人和员工能够充分融入到亚洲中来，这次联盟对我们和客户都是一次机遇，值得我们曾付出的努力。”
合并之初双方确实合作顺利，大规模律所合并后头一年里常常发生的离职潮并未到来。双方都花了大力气保证文化的融合以及商业上的共同合作，甚至金杜欧洲办公室良好的文化氛围也帮助Rachel Reid在《金融时报》评选的“对LGBT群体友善的30大权力人物”中拿下第10。可见，合并之初双方并不存在“消化不良”这一问题。
然而危机也在平静中酝酿，虽然表面上金杜在欧洲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原SJ Berwin的重要人物在过去的一年中却接二连三地出走，引发了人们的担忧和猜测。
从去年开始起，金杜欧洲和中东办公室中大量原SJ Berwin的合伙人出走——
2015年3月作为金杜伦敦办公室诉讼业务负责人Alex Leitch离职加盟 Covington & Burling；
4月，金杜伦敦办公室公司业务负责人之一Richard Lever 辞职前往 Goodwin Procter；
5月，金杜伦敦办公室私募股权业务负责人 Duncan Woollard 转投 Paul Hastings；
7月，私募基金业务合伙人Simon Fulbrook 与资本市场业务合伙人Gregg Beechey先后出走；
同月，工作了24年的知识产权业务合伙人Ray Black 离职前往 Mishcon de Reya工作；
9月，工作了15年的税务合伙人 Giles Bavister 投身 K&L Gates；
10月，金杜欧洲劳动业务负责人 Nicola Kerr 转投 Brown Rudnick；
对了，还有大家都熟悉的，不久前上海办公室的核心人物 Denning Jin（金立宇）转投海问；
……
随着大量的资深人员离职，外国网站也爆出金杜拖延发放利润分红的新闻。据悉，15/16财年一季度的工资本应在八月底发放，而实际上却被拖延到了12月底。今年1月，金杜计划改革出资结构体系，要求负责欧洲、中东业务的合伙人为律所运营注入更多资金，以“改善其持续的现金流问题”。
金杜声称其2014/15财年每个合伙人的利润比前一年度上涨了40%，但The Lawyer援引一位内部人士的消息称：“截至现在，金杜仍然只发放了该财年利润的25%。”而许多消息渠道都声称金杜拒绝向合伙人发放过去5年的利润以维持税收账单的平衡，直接导致了去年发生的资深合伙人离职潮。一位合伙人抱怨道：“这就是所谓的创纪录的一年，我们在纸面上创造了历史，但合伙人却一分钱也拿不到。”
在金杜发生离职潮之后，作为金杜首席运营官的Rachel Reid也选择离去更让人浮想联翩，似乎是金杜严重内部问题的缩影。但笔者认为，Reid的离职固然有一定的内部因素，但也有很大可能确实是基于职业发展的需要。
她即将前往的泰乐信律师事务所（Taylor Wessing），在全球拥有28个办公室，400 多个合伙人和1200 多个律师，由英国律所Taylor Joynson Garrett和德国律所Wessing &Berenberg-Gossler合并而来。近期他们上升势头十分明显，上一期财报显示其英国的业务增长了8%，单个合伙人平均利润增长了17%，在管理合伙人Tim Eyles成功连任后，去年下半年他们在各个执业领域四处出击，完成多次重量级挖角，包括得到了K&L Gates金融业务的核心人物 Jeremy Landau，除此之外他们还挖来了知名诉讼律师Emma Jordan在内的多名律师，并兼并了荷兰律所Deterink。
考虑到他们扩张势头明显，而且刚刚转为纯股权合伙人制度，为了在运营进程的顺利，聘请专业人士为未来发展做准备其实是很正常的举动。除了挖来Rachel Reid以外，他们同时还从刚刚被并购的Cushman & Wakefield（高纬环球，四大商业地产咨询公司之一）挖来Liz Bunce-Grundy担任国际人力资源总监。显然这两桩挖角其实是为了帮助自身理顺内部团队关系，整合资源，而没有针对某一事务所的意思，所以我们也没有必要把Reid的离职和Boss的离职联系的过于紧密。
虽然我们有理由认为Rachel Reid的离职和金杜内部管理的问题可能关系不大，但无风不起浪，大量原SJ Berwin合伙人的离职无疑代表着金杜内部一个问题的存在。
金杜推行的合伙人收入制度改革，官方说法是为了节约成本以及“更有效率地开展业务”，并对各个合伙人的业绩和收入重新评估，要求业绩不佳的合伙人离开。但由于金杜采用“瑞士联盟”架构，对于其欧洲业务的收入制度改革会且只会严重影响欧洲办公室合伙人的收益，因为金杜在其他地区的业务并不会和其分享利润。正因如此，许多离开金杜的合伙人并非业绩不佳之人。The Lawyer援引金杜伦敦办公室的匿名人士称：“金杜给伦敦办公室合伙人的待遇远远不如其他伦敦大所。”
面对去年以来大量合伙人的出走，金杜的应对策略很明了，坚持自己的利润分配政策，旧人走了就换新人。去年金杜欧洲迎来了超过20位合伙人，包括从Fried Frank得到Laura Brunnen，从Sidley Austin挖来Bart Capeci负责伦敦办公室的资本市场业务，从Clifford Chance请来资深律师Lorraine Vaz担任合伙人，以及大量不动产业务方面的律师。但在目前的形势下，金杜想要重建原有的明星团队将非常艰难。去年9月，金杜宣布建立全球基金用于雇佣新的明星律师，以弥补大量资深律师出走的情况，并号称新合伙人的收入会是原来的两倍，然而得到结果却是今年年初更多的律师离去。
笔者作为非资深人士，不应该对金杜选择的利润分配模式予以置喙，但金杜显然应该考虑在吸引精英人才以及控制成本之间找到平衡。虽然金杜现有的利润分配模式在中国、香港、澳大利亚等地都取得了成功，但毕竟在欧洲金杜的影响力远没有在国内那么大，如果沿用现有的严苛的利润分配模式，将很大程度上将阻碍其进一步的发展，而其与SJ Berwin的联姻带来的欧洲业务的繁荣也很快将成为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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