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李则立（上海市高级法院司改办法官）
上海法院开发了一套用以测量办案工作量的“案件权重系数”。有人以为是“大力丸”，包治百病；也有人以为是“屠龙术”，然并卵。有人说，法官又不是计件工，属于高门槛职业，办案工作各种智力劳动投入很多好不好？假如碰到个常年信访户，一个简单案件的工作量就可能“爆表”，没准堪比一个复杂杀人案。这个案件的工作量应该按某个简易案件算，还是折算成疑难复杂案件？不确定因素太多，没有标准。也有人说，我办的是民事案件，跟刑事案件完全不同思路，不同审判模式，工作量怎么比？这不是特么扯么？
真的不能测算么？一个法院里头，一个庭室里头，谁兢兢业业，敢啃“硬骨头”；谁浑水摸鱼，得过且过？如果去问一个当事法官，他心里肯定明镜似的。这不也是算计么，只不过是个感性认识，没有数量化罢了。随着信息化的不断发展，办案工作逐步流程化、标准化、系统化，各种信息都被记录下来，产生了海量数据，有了数量化的基础。
在“阿尔法狗”打败李世石的今天，假如说非强调法官职业是“手作”，案件完全不能用数据来表达，那也未免太“鸵鸟”了。再问问法院人，难道经常抱怨干多干少一个样的同志，真的不想有把尺子能丈量工作量吗？
权重是什么？
权重，翻译自Caseweight，顾名思义，案件的重量、含金量，用来掂量办案工作量是多是少，是轻是重。案件权重是从美国引进的。当初，美国开发这个权重系数的主要目的，是论证法官工作量是不是饱和，法官数量是不是应该增加。他们做了60多年的调查研究和统计分析，主要按不同类型案件进行划分，测算消耗时间。在没有互联网、大数据的时代，用统计学的方法来做这件事，相当难能可贵。
为什么测算情况复杂的案件工作量成为可能？有一个概率论、统计学的基础定律叫做“大数定律”，是说当一些随机事件的样本数量足够大的时候，它的均值就会充分接近真实值。也就是说，如果这一类案件的数量足够大，一些非正常因素的干扰会减少，接近真实的工作量。因此，权重是建立在类案研究基础上，而不是个案研究。
上海法院开发案件权重系数，原理上参照美国，但并不相同。项目开发应用了“大数据”，按照案由对近5年来220多万件案件进行了全数据分析，大大缩短了开发进程，可算是互联网时代的“弯道超车”。
很多人认为计算办案工作量，是要把工作量真实地算出来，算出一个绝对值。比如以某一个案件的工作时间为统计？10小时？20小时？其实计算办案工作量的目的在于比较不同案件工作量之间的差异，只要把两个案件之间的比例或者倍数算出来即可。这样，只要算出一个基准值，然后跟这个基准进行比较。比如基准是1，某个案件就是2，另一个案件就是2.1。然后乘以案件的件数，就可以得出办案工作量。
1. 一般权重系数。上海法院已经开发的权重系数分为四个维度：笔录页数、开庭时间、文书页数、审理天数。看到这，估计有人“噗嗤”笑出了声，这也能算？别乐，其实开庭时间和审理天数是办案工作时间的测量依据，而笔录、文书页数则是工作强度的测量依据，客观经验告诉我们案子越是难办，越是工作量大，一般情况下表现为庭审时间长、笔录页数多、文书写得长、审理天数多。权重只是把这个感受数量化罢了。
简单介绍计算原理：将一段时间内所有的案件都通过这四个维度做一个大数据的统计，然后取一个平均值（计算过程中会将不具备这四个要素的特殊案件涤除）,以这个平均值作为基准。然后，将同一个时段内某一个案由的案件全部进行测算，与平均值做比较，得出一个数值，就是这类案由的权重系数。假定基准为1，某个案由的案件与基准比较为1.2，那么权重就是1.2。
案由的分析自然越细越准确，所以上海法院目前做到了民事三级案由、刑事二级案由等。比如民事二级案由包括人格权、继承、物权、合同、知识产权等等；而三级案由，比如合同案由下还包括缔约过失、确认合同效力、买卖合同、借款合同……等等。这些案由下的案件工作量与基准值进行比较，得出该案由的权重系数。
2. 固定权重系数。实践中有些案子比较简单，有时甚至四项要素都不全具备；还有些案件与一般案件审理缺乏可比性，比如刑事案件中被告人认罪且审限较短的案件、督促、公示催告等特殊程序案件。如何处理？按一般权重方法进行测算以后，不再区分案由，而是设定一个固定的值。比如简单批量案件不再区分案由，而是按判决、调解、撤诉结案方式不同赋予固定权重。根据上海法院目前公布的固定权重系数，简单批量案件以判决结案的为0.18，以调解结案的为0.09，以撤诉结案的为0.05。
3. 浮动权重系数。比如出现反诉、当事人人数众多，追加了第三人，工作量就增加了，这个时候怎么办？设定浮动系数，这时权重系数也相应增加。浮动系数的测算办法是将所有存在某一浮动要素的案件做大数据分析，与没有浮动要求的普通案件做比较，得出浮动值。比如具备反诉浮动因素的系数是2.05，不具备浮动因素的系数是1.2，那么浮动系数就是0.85。
权重应用效果怎么样？
效果怎么样？是不是科学？用实验验证一下，如果是科学就可以“证伪”。有两位同一法院，同一庭室同一时期的民事法官，办案都是197件。按权重折算以后，A法官的工作量是56.3件，B法官的工作量是137件。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当时邹碧华院长随机抽取同一法院的这两位法官，并测算了他们的办案工作量，之后找到这个基层法院去了解核实。具体情况是：因为A法官刚刚休完产假，有一段时间没有办案，部门为了提高A的办案数量，分配了很多简易批量案件。
看，权重系数在实践中得到了应证。
当然，也许有人会说这只是个案，那么再举个大规模应用的例证。在上海法院的入额考核中全面应用了权重系数，总体上跟大家的主观感受相一致。司改中我曾碰到一位常啃“硬骨头”的基层法院中层，他对案件工作量的考核忧心匆匆，因为他办的案子难，数量却不多，我帮他按权重进行了测算，数值几倍于他的案件数，部门排名靠前。他的同事也认为这符合大家平时的感受。
权重会发生变化吗？
有人说，“一个案子慢慢审，材料多往里加，文书字数多写点，权重不就增加了？”真的是这样吗？当然不是。道理很简单，权重系数是根据海量数据测算出来的，比如运输合同案由可能根据10万件案件做的测算，要让这类案件的权重系数发生变化，除非绝大部分办理这类案件的法官集体这么干，还得坚持干几年，因为之前已经有10万件了，要掺水，怎么也得掺个几万才会有小幅提升吧？干这件事，看似是个偷懒的好办法，要办成可是大不容易，那得多大的协作系统啊！真的会有人这么干么？
还有人说，“权重系数太复杂，使用起来不方便。”其实，权重的测算可能比较复杂，但是计算出来以后，因为基于大数据的测算，这些数值在一段时期内不太可能发生大的变化。在计算机的辅助下，应用起来并不会复杂，甚至可以说很便捷。
权重百分百准确吗？
权重当然不可能百分百精准无误。权重系数的测算可以说是对案件工作量的一次社会学研究，社会科学的东西必然不会如数学般精确。就具体个案来说，比如篇头谈到当事人是信访老户的情况就算不进权重，有些工作量可能并没有呈现在测算出来的办案工作量当中。
其他案件情况也是千差万别，很多工作还不能量化统计，还不可能穷尽所有影响案件工作量的要素。因此，上海也允许各法院在内部应用中根据实际情况对权重进行适当增减。
但是遭遇信访老户毕竟是小概率事件吧，属于非正常因素，在大概率事件中仍然是比较准确的。假如认为权重不够准确就否定它，这无异于因噎废食。
权重用于考核会不会误伤？
权重不过是一把衡量办案工作量的尺子，是工具。考核会不会误伤跟考核方式、考核的理念有关，不一定跟权重有关。考核中使用权重的好处至少有以下两条，第一，用权重自然比不用更加科学合理，准确度高；第二，权重由高院统一发布，具有权威性。
但是如果将权重作为唯一正确的绝对标准，完全用权重论英雄，分高下，也未必得当。权重不是包治百病的神药，有误差也是自然。现代社会的问题假如靠一味药就能治愈，本身就是一种臆想罢了。
菜刀可以用来切菜，也可以用来杀人。菜刀好是不好？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最终还看如何使用。但至少有一点，把大家的工作晒出来，放在“阳光“下，原本感性的东西量化了，“可视化”了，干多干少看得见，而且看得更清楚，这难道不是很大的进步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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