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下的中国画坛，从事中国画创作的人可谓众多，然能卓尔不群，在作品中真正贯注中国文化精神、气象不俗的少矣。范扬先生则正是这少数中突出的一位，他以强烈的个性创作风格步入中国画学之高标而引人注目。他的作品真正洋溢着中国绘画精神的光彩。
中国绘画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画是民族文化的精粹体现。中国画学渗透的是东方的哲学智慧，表现的是文化的高蹈境界。
中国画学所倡之气韵、境界等等，无不首先在精神之高层面论事。其次在技术上言说。即使是从技法上论，亦无不随情思心绪展开。若中国画所讲之“写”、“笔墨”等等，字面乃言画之动作或工具材料，然其所蕴蓄、累积之文化内涵实不那么简单。
如中国画学，古人归为“六法”，而清人王学浩就说：“六法之道，只一写字尽之。”可见中国画学乃玄妙之学，是在形而上之精神层面说事。因之中国画学精神归根结底是华夏文化陶育下的大道哲学，是“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与六籍同功、四时并运、发于天然，非繇述作”之可观之道也。
言范扬先生的画最能体现中国画学精神，盖因范画正是在形而上之精神气象上着力；在画格与人格上去俗亲雅；在道技兼修上更重悟道。且不论其家学禀赋之渊源、才情格致之养成，技能修为之历练，但观其画作，行家里手莫不动容叹为惊愕。
其画气象沉雄而不板滞、活脱而无浮滑、流动而无轻邃、华滋而无妍媚，真是一个迥出天机、若骤若驰、斡流旋转的心象世界。诚如范迪安先生所论：“范扬在两个世纪之交这几年里似乎得到了神助，以爆发出来的强劲之力将自己的画境大大地做了提升，在他的作品面前，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他作画之际‘情驰神纵、超逸优游’的状态。
就笔墨的意态而言，他浓笔酣墨，落在幅上皆成‘文章’，显示出解衣磐礴的畅快，达到了通权达变的火候。就描绘的内容而言，他打通了山水、人物、花鸟原有门类界限，只要面对自然，便能‘临事制宜，从意适便’，信手拈来皆得理法，在散乱的节脉中荡起形象的生机。”
观其画、识其性而知其人。因为中国画学，实为人学。人学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核心，而传统的审美实际上又是对自我人格的欣赏。
人的胸襟、品藻决定画的格调气象。古人有“人品既已高矣，气韵不得不高；气韵既已高矣，生动不得不至”之说，故读书修品成为传统画家终生之修为。当然人之天性各有不同，或刚或柔，关键在于得正气而不染乎邪病也。
其实，中国画家在作画过程中最能体现其气质、学养、修能及性格。古代画家作画的状态，许多书中亦有记载与描述。米元璋之癫、徐青藤之狂、渐江之静，皆发乎性情，从心所欲，虽禀性迥异，但各具本相，因而笔下都有了个性生命的神彩与活脱。
范扬作画虽无古人“突然绝叫三五声”之狂，却有“笔所未到气已吞”之慨，他落笔率意，不假思索，笔笔相生，息息不绝，纵横涂抹，生趣滔滔。笔下山川云水，如浩荡洪流滚滚而至，驰骋自如，令人惊慑。其气概又如冲陈之骁将，奔突如风，气雄万夫。
诚如古人描写“得道者”作画的神情：“当夫运思落笔，时觉心手间有勃勃欲发之势，便是机神初到之候，更能迎机而导，愈引而愈长，心花怒放，笔态横生，出我腕下，恍若天工，触我毫端，天作妙绪。前者之所未有，后此之所以难期，一旦得之，笔以意发，意以发笔，笔意相发之机，即作者亦不自知所以然。”
范扬的画并不以描绘实物之形为己任，全以追求精神上蕴含之生运机趣为鹄地。所以写在画面上的“象”乃“心象”而非“物象”，或是假物象以传达“心象”。
弗论其所画的是林泉高致或悟禅的罗汉，抑或人物花卉，其画均不受实在物象的限制，一任情怀意绪导引，畅性而为，得意而忘形。沈括就说过“书画之妙，当以神会，难可以形器求也”。对此，黄宾虹更是强调：“艺术流传在精神，不在形貌，貌可学而至，精神由感悟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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