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每一個偉大的文明都有自己的文化經典。以中國而言，最早被列為文化經典的是六經，到了後代又加入了先秦兩漢的一些典籍（如諸子和史記、漢書）。以希臘而言，最早被列入經典的是荷馬兩大史詩和赫希阿德，然後加入三大悲劇作家、希羅多德、修昔底德、柏拉圖、亞里斯多德等。以印度而言，先是四大吠陀，後來又有兩大史詩。可以說，沒有形成文字化的經典系列的文明，都很難稱之為偉大的文明，因為沒有文字化就很難流傳下去。
文化經典最早都形成於代代的口耳相傳，這些憑著一代傳承一代、靠著背誦和記憶而傳承下來的東西，必然是那一文明經驗與智慧的結晶。到了歷史的某一時期，由於書寫技術的進步，才逐漸文字化，並經由書寫材料（如泥磚、紙草、木片、竹片）而流傳下來。經過這個階段以後，已經文字化的“書籍”就成為某一文明識字階層的教科書，代代傳頌不絕，這樣就形成了文化經典。隨著時代的發展，某一文明內部的文化經典，各典籍之間的地位也許會有高低起伏的變化，但其核心基本上會保留不變，如中國的六經和希臘的兩大史詩。
即使有了文字化，也不能保証某些文明的文化經典就能永遠保存下來，譬如，古代的兩河流域和古埃及。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兩種文明，曾經擁有豐富的典籍，卻因後來者的不斷征服，而為世人所忘記。近代以來，由於考古挖掘的努力，兩河文明的鍥形文字和埃及文明的紙草才能重現於世。當然，經過考古發現重新綴補出來的文化經典，終究不及文字傳承代代不絕的文化經典那麼完整。
（“死海古卷”，希伯来文书写的圣经）
跟兩河、埃及文明形成對照的，是古代希伯來文明。希伯來文明誕生於古代的以色列國，而以色列是一個弱小的國家，常常遭受周邊強大帝國的侵略，國家的存在時有時無，但它們的經典《舊約》卻能靠著猶太教的強大凝聚力流傳下來。後來的基督教也發源於猶太教，基督教除了《舊約》之外又有自己的《新約》，《新．舊約》的流傳基本上源於宗教的力量，而不是政治力量，這在文明史上是少有的例外。
二
從地理上的區隔來說，我們可以把人類最重要的古代的明分成三大塊，1、東亞的中華文明，2、南亞的印度文明，3、兩河、埃及、地中海文明。中國文明和印度文明相對來講都比較孤立的發展（但這並不否認，三大文明區之間還是多少有所連繫），而兩河、埃及、地中海之間的各文明卻彼此緊密交流。兩河、埃及以及附近的各文明，後來統一於波斯帝國，波斯帝國可以說是這一地區第一個偉大的綜合體。跟波斯帝國形成對抗的，是希臘各獨立城邦組成的文化統一體。這個希臘文明內部彼此鬥爭不已，最後由馬其頓帝國將它們統一起來，並且滅掉了波斯帝國。馬其頓帝國後來雖然分裂成馬其頓（包括希臘）、埃及（托勒密王朝）和西亞（塞琉古王朝）三大塊，但它們卻擁有共同的文明基礎，這就是所謂的希臘化文明。後來，在地中海西部興起了羅馬帝國，併吞了所有這些地區，再加上羅馬帝國在地中海西部所征服的北非、西班牙和高盧（現在的法國），就形成了古代世界最強大的帝國，和東方的漢帝國遙遙相對。
從文化上來講，羅馬帝國和先前的馬其頓帝國一樣，是傳承希臘文化的。希臘文化所以在希臘政治勢力消失以後還能長期存在，就因為統治它的兩大帝國在文化上都受到它的影響。
吕正惠：《诗圣杜甫》，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8月版
三
我們現在常說，近代西方文化傳承了古代的希臘羅馬文明，其實這是一個太過簡略、容易產生誤導作用的說法。羅馬帝國統一了整個地中海地區，形成了希臘羅馬文明，這個文明的文化經典，除了希臘人的作品之外，又加上了羅馬人的作品（如西塞羅、凱撒、維吉爾、李維等）。但是，在西元二世紀末羅馬帝國陷入長期內戰以後，這個文明就逐漸沒落了，等到西元四世紀君士坦丁大帝重新統一帝國、尊基督教為國教以後，希臘羅馬文明就變成了羅馬基督教文明。我們記得，羅馬皇帝朱利安曾經企圖恢復希臘羅馬文明，但很快就失敗，因此他被稱為“叛教者”，這就說明基督教已成為羅馬帝國最重要的文明力量。等到日耳曼各部落衝進西羅馬帝國境內，西羅馬帝國崩潰，日耳曼各部落紛紛歸皈基督教以後，至少有一千年時間，所謂西方文明其實就是基督教文明，希臘羅馬文明幾乎完被忘記了。
就在西方完全籠罩在基督教的勢力之下的時候，東羅馬帝國（拜占庭帝國）還迄立了一千年之久。拜占庭帝國使用希臘語，繼續傳承古代的希臘文明，而且，還影響了後來興起的大食帝國的伊斯蘭文明。現在很少人知道，伊斯蘭文明不但傳承了古希臘文明，同時還傳承了古希伯來人文明。大食帝國的全盛時代不但翻譯了許多希臘經典、產生了不少詮譯希臘文明的大師，而且，他們同時也推崇《新．舊約》。如果沒有拜占庭帝國和大食帝國，古希臘文明有多少能保存下來，是很值得懷疑的。近代的西方很少人願意承認這一點，好像希臘文明在西方一直綿延不斷，這是很少人揭破的歷史大謊言。
一直要到薄伽邱和佩脫拉克（十四世紀）的時代，古希臘羅馬文明才在意大利復興起來，並逐漸波及全西歐，這就是我們所謂的文藝復興。文藝復興以後，希臘羅馬文明和基督教文明并存於西方，成為近代西方文明的基礎。從這個角度來看，古代的希臘羅馬文明，和近代西方所傳承的希臘羅馬文明，很難說是同一個文明，因為後者已經加入了基督教的因素，而前者絲毫沒有基督教的影子。而且，我們不能說，傳承拜占庭文明的俄羅斯文明，以及繼承大食帝國遺產的伊斯蘭文明都不是古希臘文明的繼承人。古希臘文明的“後代”有好幾個分支，西方人憑什麼說，他們是古希臘文明唯一的繼承人？
再說，所謂的希臘文明的作用問題，恐怕也需重新考慮。近代西方人把希臘文明吹得神乎其神，認為這是西方人最具天才性的創造，是西方人對人類所做的最偉大的貢獻。其實，真相遠非如此。根據希臘人自己的記載，也根據十九世紀以來的考古發現，越來越多的學者不同意這種看法。他們認為，地中海文明的發源地是兩河流域和埃及，再從這裡擴展到敘利亞、波斯、小亞細亞、腓尼基和以色列（希伯來），再影響到在小亞海岸區域的希臘城邦，然後再擴展到希臘本土（我們只要想一想，希臘早期的哲學家和希羅多德都來自小亞沿岸的城邦，即可思過半矣）。也就是說，希臘文明是兩河文明和埃及文明影響下的產物，說希臘文明是獨立創造出來的，根本站不住腳。羅馬帝國時期，帝國東部因為有較深厚的文明底子，所以才能發展出基督教，也才能在西羅馬帝國崩潰以後，繼續存在著拜占庭文明，並且發展出伊斯蘭文明，還有後來的鄂圖曼帝國。這一大片地區本來就是古地中海文明的發源地，在近代西歐尚未興起之前，其文明力量遠遠超過西歐，而且時間長達一千年之久。在這個地區，希臘文明只不過是這個大文明圈的一環而已，其作用絕對稱不上獨一無二。在近代西方興起以後，西方人為了突出自己，就拉出了一個“遠祖”希臘，並把它無限的抬高。
我們現在所讀的人類文明史，不過是近代西方人“創造”出來的文明史。其實，西方稱霸全世界（從他們壓倒鄂圖曼帝國和莫臥兒帝國算起）也不過兩百多年，從歷史的長河來看，兩百多年算得了什麼！等到西方話語霸權一過，西方文明發展的真相就會大白於世。西方人所敘述的希臘──羅馬──文藝復興──近代西方這個一線傳承的人類文明史，總有一天就不會再有人相信了。
四
我們略過印度文明，直接從古地中海文明和近代西方文明跳到中華文明。
在東亞這塊大陸上，歷史發展最核心的問題是：什麼時候形成了一個後來稱之為“華夏”的統一文明。這是中國上古史最重要的問題，隨著中國考古學的日新月異的發展，這個問題的答案會逐漸的清晰起來。根據現有的資料，我們可以肯定的說，在周朝建立的時候，以黃河流域為中心，中國人已經形成了非常穩固的文化大一統的觀念。這個觀念還可以往前追溯，應該說，至少從中國歷史中的“三代”（夏商周）以來，這個觀念就已經存在。
我們知道，在周代建立的時候，中國還處在“萬國”並立的時代，但周王（周天子）受天命而成為天下的領袖，也是絕大部份諸候國所公認的。雖然戰爭時有發生，但周王作為最終的協調者和決斷者的地位，很少受到挑戰。即使在春秋時代，周王的權威已經極為式微，春秋的霸主，特別是齊桓公和晉文公，仍然以周王的輔臣的身份維持次序，不敢在名份上有所逾越。一直到戰國中期，齊國和魏國相約稱王的時候（齊威王和魏惠王），周王的崇高地位才完全喪失。周王的權威名份長期存在，說明天下“共主”的觀念已經長期存於中國人的心中。沒有這個觀念的存在，很難想像先秦諸子都存在著“大一統”的思想，也很難想像秦國最後終於併吞了六國，實現了政治領域上郡縣制的大一統（也即是一般人所謂中國中央集權制的形成。我以前一直以為春秋、戰國的長期戰亂，是大一統思想出現的現實原因。最近和我的朋友張志強討論，才了解這種想法可能早在三代之前就已存在，而周代的宗法封建制則是這種思想的非常具有創造性的體現。）
將中國的上古史和地中海地區的上古史加以比較，就可以看出，兩者的重大區別。以兩河流域來說，這裡先後出現了薩爾貢帝國、漢漠拉比帝國（巴比倫帝國）、亞述帝國和迦勒底帝國（新巴比倫帝國），周邊也曾有過赫梯帝國（小亞）和米底帝國（波斯）；除此之外，還存在著許多國家。最後，整個地區統一在波斯帝國之下。所有這些帝國，一個接著一個的出現，一個接著一個的崩潰，雖然許多帝國的領袖都自稱為“萬王之王”，但類似於周天子的那種天下唯一的“王”的觀念，似乎就沒有出現過。
我們再來看希臘地區。希臘城邦其實都是非常小的，他們也會成立各種聯盟，彼此打來打去，誰也不服誰。為了維持城邦的“獨立”，他們寧願在內鬥中耗盡力氣，最後，只好由野蠻的馬其頓將他們勉強統一起來。最奇怪的是，即使經歷了許多次的、慘不忍睹的城邦聯盟戰爭，希臘最偉大的思想家，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也從未設想過“天下一王”的觀念。從兩河文明到希臘文明，從頭到尾就只存在著國與國、帝國與帝國之間的、你死我活的爭霸戰。這似乎 是地中海文明的宿命。
五
當馬羅帝國和漢帝國出現的時候，東、西方的古代史都達到了最高峰。我們如果以第二次布匿戰爭的結束（西元前201年〉作為羅馬帝國的起點，以馬可．奧略留皇帝的去世（西元180年）作為羅馬帝國高峰期的結束，那麼，羅馬帝國的全盛時代約有四百年之久。相對的，漢高祖元年，是西元前206年，而漢獻帝即位的那一年（西元189年）漢帝國事實上已經不存在了，漢帝國跟羅馬帝國可謂同始同終。一般都把西元476年作為西羅馬帝國完全崩潰的界限，我們也可以把西晉滅亡的那一年（西元315年）作為中國陷入長期混亂的開端。中國這一次的政治脫序，一直到隋文帝重新統一中國（西元589年），時間長達270餘年。但是，當中國重新統一的時候，原屬於西羅馬帝國的區域仍然一片混亂，而且，隨著時間的發展，還要逐步碎片化，形成許許多多的封建小王國和小公國，直至十四世紀才開始形成近代的民族國家（以英、法兩國為前導）。一直到現在，西歐從未真正統一過。
東、西兩大帝國的滅亡，除了內部的因素外，主要就是外部野蠻民族的入侵；在西方，是各種日耳曼部落，在東方，是所謂的“五胡”。我們要問的是，自日耳曼民族衝垮西羅馬帝國以來，西方即陷入長達一千年的衰落期，並且一直受困於強大的伊斯蘭文明，而中國卻能夠在不到三百年的時間內，就恢復了大一統，並且開創中華文明的另一個黃金時代──隋唐帝國時代，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差別？
從上面所分析的地中海古代文明和中國古代文明的不同性質中，就可以找到問題的答案。自兩河文明的薩爾貢帝國起，直至西方上古文明最高峰的羅馬帝國，所有的西方帝國都是掠奪性的。在這方面，羅馬帝國表現得特別鮮明而野蠻。羅馬帝國是一個純粹依靠軍事武力而征服其他地區的帝國，在每一次的征服中，他把被征服地區的財物全部搜刮到意大利，並且把被征服地區的大量人口掠奪為奴隷，以致於在意大利出現了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奴隷制的高峰時期。在這種情勢下，意大利才會出現經濟上的畸形繁榮。等到羅馬帝國掠奪到意大利的財富和人力消耗殆盡、而意大利本身在長期享受而流於荒淫腐敗之餘，西羅馬帝國就成為乾枯的橘子皮，生機全無了。必需再等待一千年的休養生息，才有再度復興的機會。
再反過來看漢帝國。漢帝國承襲了周人的文明觀，對於“華夏”之外的少數民族，從不以征服和掠奪作為主要目標。華夏文明的擴展，主要是逐步而漸進的，讓周邊的“他者”自願的選擇融入華夏之中，最鮮明的例子是楚國、吳國和越國。這三個國家，在春秋時代還被中原國家視為“非我族類”，他們的北上爭霸，常常讓中原國家憂心忡忡。但到了秦漢以後，卻已成為“中國”的一部份了。我們不要忘記，建立漢帝國的，主要是楚人（這個楚是併吞了吳、越兩國的那個更大的楚）。再進一步而論，稱霸西戎，最後統一中國的秦國，也並非嚴格意義上的華夏。秦的統一中國、楚人的滅秦、以及作為楚人代表的劉邦建立漢朝以後，竟然以秦地作為新王朝的首都，都可以看出，中華文明所以形成的、強大的內聚因素。
關於這一點，我們還可以進一步申論。到了春秋中期，我們可以看到，原本作為中原國家之核心的魯國、鄭國、衛國和宋國都已積弱不振，反而是處在更為邊區的齊國（濱海）、晉國（處在北方，與群狄雜處）、秦（與西戎雜處）以及被視為南蠻的楚日漸強大。是這四強在邊區的開拓，融進了許多異族的因素，壯大了他們自己。到了戰國時代，事實上也是這四強爭霸（這時候的晉已經分裂為韓、趙、魏三國）。等到秦、漢統一以後，原本的中原中心區（以鄭、宋為核心），再加上四面的齊、晉、秦、楚，以及較晚出現在歷史舞台上的東北的燕，就成為各有區域特色的統一體，也就是費孝通所說的“多元一體”。我們只要讀《史記．貨殖列傳》和《漢書．地理志》，就能看到這種統一中的複雜局面。張志強在談到周代的封建制時說，“宗法封建制的具體創設背後蘊合了一種具有普遍意義的價值意涵，意即通過差異的協調，而非差異的取消，而達成統一的秩序”（《如何理解中國及其現代化》，《文化縱橫》2014年1期），這就可以看出，秦、漢的統一其實是周代封建制的進一步發展，是繼承，而不是突變。這樣的大一統秩序，是地中海地區的波斯帝國和羅馬帝國無法企及的。
這樣的大一統秩序，經過漢代四百年的經營，就更加的穩固，不是任何外來的力量所能擊碎的了。
我們無法確知，五胡亂華以後，衝進中國的邊疆少數民族到底有多少人，估計總在一百萬以上，三百萬以下，數目不會太少。但是比起漢族來，恐怕還是少數，即使有大量的漢族逃往南方，北方的人口還是以漢族為多數。何況，不論在十六國時代，還是在北魏時代，胡人的統治，總需要漢人的協助。我們只要讀前燕和北魏初期的歷史，就能看到范陽盧氏、博陵和清河崔氏、以及趙郡李氏所發揮的無比重要的作用。因此，進入了中國的各種少數民族，就自然而然的漢化了。到了隋唐時代，這些少數民族完全融入漢族的大海之中。
再說南方。由於東漢末年的大亂，有一部份漢族已經逃往南方，所以才能建立吳國。永嘉之亂以後，更多的漢族逃往南方。經過吳、東晉、南朝三百多年的經營，南方的農業更為發達，而南方的少數民族也有相當大的比例融入漢人的群體中。這樣，經過二百七十餘年的混亂，重新統一的中國，反而比以前更具有發展力。比起西羅馬帝國崩潰以後，西歐的長期分崩離析，從表面上看，中國的再統一不能不說是歷史上的奇蹟。但追源溯始來看，這種大一統的種子早在中國的上古時代就已確立了。從這方面來看，我們能不說，中華文明是人類史上最讓人矚目的文明嗎？
六
為了進一步對比隋唐帝國重新在中國形成大一統，而西羅馬帝國崩潰後西歐形成小國林立的局面，我們可以用當代的例子，來說明中華文明的特質。
俄羅斯帝國是近代西方最獨特的大帝國，幅圓廣袤，民族眾多，但形成的歷史卻非常短暫。如果從十六世紀算起，也不過短短的五百年而已。俄羅斯帝國的最大特色，是它非同尋常的暴增能力。它所併吞的領土，都是一塊一塊的吃進來的，每一塊都有自己的主體民族，迥然不同於大俄羅斯族。也就是說，剛開始，俄羅斯帝國是由武力征服所形成的。
我們應該公平的說，由於大俄羅斯在文化上落後於在它西邊的其他斯拉夫民族，因此，俄羅斯民族並不像西歐先進國（如英、法、德）那麼具有種族歧視，它願意接納外人（很多波蘭人和德國人融入俄羅斯）。但也因為它的落後，它常被受它統治的民族，如波蘭、烏克蘭和波羅的海三小國所瞧不起。雖然蘇聯共產黨曾經煞費苦心的確立了十五個民族共和國的架構，仍然無濟於事，最終還是在二十世紀末轟然崩毀，就如二十世紀初的奧匈帝國一樣。
相比而言，中華文明形成的歷史時間非常長遠，擴展的速度非常緩慢，比較接近於自然的形成，而非由武力在短暫之間促成。從新時器時代各地區“滿天星斗”式的迸發而出，到夏商周三代形成“天下一王”的概念，這一段“史前史”，比起以後有文字的歷史更要長遠得多。而我們到現在，連對這一段“史前史”的理解也只是剛開始而已。這就說明，中華文明形成史的悠久與長遠。
我們再以雲貴高原和四川西南地區為例，來說明中華文明擴展的緩慢。這一片地區，即《史記．西南夷列傳》所敘述的範圍，是漢代以後開始列入中國正史的各種蠻夷列傳裡的。一直要到元、明兩代，雲南和貴州才正式列入中原王朝的省區。這就說明，中國對這塊地區的經營，歷時一千餘年。
我們如果留心中國歷史，是可以根據各種正史，追朔中國每一塊偏僻地區從朝貢、依附，再到融入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中國曾經主動放棄過高麗（相當於北朝鮮，在唐高宗時）和交阯（現在的北越，在宋太祖時），因為當時中國的皇帝認為，要維持在當地的統治，太耗費國力，沒有必要。這些都可以說明，中華文明的發展雖有武力的因素在內，基本上還是文明內部的潛在發展力自然而然形成的。
漢帝國崩潰以後，經過近三百年的內亂，而能再恢復大一統，就證明了，中華文明這種逐步發展所形成的內在凝聚力，已經堅不可摧了。以西方為中心的、帝國主義式的向外擴張的歷史觀，是沒有辦法理解中華文明的。它們到現在還在對中國不斷的指指點點，只能證明它們自己是夜郎自大罷了。井底之蛙，又何足以窺天。
七
西方史學習慣把西羅馬帝國崩潰前的歷史，稱為上古史，而把此後至文藝復興的歷史，稱為中古史，有一段時間，甚至稱為“黑暗時代”。現代很多人沿用了西方習慣，把漢帝國崩潰至唐帝國滅亡這段歷史，也稱為中古史。這真是比擬不倫。從中國人的立場來看，自隋唐帝國建立（589年隋滅陳），至南宋滅亡（1276年），是中華文明的另一個黃金時代，怎麼能夠用“中古時代”去稱呼呢？何況，從隋唐至兩宋，延續了將近800年，兩百多年後才有哥倫布的西航，一邊是黑暗時代，一邊是黃金時代，卻都稱為中古，這算什麼歷史邏輯？這無非是要降低中華文明在世界史中的地位。
世界上有哪一個文明，能夠像漢帝國覆滅後的中華文明，在不到三百年的時間，就能夠在同樣的地理範圍內浴火重生，並進而擴充其發展潛力？所以，隋唐帝國以後再度煥發出新生命的中華文明，應該是人類文明史上的特例，是要大書特書的，怎麼可以用西洋的歷史邏輯來看待呢？而且，我們已經說過，近代西方文明把自己上承古希臘羅馬文明，絕對不能稱之為古希臘羅馬文明的重生。因為它中斷了一千年之久，為此而加入了舉足輕重的基督教文明色彩，而且地理中心也從南歐的意大利轉向阿爾卑斯山以北的英國、法國和德國。其性質完全不同於隋唐和兩宋之承接兩漢。
所以要闡明這一點，就是要突出唐宋文明為中華文明提供了第二批的文化經典。我們現代中國人最常閱讀古代典籍，除了先秦兩漢的著作之外，就屬唐宋時期的作品了。清朝人所編的兩本極為風行的選本、《唐詩三百首》和《古文觀止》，到現在還盛行不衰，就說明了，唐宋作品的經典地位僅次於先秦兩漢。一個文明，同時存在著兩套文化經典，這也是世界史上少見的。西方近代民族國家，如英國、法國、德國，在文藝復興之後，也各自形成了民族文學的經典，然後他們又共同借用了古希臘羅馬經典作為他們的源頭，這種情形和中國文明的一源而兩高峰的情況，是不可同日而語的，因為這都是中華文明自己的產物。
為什麼要這樣強調第二次的經典時代呢？因為我個人預期，在一百年內，中華文明將產生它的第三次的經典時代。
1840年鴉片戰爭，中國進入近代以後，長期以來，我們都為中國以及中華文明的前途感到憂心、悲觀，甚至絕望。即使到了現在，全世界已經承認中國的崛起，我們很多人還是自信不足，為自己沒有走向西方的道路而自卑，我們還沒有恢復文明的自信。其實這完全中了西方人的圈套，沈溺在他們的史觀之中而不能自拔。這是天大的錯誤，應該趕快矯正。
前面已經說過，從漢帝國的淪亡，到隋唐帝國的興起，經歷了二百七十餘年的時間。如果從鴉片戰爭算起，到2008年中、西勢力開始趨於均衡，中間也不過只有一百六十八年。這個時間段，比起二百七十餘年要短得太多了，因此，恐怕很少人會相信我們已經復興了。
回顧一下中國近代史，大清帝國的衰亡，以至中華帝制的解體，也是內外交困的結果。西方帝國主義雖然不像中國古代西北方的遊牧民族，但也是一種外力；太平天國、“捻亂”、“回亂”一連串的起義，說明中國內部也出現了大問題。這就正如東漢末年至西晉初年，內部先有黃巾之亂，接著外部又有邊疆少數民族的窺視。只是因為西方的侵略，讓我們意識到這是“三千年未有之變局”，因而把問題看得非常的嚴重。哪裡想得到，我們花了不到一百年的時間就把中國重新統一；統一以後，花了六十年的時間就把經濟全面搞上去，誰會想得到呢。以致於連我們自己都不敢相信，不相信我們已經到達了中華文明第三次黃金時代的入口。
正因為我們即將進入第三次的黃金時代，這才讓我們想起第二次的黃金時代是怎麼到來的，我們要借鑒第二次的經驗，以便為將來的第三次黃時代作準備，所以我們才要探討中國的第二次文化經典時代，想從第二批的文化經典作品中學習到一點東西，以作為我們創造第三次文化經典的憑藉。
八
為什麼需要這種借鑒呢？我想在這裡簡單談一下。
從社會結構上來講，整個魏晉南北朝是門閥士族居於統治地位的時代，主要的政治權力是掌握在門閥手中。但是，到了宋代，門閥已經完全解體，整個士大夫階層主要是由考上科舉的進士所組成。理論上來講，科舉進士人人平等，沒有人會因為家世而高人一等，相反的，門閥出身的士人天生就高人一等。而唐代，就正處於門閥士族逐漸失勢、科舉進士逐漸興起的過渡時代。唐代文學與思想曲折表現了這種一起一落的狀態，而宋代文學與思想正式確立了科舉進士階級的世界觀。把唐、宋文學連繫起來閱讀，即可體會到，門閥士族的思想狀態如可逐漸沒落、科舉進士的意識形態如何逐漸形成的過程。這也就是說，唐、宋文學正是在為即將形成、以及已經形成的新型的中國社會秩序提供人生觀與世觀的基礎。
拿唐、宋時代來和現代的中國作對比，就可以看出，現代中國最大的不足，那就是：我們對於現代中國的現狀的看法，正處於極為紛歧的狀態。有人完全不承認現狀的合法性，認為還需要西方式的憲政改造；有人認為，現代中國的成就頗為可觀，應該從發揚固有文化的立場，詮釋這一成就的來源（我個人屬於這一派）；除了這兩派之外，中間還有種種的看法。可以說，我們正處於意識形態的混亂的戰場，人心難以和同，社會不能穩定。
我個人很希望，我所從屬的那個思想潮流能夠成為當前中國社會的主流，從而使當前的社會趨於穩定，也只有在這種穩定的基礎之上，我們才能逐步的、漸進的改良這個社會。正是存在著這種想法，我相信，唐、宋文學經典作為中華文明第二個黃金時代的代表，對我們即將進入第三個黃金時代的人，具有無比重要的意義。
2014.4.12─14初稿
2014.4.22增補
雅理编辑/尘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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