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共知,明朝中叶可以说是有明一朝由盛转衰的过渡期。史家所说的“仁宣之治”,在经济繁荣的背后,却弥漫着朝野越来越严重的奢侈浮华、享乐荒淫、贪污腐化之风;帝不问政,宦官专权,奸佞当道,鱼肉百姓,社会矛盾愈演愈烈。与此同时,学术思想领域,程朱理学既为“官学”,八股取士,习之者目的在于登科、被选用,青年王阳明也曾经走过这条路。士子唯程朱传注、语录是闻,不能也不敢越雷池一步,一言以蔽之,“近世所谓道德,功名而已;所谓功名,富贵而已。”(王阳明《与黄诚甫》)缺少了正视现实、引导社会寻找出路的理论和思想,任由龌龊腐朽流畅,于是社会上就充斥着王阳明所描述的这样的情景:“外假仁义之名而内以行其自私自利之实,诡辞以阿俗,矫行以干誉,揜人之善而袭以为己长,讦人之私而窃以为己直,……妒贤嫉能而犹自以为公是非,恣情纵欲而犹自以为同好恶。”(《传习录》下)英宗末年发生“土木堡之变”,进一步加剧了朝野的危机。王阳明出生于成化、弘治年之间,目睹了大明帝国情事每下愈况,朝野信仰空白,唯利是图,道德沦丧,他归结出“人心陷溺已久”的结论,人文亟需振扬孔、孟之学;而欲振扬孔、孟之学,则必须走出程朱之学的域囿,更须摆脱后期理学僵化支离琐屑的牢笼,改变“日偷”之士风,召唤读书人不要再“茫茫度日,譬如一块死肉,打也不知道痛痒”,而应该通过“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掌血”的反省、“致良知”功夫,“立个必为圣人之心,”为社会趟出一条适合时代、能够拯救人心于污浊,从而使天下达至太平的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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