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父母，大概从备孕开始，就“跋涉”在各种互相矛盾的教育理念的训导中。 有专家告诉你要尊重孩子自由天性，有“成功父母”说要尽早培养孩子对规矩的自觉。 有观点言之凿凿，父母要时时自省、先于孩子成长，有教育评论者反驳说，苛求给孩子做完美向导，这都是病，得治。 最近的消息也是如此。据悉，杭州、广东的一些地区开始了“星级家长执照”和让家长“持证上岗”的探索，要求家长“明责任、常陪伴”，得到了一些声音的好评。而今天（11月2日）的另一个新闻显示，金华一小学发出公约，叫停家长检查作业，社会调查中心的调查称，79.3%受访者赞成。 要求家长“明责任、常陪伴”，当然不完全等同于“检查作业”“作业签字”，但明显内含着强化家校共育的趋势；叫停检查作业肯定不是要减少父母的教育参与度，但至少表达了很多父母对“担子过重”“任务过多”的长久不满。这二者各自都受到了舆论的好评，都各自有理，如同在对家长说：总之是辩证法，你自己把握吧。 教育理念，需要人类向下一代抽象出全部生存价值，因而是集中呈现既往价值信条冲突的场域。而在中国社会，“时空压缩”式发展所产生的价值观不稳定，又加重了这个场域中的浑浊。正是在上述各种互相冲突的观念功伐中，实用主义观念因其易得性和有用性，渐渐成为主流，“如何做父母”越来越像一种成功学命题。 比如，倡导尊重孩子自由的文章，并不是要确认“自由”是人的第一价值，而是要强调，自由环境多么有助于产生天才，多么有助于孩子get多项技能。长篇大论说要给儿童尽早立规矩，以便其形成严格自律的所谓“成功父母”，也不是要“迂腐”地阐述人己关系、人在社会中的自我认知，而是要展示这样的孩子能更快更早的跑到某一成功点。总之，无论是强调自由还是自律，文章最终都会在“上哈佛”“上耶鲁”的结果上完成合流。
成功学几十年前开始在中国社会风靡，现在开始向下一代传递，不但潜在影响了“下一代”的人生观，而且进一步完成了“这一代”在“做父母”上的规训。它表达的内容是：阶层就是秩序，一个社会只有普通人和“人上人”的分别，却无“个性”和“活法”的差异；它传递的理念是：成功是一种产品，是可以批量的、可以复制的，是技能训练、是捷径寻找、是各种可量化的标准的实现。所以，父母和孩子都要经过一些手段的反复训练，最终达到人上人（名校、名企、高收入、高阶层）的效果后，双双被“成功”加冕。
是尊重天性还是尽早立规，是经过学校训练“持证上岗”还是减少作业参与度，以及更多的流行育儿观，貌似理念不同，但大概都要服从这个成功框架，最终也是以能否取得（趋向）上述意义上的成功为标准，而被取舍。也许，恰恰是因为在一个庞大的转型社会中，在一个机会有限、但规则不确定的社会生态下，功利性成功和实用主义的手段才如此贴合现实，能充分展现出“赢者通吃”规则的成功者角色才显得如此诱人，“做父母”才如此需要成功学的加持。只不过，当做父母也要依照成功学路径演进，下一代能够够得着的“成功”，就已经非常有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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