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全程观摩遗址景观
15日上午，专家学者仍在讨论陶寺遗址的发掘成果，下午参观了初具规模的陶寺遗址景点。天气也在眷顾着远道而来的客人，天空虽然阴云密布，连绵的秋雨的却停了下来。
笔者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队长、长期致力于陶寺考古发掘研究的何努同乘一车，他与台湾故宫博物馆的邓淑苹女士并排座着，谈论的话题离不开陶寺。1958年考古调查时被发现，1978年开始大规模发掘，已发掘墓葬1000余座，出土完整或可复原文物5000余件。经碳14年代综合测定分析，陶寺遗址总体可分为早、中、晚三期，距今分别约4300-4100年、4100-4000年、4000-3900年。
“今天早起‘尧窝’（音）没出了，天阴着，雨下（哈）到少（响）午才停了”寺头村走出的导游小邓的地方方言让全车的专家都懵了。“襄汾县志有记载，这是陶寺方圆20里群众对太阳的称谓，县志中是以‘鸦窝’标注”何努研究员解释，陶寺及平阳大地，人们从古至今崇拜帝尧，而陶寺附近的村民则将尧视为太阳。他的解释得到了小邓的认可。
同行的临汾市党校副教授石耀辉对笔者说，“‘中国’之中，始自陶寺”“陶寺遗址诠释了最初‘中国’的概念”“出土朱书陶文‘文尧’是陶寺为尧都的直接证据”“陶寺是一个综合性多机能的中心都市”“陶寺是华夏文明的主根”。这是从此次论坛获得的消息。
参观从陶寺观象台开始，“陶寺文化具有王权国家、礼乐文明、海纳百川、务实创新四个特质。”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副研究员高江涛现场解说，华夏文明有两个最重要的特点：王权和礼制，陶寺具有明显的这些特质，均与夏商周三代文明以及逐渐形成的华夏文明一脉相承，可以说是华夏文明这棵参天大树众多根系中的主根。
在史前古城模型区域出现了“各位亲，大家好！我是你们今天的导游‘陶陶’，欢迎大家来到中华大地这块神奇的土地——陶寺遗址，经过40年的考古发掘与研究，这里逐步证实是伟大祖先‘尧’的都城······”的声音。机器人陶陶的话语让周边群众啧啧称赞，经了解，陶陶的解说词是中科院山西考古队高江涛副研究员一手撰文编制的。
“陶寺遗址今非昔比”来过陶寺五六次的陕西省考古院花甲之年的王占奎感慨。木板铺就的步道，景区代步的电瓶车，微缩的古城模型，开放的宫殿区，解剖的柱坑、让人遐想的头颅遗骸……让众多专家流连忘返，在引导员的一再督促下，专家与学者才乘车向陶寺遗址主题邮票暨陶寺遗址发掘四十周年纪念邮册首发式现场出发。
巨大的展板面前，解说员兼主持人熟练地说道：陶寺遗址考古发掘的陶寺观象祭祀台，是世界范围内迄今考古发现最早的观象台，时代为陶寺中期；陶寺早期王墓出土的龙盘，其龙的形象与特征是中原龙形态形成的开始，并被不断丰富与完善为中国龙而绵延至今；陶寺遗址还出土了陶鼓、鼍鼓、石磬、铜铃、陶埙、口弦等乐器，尤其是在早期王墓中，陶鼓、鼍鼓、石磬通常配伍，标志着陶寺礼乐制度的集成与初步形成。
“中国”概念最初的诞生必须有“中”“国”两个概念组成，“中”应是物化的“地中”概念，“国”则是国家社会形态。考古发现陶寺文化测日影立中的圭尺，既是迄今世界最早的圭尺仪器实物，也表明陶寺已经形成“地中”概念，它和陶寺社会的国家形态及都城的存在，诠释了最初的“中国”的概念：地中之都，中土之国。
陶寺圭尺的考古研究表明，4000多年前的陶寺人已经有了“地中”观念，当时的王者认为自己所处的都城就是天下之“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之中，始自陶寺。“陶寺文化具有王权国家、礼乐文明、海纳百川、务实创新四个特质。”华夏文明有两个最重要的特点：王权和礼制，陶寺具有明显的这些特质，均与夏商周三代文明以及逐渐形成的华夏文明一脉相承，可以说是华夏文明这棵参天大树众多根系中的主根。
曾参加遗址发掘的老队长李健 明、高星彭等专家赞赏何努的说法，陶寺遗址40年来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大致展现出中国史前邦国时代政治中心型都城的完整实例，都城功能区划全部齐备，且从早期到晚期有着比较完整的动态变化兴衰过程，对于后世中国王朝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在世界早期都邑与文明中，也或多或少能找到与陶寺邦国都城相似的特征。陶寺遗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不仅诠释了最初“中国”的概念，同时也初步建立起一条比较完整的证据链，证明陶寺为文献记载中的尧都，使“尧舜禹”走出传说时代，正成为信史。这是陶寺考古团队一代人接一代人，团结拼搏的结晶，陶寺遗址文化将载入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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