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判决能否作为行政处罚的定案依据？

　　案情

　　盱眙龙虾是江苏省盱眙龙虾协会注册的地理标志证明商标，2009年被认定为驰名商标。

　　2014年7月，赵某向盱眙县市场监管局投诉称，自己在南京A土特产有限公司购买的两盒熟食龙虾包装上，印有“中国驰名商标”字样，产品生产者是盱眙县的B公司，生产时间是2014年6月，要求查处生产者，同时要求生产者给予其10倍赔偿。

　　执法人员接到投诉后立即展开检查，在B公司及与B公司合作的商场发现两种包装的熟食龙虾，一种印有“中国名菜”，没有“中国驰名商标”字样；另一种虽有“中国驰名商标”字样，但已被印有“中国名菜”的不干胶覆盖。执法人员随后答复投诉人，其投诉查无证据，不予立案，10倍赔偿亦无依据。

　　2015年1月，赵某向南京市鼓楼区法院起诉A公司，要求10倍赔偿。在法庭上，赵某提交了售货小票和印有“中国驰名商标”字样的商品。A公司辩称是赵某购买后撕掉了覆盖在“中国驰名商标”字样上的不干胶。法庭释明，A公司可就原告提供的商品包装是否有撕去不干胶的痕迹进行鉴定，但A公司拒绝。最后法院判决认定原告商品为A公司提供，但因不构成欺诈，驳回原告要求赔偿的诉讼请求。

　　2015年3月，赵某把判决书递交盱眙县市场监管局，再次要求查处B公司。

　　分析

　　在没有其他证据证明B公司2014年5月1日后生产、销售带有“中国驰名商标”字样的商品的情况下，能否单纯依据法院的民事判决认定B公司违法行为成立？执法人员对此问题产生意见分歧。

　　第一种意见认为可以依据法院判决认定B公司违法。理由是：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2〕21号）第七十条规定，生效的人民法院裁判文书或者仲裁机构裁决文书确认的事实，可以作为定案依据。本案中的法院判决已经生效，民事判决作为证据使用，其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不容置疑，行政执法机关可依据此判决认定B公司在2014年5月1日后有生产、销售带有“中国驰名商标”字样的商品的行为。

　　第二 种意见和第三种意见均认为不可以，但理由不同。

　　第二种意见认为，本案中法院判决虽然认定A公司销售了带有“中国驰名商标”字样的商品给赵某，但这是个孤例，而且A公司销售和B公司生产、销售是两个环节，前者并不能必然推断出后者，因此不能单凭法院的民事判决认定B公司生产、销售了违法商品。

　　第三种意见认为，法庭审理过程中，被告A公司没有理会法庭分配的举证责任去申请鉴定，可能是因为他们坚信自己不构成欺诈，无须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所以在举证方面有些懈怠。由于A公司没有举证证明不干胶是被撕掉的，所以法院判定其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即认定赵某手中的违法商品是A公司销售的。这种判定其实是推定事实存在，而民事判决靠推定认定的事实未必是真正的事实。行政法与刑法一样，讲究以事实为依据，事实不确定和疑点利益归当事人。在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法院的民事判决不宜作为认定B公司违法行为成立的依据。

　　笔者同意第二种和第三种意见。

　　李全柱　张颖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