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法不知萨维尼，读尽诗书也枉然。萨维尼之于法学界，犹如牛顿之于物理学界、门捷列夫之于化学界、莎士比亚之于文学界。对于法学院的师生们来说，萨维尼便犹如法学研习的泰山北斗。如果没有他这个座标，我们的法学格局一定混乱很多。我一直很纳闷的问题是：古往今来法学家车载斗量，为什么只有萨维尼这么红？

1779年2月21日，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萨维尼出生于德国法兰克福。他的家族属于当地望族，“萨维尼”之姓，本身就来自于当地一个名叫萨维尼的城堡。幼年时，他父亲担任地方长官多年，此后又出任法兰克福行政专区的枢密顾问。除此之外，萨维尼还从他叔叔那儿继承了数百万遗产。萨维尼确实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

萨维尼13岁那年，父母双双撒手人寰，皇家法官、父亲的老朋友约翰·诺伊拉特成为他的监护人。诺伊拉特便成为萨维尼在法律学习之路上的领路人。他将萨维尼接到家中，与自己的儿子一道培养。诺伊拉特的儿子似乎并不争气，但萨维尼在法学的王国里却扶摇直上，最终成为法学星空里璀璨的星辰。

1795年，时年16岁的萨维尼进入马堡大学法律系，开始科班训练。萨维尼在马堡大学听了两学期的课程，受民法学家菲利普·弗里德里希·魏斯影响较大。通过学习，这位将来的法学天才有了历史法学的基本概念。

一年后，萨维尼离开马堡，来到哥廷根，成为著名法学家古斯塔夫·胡果课堂上的学生。当然，他与魏斯也未断联系，他会为听魏斯的课时不时从哥廷根回到马堡，后来干脆又转学马堡。据说魏斯极为欣赏萨维尼，曾公开表示，萨维尼是他教学生涯中最优秀的学生，在私下说萨维尼就是一个“学习的机器”。

萨维尼用他的勤奋和好学，在学习的黄金时代，构建了基本的法学知识体系。那时候的萨维尼极具雄心，他甚至在给朋友的信中说，他要致力于成为一位法学改革家，成为法学界的康德。

1800年，萨维尼以《论犯罪的竞合形式》为题，完成博士论文，获得马堡大学博士学位。这之后，囿于当时的招聘体系，萨维尼成了马堡大学的编外教师。年纪轻轻的萨维尼很快就征服了学生，他的学生中，就包括与他交往密切的童话家格林兄弟。1810年后，萨维尼转而执教于柏林大学，一度曾兼任柏林大学校长。

如果没有后来的法典化论战及历史法学派的创立，萨维尼可能还是如其他法律人一样，默默无闻、小富即安地过一生。萨维尼之所以很红，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将自己的学理思考与民族前途联系在一起。

关于19世纪之后的德国民法学，学界通行的代际划分基本上以50年为一段，分别是法典论争与历史法学时期、概念法学与德国民法典时期、自由法运动和法社会学时期以及最后的现代私法学时期。萨维尼之所以伟大，便是因为他在这段历史中，紧紧地抓住了那个时代的真问题，积极参与并主导法典论争与历史法学时期。

1814年学者蒂堡率先发表《论制定一部德意志统一民法的必要性》，呼吁德国朝野各方致力于编纂一部适用于德意志各邦的统一民法典。萨维尼对此完全不同意，他立即针锋相对地发表《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认为制定民法典时机尚早，当务之急是建立“德国的”法学理论。

萨维尼坚定地认为，法律是民族精神的产物，习惯法居于主导，所以德意志统一民法典的编纂，理应基于习惯法编纂，而不是法学家在书房里基于理性和知识而闭门造车。萨维尼提出，历史法学的基本纲领在于：第一，法律和语言一样，是民族共识的产物；第二，法律的历史，便是民族的历史，法律与民族同呼吸、共命运；第三，法律是基于民族经验而形成，而在这基础上法学才会自然产生。

在这场大论战中，萨维尼创办了《历史法学杂志》，提倡对法律进行历史地研究，并以“作为学问的法学”为该刊物的编辑使命。就这样，围绕萨维尼和这本杂志，一个所谓的历史法学派逐渐形成，深深影响了后世德国法学的发展路径。

因为这些观点，萨维尼也饱受争议。支持他的人认为萨维尼的思想前卫而务实，其历史法学观确实符合事实；而反对萨维尼的人则认为他就是各种反动、腐朽或抱残守缺的代名词。

学海之外，萨维尼在公务领域也有所努力。普鲁士在1817年成立国务委员会，萨维尼被选为首批委员之一。此后，萨维尼先后出任普鲁士莱茵地区最高法院法官。只是，天不假人，萨维尼也不可能在治学与从政间均春风得意，尤其是1822年后他的身体出了很大问题，他不得不放下一切，前往度假胜地长期休养。

可以说，萨维尼也因此因祸得福，他可以放下行政冗务，全力以赴投身于他的历史法学体系。萨维尼对历史法学派的更大贡献，在于6卷本《中世纪罗马法史》和8卷本《现代罗马法体系》。这两套大部头一部侧重罗马法历史，一部罗马法体系，以罗马法为基本精神资源，使得萨维尼成为用罗马法创立现代德意志法学的集大成者。

1840年，萨维尼出任立法部长，彻底告别讲坛。他一贯对于理性法学、制定法学的反对，使得他在立法领域不可能有太大的成就，风雨飘摇的德意志，也已不复世纪之初几十年的从容。在时代的风口浪尖，萨维尼先后出任国务委员会主席和内阁总理。但是，十万火急的革命形势瞬间就席卷了德意志。

1848年欧洲革命爆发后，萨维尼彻底告别了政治生涯。在晚年，萨维尼完成《现代罗马法体系》最后几卷的写作，最终在1861年10月25日那天，挥手与世界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