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励与扩展：来自《社会学研究》的礼物
刘子曦
【作者简介：刘子曦，黑龙江人。2010年清华大学法学学士，2015年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博士。现为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助理教授。曾在《社会学研究》、《开放时代》、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 等期刊发表论文。主要研究兴趣为法律社会学、组织社会学和台湾研究。】
收到编辑部给我发的邮件时，我正焦头烂额地做模型，试图从流动表中找到一些规律。知道自己可以为创刊三十周年撰写一篇小文，着实兴奋了一下。从进入清华社会学系读书到今天初为人师，投过几篇稿子，读过不少论文，但没有一本杂志对我的影响可与《社会学研究》相提并论。它不仅承载过我的学术理想，也和我人生中最美好的五年重合。本科最后一年（2010），我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激励与扩展：B市业主维权运动中的法律与社会关系》在此发表。博士最后一年（2015），它刊登了我的另一论文《法治中国历程：组织生态学视角下的法学教育（1949-2012）》。求学之路中的转折点皆记录于此，想想也算是极深的缘分。
接触这本杂志是在本科二年级。那时，图书馆所在的文南楼还不是如今外语学院的院楼，也不存在凯风文科读书馆。人文社科方面的期刊都放在四楼一个青灰色的铁皮架子上。在一片花花绿绿的杂志中，它素色的封面十分卓尔不群。当时懵懵懂懂，对日后那些如雷贯耳的名字并不熟知，只觉读得过瘾，每次来文南楼都要翻阅一下。遇到好文章，还会去知网下载电子版，推荐给几个同道中人讨论一下。《社研》于我，是遥远的、抽象的彼岸，至于它背后的学术共同体、社会学人的智识生活、鲜活生动的思想交锋要待到我投稿之后才真正有所体悟。
大四的某一天，沈原老师打电话让我修改毕业论文，投稿给《社会学研究》。“这不大可能吧。他们不会接受一个本科生的文章吧。再说，我也不知道怎么改啊。”我躲在图书馆的书架后面，抓着手机，满心都是疑惑和胆怯。“好好改，别废话。”导师了解我的个性，若不如此，我大概会前思后想，磨出一套精致的修辞为自己的畏难情绪开脱。不能废话，只能去做。我把五万多字的论文删去一半，模仿学术期刊的写作结构修改了导语，整合了一部分经验材料，便发给编辑部邮箱，以为万事大吉。回头去看，真要为当时的无知无畏感到羞愧。然而若非这份稚气，在此后的半年里，我不会经历完整的投稿过程，迅速成长起来。
收到谭深老师的邮件是在一个下午。比起审稿人的寥寥数语，谭老师的意见可谓洋洋洒洒。她写道：虽然一个本科生能做到这样已经不容易，但是文章有很多问题，需要大改。第一，字数太多；第二，重点不突出；第三，表述不够规范，建议对其中的概念“法律二重性”做更深的探讨，这是她通读全文后最有兴趣的地方。打开附件，我吃了一惊。谭老师以修订模式做了许多批注。印象最深的是文献回顾部分，她耐心的标注出我这样总结别人的观点太过绝对，有失偏颇，更合适的表达方式应该如何。对案例部分，她的建议是抓住重点，不断追问自己：呈现出的经验材料如何回应了研究问题和核心概念，而不是偷懒把它们堆砌在一起。邮件的末尾，谭老师提供了自己的手机号码，告诉我如果有不清楚的地方可以电话联系。
现在回想起来，自己真是无比幸运。谭深老师所做的远远超出了编辑的工作范围，她更像一个师长，语重心长，希望我能更上一层楼。不过当时，我的第一反应是慌张，似乎文章中所有的漏洞都被人点中，不知如何是好。我打电话给导师，说改不出来了，编辑太严苛，无论如何大概也无法让她满意。电话的另一端，沈老师哈哈一笑：“写文章哪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啊。”
的确，写文章不易，但越是不易就越能提高自己。投稿的最初，我模糊地意识到法律二重性问题应该嵌入在更大的研究脉络中，但并没有在此着力。谭老师追问我法律二重性形成的原因：它根植于法律——这一社会制度——本身的性质，还是与转型中国的社会环境相关？若两者兼有，关系为何？我最初的努力只局限在用经验材料呈现二重性的形态，绕过了这一核心问题。怀着惴惴不安的虚弱心情，我开始探讨法律与社会关系问题。这一问题的宏大与复杂远超我的想象，甚至整个法律社会学领域都是据此展开的。坦率的讲，直到论文发表，我都没有交上一份令自己满意的答案，但谭老师当初提到的问题却促使我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知识结构，并在之后的几年中不断思考和自省。直到今天，这个“以今日之我反对昨日之我”的自省过程还没有结束，并不断激励了我之后的研究。
自省的第一点在于：透过提出的经验问题，反思自己未言明的理论假设。我尝试把田野观察中红火的现象淬炼到理论的冷水中，终于听到那“唰”的一声。为什么要提出法律的双重面目这个问题呢，在更大的图景里，法律该是单一面目的吗？如果不是，它的形式与权威如何随情境与行动者而改变分布呢？法律的这些性质又如何影响了行动者的策略和认识呢？层层淬炼下去，坚硬的理论内核终于出现在蒸腾的水汽中。我意识到，可以沿着“法律在业主维权运动中的作用”这一经验问题一路追索，回到法社会学的思想史中。例如，每一种对法律角色的理解背后，都隐含着一整套对社会运作机制的认识，这些认识又围绕一些关键概念与思潮展开，如法律形式主义、法律现实主义，社会控制、自由裁量等等。
自省的第二点在于：透过习以为常的用词，反思自己的研究盲点。在《激励与扩展》一文中，我将“法律意识强”作为维权业主的一个性质，在维权行动与法律意识之间，虚设了一个联系。但当我要求自己给法律意识下一个定义，追问自己其与法律知识关系如何？法律意识又是怎样形成和发挥作用的？这个虚设的联系便暴露了我的研究盲点。于是，我决定从这个盲点入手，时隔三年，再次面对自己的田野材料。但如何研究法律意识呢？已有的各种方法各有何优劣？如何评价其信度和效度？如何从访谈材料中读取受访者对法律的理解，此时我的立场又是怎样的？这大概就是按下葫芦浮起瓢，理论的疑问刚下眉头，方法的忧虑又浮上心头。
自省的第三点在于：透过自己的文字，反思自己在写作上的短板。谭深老师对我的文献综述提出了很多建议，我也深感自己在写综述时，笔触零落，时而失了分寸时而底气不足。日后，综述成了我的一块“心病”，必须反复确认自己已经做到了“心中有沟壑”，对一个论点的正面、反面、支派、流变都要有所认识，方能落笔。但如此一来，写出的东西往往没有节制，被沈老师批评为“两点之间的一团曲线”，不够清晰有力。
带着这三点自省，我在博士期间做了三方面的尝试。
第一，学着以审稿人的眼光来阅读，不断深究一些观点和概念背后的意涵。例如，法律是社会秩序的一部分——这个简单的论述我真的懂吗？那么，什么是社会秩序，法律怎么样和社会秩序联系在一起，这句话中的法律指代什么。如此一来，阅读就成为纵向挖掘的复杂过程。看似平常的表述实为海上之冰山，要想不在写作投稿时触礁，就要知晓海水下冰山的形状。此后的写作，乃至工作后备课讲课，我都采取审慎的态度。我常想，如果再被谭深老师追问，我能答到问题的第几层：概念？学派？思潮？还是认识论？曾经一再强调自己做的法律社会学是经验研究，但如今却终可安心的告诉自己，理论感才是其基础。对我而言，优秀的法律社会学作品都有着扎实的法律思想史和社会学理论基础，没有深厚的理论功底，自己所为则终是水中之月、沙上之塔，经不起细查。
第二，突破方法的瓶颈，尝试方法先行的路径。我在《社会学研究》发表的第二篇论文《法治中国历程——组织生态学视角下的法学教育（1949-2012）》就是在这种心态下写就的。我想，既然法律社会学研究的是各种跟法律相关的现象，为什么不能用组织社会学的方法来做研究？除了律师职业、诉讼者策略、调节过程，法律社会学还有哪些可能性，是否能做中观层面的研究？怀着自我批判和自我重建的信念，我开始用组织生态学和新制度主义的框架分析法学教育这个组织群体。新鲜之余，我也深谙自己的局限。在之后的两年里，我成为了古怪的方法爱好者，又一次走到了自己的反面。
第三，锻炼自己的写作能力。“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但在几年的摸爬滚打之后，我终于明白，自己没有妙手，便决心踏实地跟着《社研》学写文章。很多前辈、同龄人在上面发表的作品都让我受益匪浅，揣摩他们的结构和思路，起笔和落笔之处，这本杂志几乎成了我的无言之师。当然，投稿本身更是一个锻炼和提升写作技艺的过程，因为编辑部和审稿人总会让你直面自己写作上的坏习惯。
今年六月，我把一篇写好的综述给一位朋友过目，他说：“子曦你知道吗，我看你的东西总觉得隔着一层。”我深以为然。几年在港岛“与世隔绝”的日子让我的文字缺乏一种现实感，好像害怕触碰真实的人与世界一般，平复了内心的羞愧，却还未重建起融入生活热流的勇气。我有些怀念起六年前的那个自己，那个和沈老师在北京的商品房小区里穿行的自己，那个和谭黎师姐敲门做问卷的自己，那个热情奔走在维权会场的自己。绕了一圈，似乎又回到原点，但却也不是从零开始了。
非常感谢《社会学研究》给了我这些自省的机会，它是极为珍贵的礼物。以至之后的每一步，似乎都在回应最初的那篇文章，我成了自己的审稿人，自己的读者。即使这本期刊不在我手边，它也好似如影随形。最妙的是，这份礼物如同阿甘手里的巧克力盒，时过境迁再伸手进去，仍有惊喜，仍有甘甜。回想第一篇论文的题目，我突然发现，《社会学研究》给予我的，不正是这样一个激励与扩展的过程么？
（编辑/校对：闻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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