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档案
唐晓峰
1948年生，辽宁海城人。197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81年获北大地理系历史地理硕士学位，1994年获美国Syracuse大学地理学博士学位。现为北京大学环境学院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主要从事城市历史地理、中国先秦历史地理、地理学思想史方面的研究，在研究中注重结合考古学的方法。
如何用地图扯谎
文︱北京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 唐晓峰
有一本讨论地图的书，开篇便向读者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小公主遇见了一位地理学家，地理学家让小公主介绍一下她的王国。小公主说：“我的王国不大，只有两座山、一条河，不过河边还有一朵小花……”说到花朵，小公主不禁兴奋起来，她准备仔细描述这朵小花。然而严肃的地理学家打断了她的话：“我们不记录花朵。”“为什么？它是我们那里最美丽的东西啊！”“花会枯萎，而山河是永恒的，我们只记录永恒的东西。”结果，在地理学家绘制的地图上，没有小公主心爱的花朵。在小公主看来，地图上的河边没有花朵，是地理学家扯了一个谎。
笔者在美国雪城大学地理系读书的时候，有一位老师叫莫摩尼尔（Mark Monmonier），是地理方面的名家，他写过一本书，就叫《如何用地图扯谎》（How to Lie with Maps）。书中举了不少用地图扯谎的例子。一般人看地图，都当它是一件十足的可以信赖的东西，不像听一个“是非之人”讲悄悄话时那样，抱着相当的警惕性。可谁知道，地图其实也是一个“是非之物”，在它的无声讲述中，竟有不少将事实歪曲了的谎话。
我们可以给地图定出两类扯谎罪：故意扯谎罪与过失扯谎罪。故意扯谎的地图有前苏联1969年以前的一些官方地图，图中故意将某些铁路、海岸线、村庄、河流的位置乱画一番，作为惑敌之计。面对这样的地图，我们看到的是冷战时期政治上的诡诈。故意扯谎的地图还可以举清末大学者俞樾所编《上海县志》中的地图，以俞樾的智商，考订洋人在上海的租界范围应当不成问题，但是，县志中的上海地图只画明了一处处中华景观，图面全无外夷洋场的踪迹。看了俞樾的地图，我们感到俞樾的骨头是硬的。关于故意扯谎的地图，我们还可以说说当下各类房地产商设计的“某某家园”的小区鸟瞰图，在这些图上，小区个个都是现代桃源：绿色环抱，空气透明，周围没有杂物。未来业主们必须在心中将小区环境一一还原：哪里有臭沟，哪里有铁路，哪里有堆场，然后再盘算价位。这样的图，因为太离谱，不敢叫它们地图。但不管怎样，看了商人的小区图，我们明白商人的心是奸的。
至于过失扯谎的地图，可举著名的美国汽车协会在一份美国全国汽车线路图上忘了画上“西雅图”，按照这幅地图走，汽车是永远到不了西雅图的。所谓“过失”，还有一种叫“文化过失”，其“过失”是文化背景造成的，这样的文化过失地图有很多。利玛窦因为文化的过失，把“中国”画在了世界的边上，反之，地中海世界的人会认为把中国画在地图中央也是一个过失。有些文化过失是耐人寻味的。咸丰年间，有洋人画的一幅上海地图，与当时中国《府志》中的上海地图比较，洋图中删掉了县衙门，占据中央地位的是“伦敦慈善会”，城内的城隍庙、财神庙、广福寺等全都不见了，却标有一座座基督教堂。衙门与教会何者崇高，两张地图各有一套说法，哪张图上是真上海，也有辨不清的地方。那么过失到底在哪一方？有些地图上的文化“过失”是可憎的，如英国殖民者的美洲地图，在住满印度安人的地方标注着“空白”。（假设印第安人也画了一张地图，那么英伦三岛是否也是“空白”？）当人们凝视一张殖民者的美洲地图时，他们没有想到，这张地图给美洲原住民带来怎样的悲惨后果。
现在，地图是个越来越文明的东西，一些地图集装帧到全都豪华庄严之极，望之令人肃然起敬。翻开页面，精细的图线，清亮的色彩，令人赞赏不已。只见城市、乡村、公路、桥梁、高山、河流、大海、岛屿布列眼底。刹那间，我们忘了眼前只是一叠纸张，仿佛这就是那个伟大、庄严、丰富的世界。“这就是世界”，这就是地图扯出的最大一谎。
这是地图，这不是世界。世界只有一个，而地图却有亿万张，哪一张地图也不是世界的真正代表。我们又想起了前面故事中的小公主，小公主不需要地理学家的扯谎地图，她会有一张自己的地图，那朵花正开在地图的中央。地理学家也许又去向一个男孩做调查，但男孩也不喜欢地理学家的扯谎地图，因为男孩认为，地图上必须要有一个鸟窝、两个泥巴碉堡，山丘后面，还有他刚刚从中凯旋归来的“罗宾汉森林”。
长城内外是故乡
今天，我们在地图上看到方角折曲的长城符号，都觉得十分自然，至少从宋代以来，各类全国地图上便有了长城的“小像”。编图者把它与北方的河山画在一起，说明这座人工建筑已和北方自然的高山峻岭结成一体。再从人文方面看，长城不只是一道砖石土垣筑起的军事屏障，作为大地上一个独一无二且伸展辽远的地理因素，它引导了一条特殊的人文地带的形成。这一地带的核心是长城，所以可称为“长城地带”。
古代诗文已把祖国山水赞美得淋漓尽致，即使在不起眼的偏州小县，也会有文人封点的“四胜”、“八景”。不过长城地带得到的赞辞却极少。长城地带在古代文人的歌咏中，只有弓刀、白骨与荒凉，在世代民间传说中，也尽是悲惨的故事。“饮马长城窟，水寒伤马骨……君独不见长城下，死人骸骨相撑拄”，长城地带是一个悲剧地带。
然而，长城地带的悲剧性，完全来自南方人在北望长城时的心情。在长城脚下生活的人，不可能终年作冷月荒垣的感慨，他们像所有地方的人一样，必须利用当地的环境特点，开辟自己的生活空间，建立自己的社会地域。早在《汉书·匈奴传》中，就已揭示了长城内外人民往来长城下的积极气氛。如在长城关口，“贾店鳞比，各有名称。如云南京罗缎铺、泽州帕铺、杂货铺，各行交易。铺沿长四、五里许，贾皆争居之”。
长城地带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人文地理影响。近代以来，对长城地带在学术上率先进行考察的为数不多的人中，有美国地理学家欧文·拉铁摩尔。拉铁摩尔不是“胡人”也不是“汉人”，没有站在某一边而排斥另一边的天然立场。另外，他对地域的分割不以国家而论，注意力也不是重在“文明”或“荒远”，而是能放大视野，超越政治与民族，将两边合观为一个“亚洲大陆”。他发现对汉族是边缘的长城，对整个亚洲大陆却是一个中心。
所谓“中心”，是指在长城的两侧并立着农业与游牧两大社会。这一中心概念的建立，纠正了以往以南方农业社会为本位的立场。以往绝大多数人在讨论二者时，话锋向来在北方“野蛮”游牧社会如何“乱”了南方“文明”农业社会这一端。
拉铁摩尔认为，当南方农业社会未成熟壮大前，都是种植、养畜的混合经济。不能种植的地方，则几乎没有人烟。后来，精耕农业在南方出现，农业社会形成，在地域上不断壮大。在此期间，伴随着部落间的争斗，原始政治的不相容性，使一些部落被驱赶到几乎不能进行任何种植的草原地带，于是纯畜牧经济出现了，而在草原上的畜牧，必须游动，最终形成了游牧社会的生活方式。在司马迁的记录中，“戎—狄—匈奴”名称的变更正是反映了这一过程。草原游牧社会具有从无到有、曲折演进的历史，而这一历史，由于地理的“缘分”，离不开南方农业社会的存在，更具体一点讲，离不开长城地带的存在。
在长城地带，人文地理与自然地理一样具有过渡性，它是一个农业和草原势力接触并汇合于此，而不能被任何一方永远统治的世界。在“过渡”社会中，因“正常”社会的统治者无心认真经营“过渡”政治，这里的政治永远是消极的，但在这里贸易永远是积极的。据《明会典·户部·屯田 》记载，这里“军余家人自愿耕种者，不拘顷亩，任其开垦，子粒自收，官府不许比较，有司无得起课。”徭役租税的疏漏，人口的流散，造成更灵活自由的集市经济。
放眼历史而观长城，其活力贯穿于军事、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长城的意义在最后一个王朝时发生重大转变。康熙皇帝的名言“在德不在险”、“众志成城”对长城进行了功能上与道德上的双重否定。其实，长城意义的骤降并非由于人们道德上的觉醒，满族上层与蒙古族上层的政治同盟，清政府在草原社会施行的政策才是其本质原因。
经过历史的曲折发展，长城时代终于结束，咒骂长城恨不能将其哭倒的历史故事已不再动人。在新的时代心态下，长城得到了道德重建，“修我长城”成为恢复民族自信的号召。长城地带，曾为家乡，现在面临的是全面的社会更新。
歌唱自然的时代
一位研究中国文学史的外国学者感慨道：“自古以来，中国文学很少不谈到自然，中国文人极少不歌唱自然。纵观整个中国文学，我们可以发现，中国人认为只有在自然中,才有安居之地，只有在自然中,才存在真正的美。”
中国人对自然之美的欣赏起源于南朝。南朝时代，是一个歌唱自然的时代，是审美性的自然观确立的时代。在都市物质文化热火朝天的今天，我们不妨回到南朝去做一次“历史游”，放宽一点身心，缅怀一回祖先，体味一番那个初唱自然的时代的古歌。
随口说一句“自古以来”我们的祖先就歌咏自然之美，是很不准确的。《诗经》中有许多作品吟咏的与其说是“自然”，毋宁说是“自然物”。《诗经》提到自然物不是为了吟咏自然，而是为了利用自然物进行所谓的“比兴”。诗中所描绘的多是自然物的形状、状态，而不是形状之美。如“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
《楚辞》中的自然是幻想世界、神仙世界。虽然有一点客观地写景与借景生情，但不是主要的。到了辞藻华美的汉赋时期，赋中所描写的自然，范围也仅限于游猎场所、宫苑和都邑附近的山川，后代文学中所表现的山川池林的秀美、自然景物的千姿百态，在汉赋中是基本看不到的。所以，直到汉代，人对于自然美还没有什么特别明确的意识。
真正的山水田园审美诗作始于东晋。而此前正是玄风盛行的时代。西晋以来，玄学（即老子、庄子、佛家的抽象论说）昌盛，诗歌多玄言，称“玄言诗”。比如：“缅哉冥古，邈矣上皇。夷明太素，结纽灵网”。“上皇”、“太素”是什么，今天的读诗人不可能明白，所以这样的诗不会在后世广泛流传。到了东晋，有些“雅士”以为宦场充满“尘垢”，因此到山水间“散怀”，开头还是“以玄对山水”，对出来的依然是玄情。比如“太虚辽廓而无阂，运自然之妙有。释域中之常恋，畅超然之高情”。这首诗叫《游天台山赋》，其实作者孙绰并没有趋身到天台山去，而只是“遥为其赋”，依托辽廓自然，解释俗恋，抒发一下超然高情。这里的“高情”还是玄情，并不是山水审美。
“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扭转东晋“庄老”玄言诗风，创山水田园诗派的关键人物是陶渊明与谢灵运。陶渊明开田园派，“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他的诗平实上口，我们都能背出几句。谢灵运开山水派，他是名门望族，但喜好山水，经常到山水间摸索，人们误以为他是贼。谢灵运说自己：“山水，性之所适”。他不喜欢“华堂”的欢乐，而喜爱“枕岩漱流”，“敢率所乐，而以作赋”。于是自然本身之美在他的笔下渐渐显露：“春晚绿野秀，岩高白云屯”，“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秀”、“净”、“明”是自然本身之美。
由借山水“比兴”、抒情，到径直咏山水本身之美，是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变化。自此，开出中国文化的一大传统，即自然审美。从那以后，自然审美的情感总是填满中国文人的胸怀，而所流露出来的华章美赋，真是数不胜数。我们今天爱谈论“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这一方面，祖先发明的山水审美也是一桩大事。西方近代自然观是物理的、生物的；现在流行世界的自然观是生态的，强调人的生存与健康。这些都不是审美的。只有在中国的地理景观文化中，包含有“审美”这精彩的一章。
回想南朝那个时代，人们欣赏自然，“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这是何等豪迈畅意！如今，在高楼林立的大都市，有人已经淡忘了对自然的感受，而只顾到大都市去寻找现代“奇技淫巧”的雕琢之“美”，作现代都市之蛙。我劝这样的朋友，即使没有时间出门，也要多读一些谢灵运、陶渊明以及其他古人的风景名篇，领略一下登山观海的畅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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