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人民法院报
作者：郭伟
我不知道我作出的这个判决，是不是糊涂判决，但我知道，它来得有多么不容易；我不知道这个判决是不是法律的妥协，但我知道，它让受害者得到了救命钱。
2014年的一天下午，我们县境内一条公路上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交警到达现场后发现，路中间，两个受伤的人躺在血泊中，路北边倒着一辆摩托车，路南边停着一辆面包车。
面包车司机赵某称，其开车从村庄里的小路往这条公路拐，从公路西边驶来一辆摩托车，速度很快。摩托车司机看到他的面包车出现，由于紧张，摔倒在公路上。
现场没有监控，也没有其他目击证人。受害人是两兄弟，一个抢救无效死亡，一个重伤。重伤的受害人也无法记起当时的情形。
交警通过现场勘查，没有发现面包车上有撞击的痕迹，也找不到能证明面包车是肇事车辆的证据。交警没有对赵某采取强制措施，只把面包车予以扣留。
受害人家属对这样的结论不服，多次到交警大队和县委上访。但公安机关苦于没有证据，一直没有作出拘留决定。直到有一天，受害人家属提出，要查看面包车底盘。经交警勘查，面包车底盘上凝结的冰块中，有多处血迹和人体组织。经过鉴定比对，正是两受害人所留。至此，公安机关才认定赵某负此交通事故的主要责任，并将赵某刑事拘留。
受害人家在农村，经济条件很差，死者安葬和伤者治疗已花光了家庭所有的积蓄，治疗伤者仍急需大笔费用。而赵某始终辩解其车辆未碾压到受害人，不愿意赔偿。检察机关刚把案件起诉到法院，受害人家属就到我办公室哭诉，求我尽快解决民事赔偿，保住伤者的命。
面对这样不幸的家庭，面对他们几乎绝望的眼神，我不忍心敷衍他们，我必须尽我所能说服赵某及其家人，让他们自愿赔偿。
然而，调解工作是一波三折。
受害方要求赔偿各项损失70万元。经过数次调解，被告方认为只应负“惊吓”责任，愿意补偿8万元。又邀请交警、律师多次协助调解，双方有所退让，被告方同意补偿10万元，多一分也不愿意拿；受害方坚持要60万元，少一点也不行。调解一时陷入僵局。
我决定开庭审理，希望能在法庭上找到调解契机。然而，在庭审中，赵某仍然辩解没有碾压到受害人，也不承认犯罪。受害人家属听后，情绪更加激动，根本没有调解机会。
但我不能放弃。经过耐心地工作，在庭审一个月后，调解终于有了转机。赵某的妻子同意将赔偿款增加到28万元，连同保险赔偿款共计40万元，受害方也将请求降到45万元。此时，双方差距只有5万元。
然而，看似非常接近的诉求，双方却再也寸步不让。在这关键时刻，赵某的妻子突然离家到外地，撒手不管了，调解再也无法进行。
我找到赵某的律师，让他想办法联系赵某的妻子回来。我也多次在电话里给她做工作。半月之后，赵某的妻子终于回来了，调解又有希望了。
我从判决和调解对双方的利弊，多角度分析，反复开导，赵某的妻子才又答应增加赔偿数额，同意赔偿30万元，但必须一手放人，一手交钱。受害方接受了，民事调解最终达成一致意见。
但这个协议，给我出了个大难题。赵某的行为已经构成交通肇事罪，只有赔偿到位，受害方予以谅解，法院才能对赵某从轻量刑。赵某妻子提出放人时交赔偿款是行不通的。况且，案件还没有合议，还有可能向审委会汇报，能否判处缓刑将赵某释放，还不能确定。
我明确告诉赵某的妻子，赔偿和谅解是从轻处罚的先决条件，不可能先从轻，再赔偿，否则，就等着法院的判决。赵某的妻子看我态度坚决，只好答应先将赔偿款交到法院，等法院作出了缓刑判决，再由法院将赔偿款交付受害方。但她又提出，在判决书中，不能写赵某车辆“碾压”到受害人。
这又是一个难题。公安机关作出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和起诉书中，都认定了“碾压”事实，根据法庭调查，赵某过失“碾压”受害人的事实可以认定。如果不认定“碾压”，被告人犯罪的事实又是什么呢？
考虑到该案的特殊情况，案件的调解工作能走到这一步，实属不易。经合议庭评议，并向院长汇报，决定把判决书中的事实进行概括叙述，将起诉书中认定的“因操作不当，导致某某驾驶的两轮摩托车摔倒，并被赵某所驾驶的小型客车碾压，致使某某死亡、某某受伤”的事实，概括为“赵某因操作不当，导致某某驾驶的两轮摩托车摔倒，造成交通事故，并致使摩托车驾驶人某某死亡，乘车人某某受伤”。这既符合事实，又消除了双方的“碾压”之争，既让被告人得到了法律的惩罚，又让调解的难题得到了解决。
此后法院对被告人作出了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缓刑一年的判决，受害人拿到了赔偿款，得到了及时救治。
案件虽已过去很长时间，但我还时不时思考这个问题：这究竟是一个好判决，还是一个糊涂判决？
(作者单位：河南省汝南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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