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适应社会发展使用新词新义,是为了“辞达”。“下海”一词,《现代汉语词典》1983年修改本里还只列出三个义项: 1 到海中去; 2 (渔民)到海上(捕鱼); 3 指业余戏剧演员成为职业演员。1996年的《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增加了一个新的义项,即: 4 指放弃原来的工作而经营商业。现在,假若哪份报纸哪本杂志上有一篇文章题为“下海”,多数读者想到的肯定是经商做生意。近来,媒体上流行“粉丝”一词,来自英语的“fans”,有“狂热的迷恋者、狂热的崇拜者”之类意思。这个词,公文里、教科书上不宜使用,但在特殊场合,却有其特殊的作用。2006年5月17日的《楚天都市报》上,有一篇短文《粉丝沙龙》,说的是真人真事。作者说,他妻子内退回家,十分苦恼,他鼓励妻开个粉丝小吃店,儿子大声叫好,挂出了一个“粉丝沙龙”的店牌。没两天,突然进来十多个男孩女孩,出高价钱包店,说“铁杆粉丝”在“粉丝沙龙”搞聚会,够味!从此,生意出奇地火爆。作者叹道:此“粉丝”非彼“粉丝”,没想到此“粉丝”引来那么多的彼“粉丝”,让妻乐得合不拢嘴!(笑)
其次,适应表达需要选用句法结构,也是为了“辞达”。句子可以变换结构。两次春节联欢晚会上,冯巩出场总是对观众说:“我想死你们了!”到了2005年的春节联欢晚会,节目主持人要求他不能重复这个句子,他顺口而出:“你们让我想死了!”同一个意思,还有一种说法。琼瑶小说《哑妻》中,这么描写雪儿见到爸爸的情形:雪儿望着父亲,然后垂下头去,找了一根树枝,在地上写:“你是我爸爸?”柳静言点点头,雪儿又看了他好一会儿,然后写:“爸爸,你想死我们了!”母女俩年年月月想着的是“你”,现在面对着的正是“你”,因此,最迫切的是要把“你”先说出来,然后再接上“想死我们了”。
再次,根据表述要求变动同音字来组造语句,也是为了“辞达”。常言:“舍不了孩子套不住狼。”为了套狼,宁可牺牲孩子,这合理吗?可怜天下父母心啊!《语文建设》发表过一篇《因声起意与流俗词源》的文章,作者指出:这里的“孩子”可能是“鞋子”的讹读。因为,在一些方言区中,“鞋子”就读成“háizi”这条俗语应为 “舍不得鞋子套不着狼。”在一次国际会议上,我特别提到了这一点。讨论时,有位新加坡学者提问:“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中的“毒”,有没有可能是由“度”演化而来的?我认为很有可能。“量小非君子”和“无度不丈夫”,互文见义,也可以说成“量小非丈夫,无度不君子”。是否如此,尚待求证,但无论如何,肯定都是能够引发思考的好假设。那么,如果假设得到证实,是否导致对“舍不了孩子套不住狼”和“无毒不丈夫”的否定和舍弃呢?不是。这类夸张性说法,经历了语言运用的时间考验,在历史发展中已经定型,所表达的意思已经十分清楚。以“舍不了孩子套不住狼”来说,是否合乎人情的理据已经淡化,不再成为需要深究的话题,人们已然接受了凸显出来的意思,这就是:必须作出重大的牺牲,否则就无法取胜。
理论越精辟,话语越简短。两千多年前,孔老夫子就已为我们提出了有关语言的一条纲领性的原则。辞达而已,一语破的。这一原则,可以用来建构语用学和修辞学,也可以用来解释词汇的发展和语法格式的演变。中国传统文化的宝库中,像“辞达而已”这样的精辟论断,应不在少。
四、中国语学的特色探求
中国语言研究,应该旗帜鲜明:面向世界,面向时代需求;根在中国,根在民族土壤。我们重视学习和借鉴国外理论方法。在这一点上,要承认自己的落后,要看到自己同别人之间的差距,要把握研究工作的先进走向。作为汉语研究工作者,我们又应该重视“研究植根于汉语泥土,理论生发于汉语事实”。讨论国学,不是要回归到国故,而是为了弘扬国学的精魂。把学习别人长处和创建自己特色结合起来,处理好“向”和“根”的关系,才有可能真正出现与国际接轨的局面。
我们应该旗帜鲜明地提倡形成语言学的中国学派,提倡、探求和凸显中国语学的特色。
古为今用、外为中用,这无疑是正确的选择。国故意义上的国学,无力因而也不能直接促进国家文化的大发展;纯引进意义上的今学,也总避免不了水土不服的缺憾。无可怀疑,跟文字、训诂、音韵等相比较,无论广度还是深度,中国现代语学的面貌都是全新的。但是,在国际学术交往中,却显露了明显的弱点,比如原创性学说缺乏、创新性理论不多、学术风格不明朗,因而处于弱势地位,根本无法跟别人平等对话。说千道万,中国语学要得到长足发展,最重要的是提倡形成“语言学的中国学派”。2004年,《汉语学报》发表了《以学派意识看汉语研究》的文章,作者指出:学派是学术研究领域走向成熟、发达和繁荣的标志,所谓学术的繁荣,就是学派、流派之间的竞争的果实。伟大的思想,只能在学派的争鸣与摩擦中产生。汉语研究中学派的形势不明朗,这是一个事实。没有学派,就没有该学科的国际地位;没有国际地位,则从根本上取消了我们的国际交流的话语权。这篇文章发表以后,产生了相当大的反响。
要形成语言学的中国学派,就必须强调语言研究的“自主创新”。什么叫“创新”?“创新”本身就是一种独创性的行为或成果,本来就是“自主”的!可是,如果这么咬文嚼字,绝对是十足的书呆子气。正如国学是相对西学侵逼而提出的概念一样,“自主”创新针对的是“他主”创新。提出“自主创新”,是在高屋建瓴,是在主张弘扬民族智慧,是在强调国家兴盛之“大我”。许多人喜欢读金庸小说,我是其中一个。王重阳和林朝英原是一对天造地设的佳偶,却没有结合,这是因为二人武功既高,自负益甚,一直至死,争竞之心始终不消。林朝英创出了克制全真武功的玉女心经,而王重阳不甘服输,又将九阴真经刻在墓中。只是他自思玉女心经为林朝英自创,自己却依傍前人的遗书,相较之下,实逊一筹。王重阳很清醒,作出了“自创”高于“依傍”别人的判断。
只要形成了语言学的中国学派,自然而然就会出现中国特色的语言学。科学无国界,这话绝对正确。不过,要看怎么理解“科学”和“无国界”。“中国特色数学”、“中国特色化学”、“中国特色物理学”的确不能说,然而,是否可以用此来证明“中国特色美学”、“中国特色史学”、“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也不能说呢?好像不可以。且别说人文社会科学,即使是属于工科的建筑学,由于跟社会因素人文因素有很深的渊源,也完全可以提“中国特色建筑学”。至于“无国界”,是否就等于说任何门类的学科都没有国家特色或民族特色呢?是否也可以理解为科学属于全人类,科学成果为全人类所共享呢?语言学是一门具有社会性和人文性的学科,提“中国特色”是无可指摘的。在国家提倡振兴民族文化之时,强调“中国特色”,更有导向性的作用。
当然,中国语学要形成和凸显自己的特色,绝非易事,需要做长期而艰苦的探求工作。1996年6月10日,季羡林先生为“中国现代语言学丛书”作序,其中指出:下一个世纪的前20年,甚至在更长的时间内,都是我们探求的时期。我们必然能够找到“中国的特色”。只要先擒这个“王”,我们语言学的前途,正未可限量。1999年6月29日,季先生为他所主编的“20世纪现代汉语语法八大家选集”作序,又接着上面的话题写道: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探求?向哪个方向探求?我不揣庸陋,想补充两点。第一点是,要从思维模式东西方不同的高度来把握汉语的特点;第二点是,按照陈寅恪先生的意见,要在对汉语和与汉语同一语系的诸语言对比研究的基础上,来抽绎出汉语的真正的特点。能做到这两步,对汉语语法的根本特点才能搔到痒处。
最后,我讲几句话,作为结束语。
第一,一个国家有没有自己的学术特点,意味着一个国家有没有自己的强劲文化;一个没有自己强劲文化的国家,意味着国际交流中发言权完全掌握在他人手里,自己只能俯首贴耳地驯服于他人的指指点点。目前,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严重入超提醒我们,需要大声疾呼振兴自己的文化。
第二,中国有灿烂的文化,这不是历史教科书上僵硬了的几个汉字,也不是仅供观赏的历史化石,而是可以滚动起来的一江长长活水。以现代意识为前导,弘扬国学优良学风、深刻学理和有用成果,让国学精魂与现代意识结合起来,有利于实现民族文化的振兴,有利于助产中国特色的学问。
第三,中国学术,包括中国现代语学,应该也可以对世界学术作出贡献。《光明日报》2006年3月23日发表《中国语言研究的民族性与世界性》一文,文中几句话说得特别好:世界性与民族性是事物的一体两面,表面对立,实则统一。有鲜明的民族性,才有真正的世界性。没有各民族深入挖掘、慷慨奉献本民族的优质元素,就无法打造出内涵丰富、形式多样、色彩斑斓的世界性。
第四,学术的繁荣,表现为“百花齐放”。容忍“百花齐放”,是一种学术度量。百花中,任何色样的花,都是一个品种,都应受到尊重。学术上的不同意见,不要过早肯定或否定。有的意见,看似互不相容,实则有可能殊途同归,将来会形成互补。对于一个学者来说,既要善于学习别人,又要善于塑造自己。
请让我再次提到金庸的作品。金庸笔下,有个老顽童。他爱“拜师”,只要看到别人有新招,即使对方是十七八岁的小青年、小女孩,他都要“我拜你为师”;但是,他又爱“自创”,潜心于自己琢磨,“双手互搏”呀,“空明拳”呀,创造出了许多令人意想不到的招式。此公开始中等偏上,后来武功奇高。结果呢,在“东邪、西狂、南僧、北侠、中顽童”的新“评估”中,占据中心位置,成了五绝之首的“中顽童”。(笑)这个文学形象,也许能够启发我们思考点什么。王充《论衡实知篇》:“不学不成,不问不知。”张载《经学理窟学大原下篇》:“学贵自悟,守旧无功。”我想,多多咀嚼这类格言,对我们的继承创新会大有好处。我的发言就到这里,谢谢各位!(热烈的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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