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载于《历史与社会文摘》2017年第2期，摘自《史林》2017年第1期，原文约13000字。作者为伦敦大学学院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近30年间，来自社会学、史学、人类学等专业学者的参与以及新的研究方法和视角的引入，为中国医学史研究注入了极大的活力，改变了过往这一领域几由学医出身者孤军奋战的局面。就中国近代医学史而言，目前该领域己取得较为丰硕的成果，但是与聚焦于中国古代医学的研究相比还缺乏系统的回顾和评述。近代的中国医学史研究活动，目前还鲜受重视。
从学科建制的角度来看，对于中国医学史的学术研究可以追溯到民国初期。此后，以不同视角和体例撰写的中外文版的中国医学史著作不断问世。它们在丰富医史研究的同时，也推动了中医知识在世界的传播，及中医与其他医学体系之间的沟通和互动。
20世纪上半叶陆续涌现的专业学术团体等，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医学史的整理、研究、交流和教育工作。总的来说，近代学者在中国医史研究领域做出了不少开创性的工作，但是研究队伍和成果仍是比较薄弱。
20世纪中叶以来，特别是80年代以来，中国医学史的理论、通史编纂、疾病和专科史、技术、人物、教育、管理制度和政策、出土文物、中外交流等领域都涌现了较为可观的成果。宏观地看，90年代以来史学界和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的介入，拓展了中国医学史特别是疾病医疗史的研究视野和深度。与此同时，史学界侧重从社会、文化或政治角度研究医学史，有时也把医学作为史学研究的切入点。
药学这一主题和近代这一时期在中国医学史研究中受到的关注相对较少。20世纪初以来，药学通史的编纂和古代本草著作的整理与研究始终是中国药学史的研究重心，尽管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药材历史、近代药业和药学人物、出土药学史料等方面的研究已渐呈活跃之势。
就中国近代药学而言，较为系统的论述十分有限。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几种通史性药学史著作中，部分忽视近代时期，部分仅予以简短的概述。这些综合性史著不乏因袭之弊，但毕竟为中国近代药学勾勒出了大致的轮廓，提供了丰富而有价值的史料，为今后的深入研究打下了基础。
近30年来，学者们在近代药学会、方剂、中药化学、药理、研究机构等方面取得了不少成绩。尽管如此，药学史在近代中国医学史研究中的边缘地位依然十分突出，与药物和药学在医学和社会中的重要性极不相称，需要大力推进。
政治环境不仅会影响医学或药学的发展，也会影响史家的判断。就近代药学而言，过往的中国药学史家普遍受到中国政治史叙述模式的影响。其在肯定西方药学知识的传入时，又过于简单地强调西方帝国主义与中国药学进程中所遇挫折尤其是本土制药业发展迟缓和衰落之间的联系。
“中国”是一个地理和政治概念，而不是民族概念，过去的医学或药学史研究常以该词统摄其叙述的视野，但所呈现的基本都是汉族医学或药学史。就研究相对薄弱的中国近代药学史领域来看，未来的研究似应着重于通过个案专题的形式，深入探讨近代社会巨变过程中药学所发生的重要学术转型和社会影响，寻求史学理论的突破。非此，则不能改变目前仍侧重于资料汇编模式并沿用旧意识形态的药学史，特别是药学通史的撰述状况。总之，“中国”一词的使用涉及史家的叙述框架及其对近代医学或药学的理解；倡导有关该词的思考和讨论，有助于我们更加准确、规范地使用该词，更加谨慎细致地研究近代医药史。
进步史观自清末以来从西方传入中国，逐渐替换了传统的循环史观，对中国的精英阶层产生了深远影响。受此影响，加之清末“新政”之推行，晚清时期“中医”与“西医”在称谓上的中西之别，到了民国时期则演变为“旧医”和“新医”在时序上的新旧之别。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旧药”和“新药”也应运而生。现当代史家也常像近代的知识分子一样，把科学化视作中国近代药学转型中的灯塔，并继续指引了现代药学的发展。
这样的叙述模式缺乏对进步史观的反思，常常不自觉地以近现代科学知识和理论去解释古代药学，使之呈现出辉格阐释的特征。而且，这样的叙述模式虽能反映部分历史情形，但削弱了对药学思想及相关学术活动与社会现象多样性的关注。故此，有关（近代）中国药学的历史书写实有必要回归历史语境，重视挖掘和解读史料的丰富内涵以及新的多样的史料，如此方能作出相对客观或全面的论述。
近代以来，中医与西医、旧医与新医、国医与洋医、中药与西药、旧药与新药等对等性的称谓开始出现并流行起来。无论是西医，还是新医、洋医、西药、新药，这些称谓都没有点明近代从欧美或日本传入中国并产生强烈冲击的医学或药学的性质。与之相对的中医、旧医、国医、中药、旧药等词，其中有些虽沿用至今，但无可否认都暗含着外来的生物医学的潜在影响。史家未尝不可用这些近代词汇去叙述近代受到生物医学影响的中医或中药学，但是以之应用于古代医学或药学则或多或少脱离了历史语境。有学者曾就此建议，将欧洲近代科学传入以前的中国传统医学称之为“古典医学”，可备一说。不过这又涉及中医的“传统”和“现代”问题，颇值探讨。
“传统中医”已是当今学术研究和日常生活中使用频繁的词汇。它是在20世纪50年代被创造出来的。“传统中药学”和“传统中药”二词的出现相对晚一些，但也较为流行。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传统”一词的组合使用绝不限于中医或中药领域。不过，相对于“传统”一词被广泛甚至随意地使用，医学或药学史家对它的认识和思考则相对不足。
近代社会所发生的变化引发了世界范围内有关传统与现代化关系的热烈讨论。与罗芙芸类似，梁其姿认为医学史是一个探讨中国的现代性的有效路径。在笔者看来，虽然我们可以借助中国的情况来对现代性概念加以修正甚至否定，但是若要寻找中国的现代性，就不得不比照西方的经验，因为现代性概念本身即源自西方话语体系。这种现代性与既有的现代性理论缺乏对话的基础，以致于我们不仅要怀疑其被称为现代性是否合适。纵然我们可以试着接受这种新的观点，但与其如此，不如放弃去寻找所谓的现代性，或者放弃使用“现代性”一词。不过，由此也无疑会为我们考察近代知识分子对现代性的信念带来不便。
面对全球各地之间的联系日趋紧密，人们在20世纪中叶已意识到，19世纪中叶以来主导着具有等级空间秩序的民族国家已不再是考察社会行动的最有效的框架。与此同时，20世纪60年代后勒菲弗、福柯等学者对空间在历史上的刻板形象以及时空关系进行了反传统的思考，强调空间在本体论上与时间的平等，并对空间在权力运作、知识创造、社会关系再生、资本主义扩张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作出了富有启发的研究。
空间转向作为一种新的范式在此背景中孕育而生，并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流行于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20世纪90年代初以后，有关科学的普遍主义观点在学术界受到冷落，史家和社会学家越来越关注地点和空间在制造和运用科学知识过程中的关键作用。观之中国近代医学或药学，空间转向应当说为研究和书写其历史与文化提供了一个颇具新意的视角。
近一个世纪以来，经过数代学者耕耘的中国医学史俨然已成为史学和交叉学科视野下最富活力的研究领域之一，亦存在一些值得重视的薄弱环节，其中之一便是近代药学史。近30年间，特别是21世纪初以来，中国近代药学史研究的确较以往更为深入和多样。但是就既有的研究来看，具体内容尚存在史料挖掘和解读的巨大空间，而理论借鉴和创新的不足又多少削弱了其被认知的深度以及在史学领域内与其他主题间的学术互动。
更重要的是，一些存在但又不局限于中国近代医学史或药学史研究领域的重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仍亟待关注。未来的中国近代医学史特别是药学史研究在推进实证研究的同时，也需要重视参与理论互动和寻求理论创新。如此不仅有助于构建新的认知和学术体系，也有助于我们在联系和关怀中医药的生存与发展现状时，提供更多理性而有意义的参考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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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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