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排左二为谢立恒
中央国医馆是中医存废斗争的产物，名医余云岫1929年在国民政府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上提出《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得到通过。作为反制，中医界成立国医馆，也打着科学化旗号，欲延续中医药生命。
东哥此前在两篇文章清末的中医被称作“暗杀党”，丁福保说不死于病而死于中医药者，每年有几千万和《黄帝内经》是战国术士伪托，中医科学化绝无可能吗？中，讲了中华民国医药学会执监委员会给国民政府五院院长的公开信，对中医科学化表达了悲观态度。但他们也深知，在胡汉民、陈立夫等党国大佬的助推下，国医馆之设立已断难中止，所以他们在信中试图提出一个折衷方案：“提倡国医馆诸公，苟能平心静气，先理后情，深思熟虑，翻然改悔，实为党国之大幸，否则其办法尚未确定，补救罅漏，犹未尝无方也。”
中医粉陈立夫出任中央国医馆理事长
他们认为，旧医可以被研究的，只是一小部分药物经验而己。但是如果想要定药效，必须以认识疾病为先决条件。但中医对接连数日的发热，动辄就说是“温邪”，对烦扰失眠，就总称为肝气，什么病都不知道，药效又从何谈起呢？所以他们建议国医馆蒐集古来医籍所记载的病候，覆以今世科学所研究的报告，以明其症结之所在，先确定疾病，才可言药效。他们觉得这对国医馆尚属可行：“取国产药物，考其产地，图其形态，别其类属，定其名称，更以化学药学之技术析其成分，生理药理之方法试其功能，以明其效而定其用，则国产药物始可施于合理之医疗矣。”
对于中医理论，中华民国医药学会执监委员会持否定态度：“阴阳五行之说，司天在泉之论，纯粹巫瞽之道也，禁而绝之。三部九候之法，肝旺肾虚之诊，完全欺罔之术也，黜而废之。不护短，不饰非，示天下以大公，振民众之耳目，此亦国医馆所可行之事也。诚能如此，则国医馆不为虚设，每月五千元之国币不为浪费，诸公之提倡国医馆不为徇情，政府之建立国医馆不为逆理。“他们认为这是发扬国粹而仍不背乎科学救国之精神的唯一办法了——斡旋之机，在此一举，不可再误也。
进一步，他们对于国民政府的科学精神有所批评。自国民党建政以来，“科学救国”之声洋洋盈耳，但实际上对于人类所最重要的医药卫生现象，却做得特别差。譬如敎育，假提高医育程度之名义，不许专门独立，如此则人材之造就受阻；再如立法，把世界公认、全球实行的现代医学生硬地称之为“西医”，与时代落伍的国医与其并称；再如行政，卫生机关开始为“司”，很快又改成“部”，现在又变为“署”，三年三变。综而观之，就是骨子里认为“科学医”是无足轻重的，认为旧医可以依赖。要而言之，执政者不知新、旧医之底蕴，而是以浮俗之议树建设之谋，不重任科学，不笃信真理，而欲以神秘的玄论凌驾于其上，这让真爱党爱国者捶胸痛哭啊。
这封信引发了中医界的反响。全国医药会随后也上书国民政府五院院长，承认中华民国医药学会执监委员会“非有恶于旧医，非有憾于国医馆。足见该会责人之平心静气、先理后情者，彼等当已先自平心静气而发为深思熟虑之言矣。”但他们认为，还是有不对的地方。
中医动辄肝旺肾虚，被认为是完全的欺罔之术
他们反驳说：西医动辄以“科学”与“新”字为号召，如挟天子以令诸侯，以国医为绝对不可科学化的旧事物。难道西医能由“四液三素”之说递嬗而有今日，我国医独不能由“七方十剂”之说演进而臻科学吗？宇宙上的一切，都是科学的材料，却偏偏说科学不足以绳尺国医，这贬低了国医还是小事，渺视了其所挟以号召的科学的范围，这毛病就大了。
他们也是洋洋洒洒千言的反驳文。容下篇文章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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