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总是擅长为了某个目的总结出一堆自圆其说的理由来，姑且不论是否科学，起码历史地理的说法在中国由来已久。从南橘北枳，从地理进而推到人民的性格，再进一步演变到不同地域之间的偏见与刻板印象，大部分中国人应该对此都毫不陌生。总之，与其躲进小楼成一统，不如趁早访遍祖国大好河山，从直观上真正感受一下不同地域的风情吧。
1924年，梁启超在《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一文开头一口气提出了10来个问题，看着都让读者饶有兴趣，如“比如何故考证学盛于江南，理学盛于河北？”、“何故湖北为交通最便之区，而学者无闻？”、“何故一带学术，几为江浙皖三省所独占？”等等。作为一代舆论巨子，任公当然深谙写作技巧和阅读心理，不过这也并非吊人胃口，他对地理之于历史的影响，兴趣由来已久，视野甚广，甚至将之投射到中国佛教的南北差别上：“南方尚理解，北方重迷信，南方为社会思潮，北方为帝王势力，故其结果也，南方自由研究，北方专制盲从”。早20多年前的1901年，更加年轻的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特辟《地势》一章，提出“地理与历史，最有密切之关系，是读史者所最当留意也”。
“地理与人民二者常相待，然后文明以起，历史以成”。应该说，梁氏这种看法虽带有地理环境论的色彩，但仍比较平实。放眼全球，更早的一批知识精英，则带有更多的“决定论”色彩，其中也多少夹带着种族主义的傲慢。关于地理环境对人和民族的影响，最夸张的说法大概就是法国人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所说的，“气候王国才是一切王国的根本”，称不同气候的特殊性对各民族心理、气质、政治制度等具有决定性作用。不知是否受其影响，黑格尔在一个世纪后判断说，在极热和极寒的地带就找不到世界历史民族的地盘，因为这些地方的酷热严寒使“精神”不能给自己建筑一个世界。近代地理学创建人洪堡写得更加夸张：“我要努力证明自然条件对道德和人类命运的经常的、无所不在的影响。”
《地文学》书影
欧洲人的此番见解自然影响不小，事实上梁启超早期有关地理与文明关系的研究就受到日本学者浮田和民《史学通论》影响，后者的《历史与地理》则源自英国人博克尔的《英国文明史》，此君正是一位典型的地理决定论者。当然，与欧洲人不同，中国人从“地理-文明”的互动关系中，找到了有利自己的解释，即温带文明论。除了梁启超的“温带之民，能生文明”，中国地理学开创人物张相文此后在《地文学》一书里，也阐述了不同气候带人种的优劣，认为富强文明均为温带民族创建。当人们留意世界四大文明古国都诞生在温带和亚热带河边时，上述这种考察古代文明的地理视角，也确实不无道理。
不过从地理进而推进到人的性格，就多少带有一些演绎的色彩。抛开西人不论，在中国自己的传统中，对地理力量的主张或夸大也是其来有自的。如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称，西楚地区（淮北沛、陈、汝南、南郡）“其俗剽轻，易发怒”；南楚（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人则好辞，“巧说少信”。这种以地理概括人文的方式，今天不仅没有消失，甚至更加激烈。互联网上的中国人最喜欢争论的话题之一就是地区之间的争论或诋毁，其中最受伤的可能就是河南人。这种关于地域的“臆想”至今仍在大众传播工具的帮助下不断推陈出新，乐此不疲，人们可以在没有任何亲历的情况下，宣布所谓河南人多为骗子，北京人个个爱吹牛，东北人是那些大腕喝酒的豪爽者，而小气有点娘娘腔的男人基本都呆在上海。
在梁氏《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发表的前两年（1922年），那位据说使记者成为仅次于总统职业的美国人李普曼出版了其名作《公众舆论》，其中提出了日后为人耳熟能详的一个词汇：社会刻板印象（Stereotype），即我们对事物的印象和判断被那些固定的成见深刻影响着，由于“多数情况下我们不是先理解后定义，而是先定义后理解”，所以我们在看到世界之前就被告知它是什么模样。中国可能是最不缺乏“成见”的国家，在一个至今仍然延续的文明古国里，那些被时代因袭下来的各种判断和概念是如此强大，颇让人颇怀疑这就是所谓“集体无意识”的一种中国版。这其中就包括了诸多对各地区、各地人所谓先验的“判断”，那些动辄数以千万计的地区群体就这样在充满热情的“想象”判断中失去了自我，莫名其妙地沦为各种模式中的固定角色。
从某种意义上说，“成见”和想象也构成了人类世界观的一部分，尼迪克特·安德森不是认为,民族等共同体都是现代的一种想象形式么？想象力和“成见”甚至从来都是美好生活的一部分，不过它也经常是我们的敌人，尤其是当思维习惯且开始依赖这些空洞的判断后，那些参差多彩的个体和复杂多变的事件好像突然被历史抹去，只留下一个又一个貌似真理一样的简单思维模式，而消除误读和简单刻板印象的途径就是放弃成见和先入为主。事实上，即使是对地理环境情有独钟的梁启超，也并非一个地理决定论者，比如他认为对地理的依赖程度基本是人类文明初期时候的特色，而后这种依赖则渐渐弱化，所谓“文化愈低度时，则其力愈薄弱，故愈古代则地理规定历史之程度愈强。”而人类之所以秀于万物，正在于能改造环境，而非为后者所宰制。
《禹贡》半月刊
距今整整80年前，《禹贡》创刊（1934年3月1日），这本取名自《尚书禹贡》的半月刊到1937年北京沦陷停刊，累计虽只有82期，但顾颉刚、谭其骧等人的努力却造就了一股可观的学术力量和社会影响力，甚至有人认为，“历史地理学”1949年后可以作为一门正式学科进入大学，和禹贡学会及《禹贡》半月刊密切相关。《尚书》中的《禹贡》篇虽然只有区区1193字，但却说明了彼时的山川分布和各地方物，杂志以此命名，不仅因为这是“吾国地理书中居最早”，还有着一份东北沦陷后的民族意识：“以彼时闭塞之社会而有此广大之认识，其文辞又有此严整之组织，实为吾民族史上不灭之光荣”。在顾颉刚看来，知识分子不懂自己国家的历史、地理，无谈报国，也是一种耻辱。
顾颉刚先生
当然，作为生活在科学理性无比发达的当代人来说，地理决定论或地理“想象”下的各种奇怪判断，在很多人看来未免莫名其妙，甚至无疑就是历史垃圾堆里伪科学之一种。不过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几乎对此从未忘怀，更别说普通人了，因为这种交织着科学光环和感性色彩的话题从来都是诱人而有趣的，况且谁都无法消除生存环境在潜移默化中对人们的影响。知识兴趣上的“返祖”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而地理决定论肯定是永不会消失的一个。
不过还是不要忘了“地理是事实并且是琐碎的事实”（顾颉刚）。感受不同地区的真实中国，发现不一样和更加多元的河南人、北京人、上海人，最需要做的可能就是迈开双腿去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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