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排左二为谢立恒
中央国医馆是中医存废斗争的产物,名医余云岫1929年在国民政府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上提出《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得到通过。作为反制,中医界成立国医馆,也打着科学化旗号,欲延续中医药生命。
东哥此前在两篇文章清末的中医被称作“暗杀党”,丁福保说不死于病而死于中医药者,每年有几千万和《黄帝内经》是战国术士伪托,中医科学化绝无可能吗?中,讲了中华民国医药学会执监委员会给国民政府五院院长的公开信,对中医科学化表达了悲观态度。但他们也深知,在胡汉民、陈立夫等党国大佬的助推下,国医馆之设立已断难中止,所以他们在信中试图提出一个折衷方案:“提倡国医馆诸公,苟能平心静气,先理后情,深思熟虑,翻然改悔,实为党国之大幸,否则其办法尚未确定,补救罅漏,犹未尝无方也。”
中医粉陈立夫出任中央国医馆理事长
他们认为,旧医可以被研究的,只是一小部分药物经验而己。但是如果想要定药效,必须以认识疾病为先决条件。但中医对接连数日的发热,动辄就说是“温邪”,对烦扰失眠,就总称为肝气,什么病都不知道,药效又从何谈起呢?所以他们建议国医馆蒐集古来医籍所记载的病候,覆以今世科学所研究的报告,以明其症结之所在,先确定疾病,才可言药效。他们觉得这对国医馆尚属可行:“取国产药物,考其产地,图其形态,别其类属,定其名称,更以化学药学之技术析其成分,生理药理之方法试其功能,以明其效而定其用,则国产药物始可施于合理之医疗矣。”
对于中医理论,中华民国医药学会执监委员会持否定态度:“阴阳五行之说,司天在泉之论,纯粹巫瞽之道也,禁而绝之。三部九候之法,肝旺肾虚之诊,完全欺罔之术也,黜而废之。不护短,不饰非,示天下以大公,振民众之耳目,此亦国医馆所可行之事也。诚能如此,则国医馆不为虚设,每月五千元之国币不为浪费,诸公之提倡国医馆不为徇情,政府之建立国医馆不为逆理。“他们认为这是发扬国粹而仍不背乎科学救国之精神的唯一办法了——斡旋之机,在此一举,不可再误也。
进一步,他们对于国民政府的科学精神有所批评。自国民党建政以来,“科学救国”之声洋洋盈耳,但实际上对于人类所最重要的医药卫生现象,却做得特别差。譬如敎育,假提高医育程度之名义,不许专门独立,如此则人材之造就受阻;再如立法,把世界公认、全球实行的现代医学生硬地称之为“西医”,与时代落伍的国医与其并称;再如行政,卫生机关开始为“司”,很快又改成“部”,现在又变为“署”,三年三变。综而观之,就是骨子里认为“科学医”是无足轻重的,认为旧医可以依赖。要而言之,执政者不知新、旧医之底蕴,而是以浮俗之议树建设之谋,不重任科学,不笃信真理,而欲以神秘的玄论凌驾于其上,这让真爱党爱国者捶胸痛哭啊。
这封信引发了中医界的反响。全国医药会随后也上书国民政府五院院长,承认中华民国医药学会执监委员会“非有恶于旧医,非有憾于国医馆。足见该会责人之平心静气、先理后情者,彼等当已先自平心静气而发为深思熟虑之言矣。”但他们认为,还是有不对的地方。
中医动辄肝旺肾虚,被认为是完全的欺罔之术
他们反驳说:西医动辄以“科学”与“新”字为号召,如挟天子以令诸侯,以国医为绝对不可科学化的旧事物。难道西医能由“四液三素”之说递嬗而有今日,我国医独不能由“七方十剂”之说演进而臻科学吗?宇宙上的一切,都是科学的材料,却偏偏说科学不足以绳尺国医,这贬低了国医还是小事,渺视了其所挟以号召的科学的范围,这毛病就大了。
他们也是洋洋洒洒千言的反驳文。容下篇文章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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