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嘉璐：王阳明属于人民，属于中国，属于活泼泼的现在

      众所共知，明朝中叶可以说是有明一朝由盛转衰的过渡期。史家所说的“仁宣之治”，在经济繁荣的背后，却弥漫着朝野越来越严重的奢侈浮华、享乐荒淫、贪污腐化之风；帝不问政，宦官专权，奸佞当道，鱼肉百姓，社会矛盾愈演愈烈。与此同时，学术思想领域，程朱理学既为“官学”，八股取士，习之者目的在于登科、被选用，青年王阳明也曾经走过这条路。士子唯程朱传注、语录是闻，不能也不敢越雷池一步，一言以蔽之，“近世所谓道德，功名而已；所谓功名，富贵而已。”(王阳明《与黄诚甫》)缺少了正视现实、引导社会寻找出路的理论和思想，任由龌龊腐朽流畅，于是社会上就充斥着王阳明所描述的这样的情景：“外假仁义之名而内以行其自私自利之实，诡辞以阿俗，矫行以干誉，揜人之善而袭以为己长，讦人之私而窃以为己直，……妒贤嫉能而犹自以为公是非，恣情纵欲而犹自以为同好恶。”（《传习录》下）英宗末年发生“土木堡之变”，进一步加剧了朝野的危机。王阳明出生于成化、弘治年之间，目睹了大明帝国情事每下愈况，朝野信仰空白，唯利是图，道德沦丧，他归结出“人心陷溺已久”的结论，人文亟需振扬孔、孟之学；而欲振扬孔、孟之学，则必须走出程朱之学的域囿，更须摆脱后期理学僵化支离琐屑的牢笼，改变“日偷”之士风，召唤读书人不要再“茫茫度日，譬如一块死肉，打也不知道痛痒”，而应该通过“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掌血”的反省、“致良知”功夫，“立个必为圣人之心，”为社会趟出一条适合时代、能够拯救人心于污浊，从而使天下达至太平的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