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8-16 14:32:48)
北宋官窑命短 修内司窑命薄 南宋青花命舛
1）北宋官窑命短
论述“官窑”，最早见于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九“窑器条”引叶寘《坦斋笔衡》，“陶器，自舜时便有，三代迄于秦汉，所谓甓器是也。今土中得者，其质浑厚，不务色泽。末俗尚靡，不贵金玉，而贵铜磁，遂有秘色窑器。世言钱氏有国日，越州烧进，不得臣庶用，故云秘色。陆龟蒙诗：‘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如向中霄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乃知唐世已有，非始于钱氏。本朝以定州白磁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江南则处州龙泉县窑，质颇麄厚。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范，极其精致，油色莹彻，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比旧窑大不侔矣。余如乌泥窑、余杭窑、续窑，皆非官窑比。若谓旧越窑，不复见矣。”此论核心，“官窑”也，来龙去脉，一清二楚，细论之，诸多疑案、悬案迎刃而解。
“陶”前“甓”后，无庸置疑。
自“秘色窑器”，始有异议，据陆龟蒙诗，“乃知唐世已有，”实则，五代益盛，至后周，分南、北二系，北系又称“柴窑”，“柴”者，柴荣也，其人自幼经商、管家、理财，任澶州节度使，检校太保，太原郡候期间，“为政清肃，盗不犯境，广其街肆，增其廨宇，深得民心。”治世奇才，崭然见头角焉，时值五代末期，因连年争战，土地荒芜，水利失修，市场凋零，人烟断绝，荆榛蔽野，满目疮痍，民不聊生，乱象极矣，世宗一俟继位，锐意改革，招民垦荒，恢复漕运，兴修水利，修订刑法，考正雅乐，规范科举，搜求遗书，雕印古籍…，其所辖地，焕然一新，王夫之慨曰，“天假之年，中原其底定乎！”“是时中国乏钱，乃诏悉毁天下铜佛像以铸钱”，“禁天下铜器，始议立监铸钱”，史称“颁铜禁”，铜以瓷代，或曰“以瓷代铜”。“瓷”者，易造、易用，易洁、易于接纳，顺天应人，一呼百应，遍地窑火，窑器大兴，世宗亦亲力亲为，借鉴“秘色瓷”，采用北地泥料，创烧“柴窑”，壁薄如纸，镂空剔透，易于烧制，“釉”成，则器成，省料，节能，千峰翠色，亮丽常新，惟其“窑温”偏低，不胜“厚”器，“厚”则“烧不透”，若提高“窑温”或延长烧制周期，釉层易熔，往往流釉，窑粘，此亦当时窑业共患，无不穷于应付，譬如“定窑”，承传唐世釉陶“糙底阻釉”工艺，薄釉，近足，益薄，见胎，“窑粘”固减，然，“有芒不堪用，”所谓“芒”，“刺”也，“糙底”使然，“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满釉支烧”，“支钉痕”亦“芒”，小如芝麻，“寥若晨星”，化丑为“美”，令人叫绝，惟承载有限，亦不堪厚重礼器，否则，“支钉痕”必大，或多，难再称美。
所幸，“江南则处州龙泉县，窑质颇麄厚，”分“黑胎、白胎”二脉。
“黑胎”一脉，釉薄、胎涩，不甚流釉，底足露胎似铁，口沿釉薄色浅，美其名曰“紫口铁足”，因坯、釉“膨胀应力”悬殊，易致釉裂，俗称“开片”，出窑，埋入草木灰，釉裂处随即染色，或黑、或红，誉之为“金丝铁线”。
“白胎”一脉，“石灰碱釉”，黏度高，厚而不流，柔和淡雅，似青玉，称“龙泉窑粉青釉”。
一旦精制，二者皆宜厚重礼器，惟远离汴京，故“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多赖“龙泉”之法，兼纳众窑所长。
宋徽宗，名为帝王，实则“艺痴”，精于鉴赏，眼力超凡，极尽挑剔之能事，在其看来，“飨宗庙之器无一有合，去古既远，礼失其传矣。祭以类而求之，其失若此，其能有格乎？诏有司悉从改造。”“可於编类御笔所置礼制局，讨论古今沿革，具画来上。朕将亲览，参酌其宜，蔽自朕志，断之必行，革千古之陋，以成一代之典，庶几先王，垂法后世。”（《纪事本末》）“亲览”！“必行”！活脱脱一位实力派大玩家，无艺不好，无好不精，“官窑”乃其最后玩项，尤甚。许之衡评曰，“胜代崇文物，官窑重楷模。精华四海萃，供亿万缗输。”（《饮流漫稿》）其痴迷、挥霍状跃然纸上。
所说“楷模”含“法式、规范、标准、榜样、模型”意。
作为“法式、规范、标准”，有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王黼《宣和博古图》、吕大临《考古图》等相继问世，“以追三代之遗风”，“掇习三代遗文旧制以行于世。”（《考古图》）“仿虞周汉唐三旧”，“恢尧舜之典，总夏商之礼。”（聂崇义《三礼图》）
作为“榜样”，“宣和间，内府尚古器：士大夫家所藏三代秦汉遗物，无敢隐者，悉献于上。而好事者，复争寻求之，一器有直千缗者。利之所趋，人争搜剔山泽，发掘坟墓，无不所至。”（叶梦得《避暑录话》）
作为“模型”，“柴窑”则独辟蹊径，巧构思，该工艺发端后周，徽宗时，已炉火纯青，又称“宋柴”，薄如纸，易成型，易整型，易烧成，“器型”万变，无一不精，无一不美，端庄秀丽，匀称协调，棱角规矩，纤巧隽妙，优中择优，堪为“楷模”，确保“官窑”“制作凝重、古雅，而瓷质之腴润，釉色之晶莹，历千载而常新。”“虽研炼极精，莹润无比，而体制端重、雅洁，犹如三代鼎彝之遗意焉。”（《饮流斋说瓷》）
所谓“精华四海粹”，“粹”，同“萃”，“齐全，集聚”意；“精华”既指原料，又指匠役。
就原料而论，“黑胎”坯料，汴京颇丰，谓之“澄泥”，黄河千年沉淀“渍泥”也，可制砚，名曰“澄泥砚”，与端砚、歙砚、洮砚并称“三石一陶”，高温成瓷，低温为陶，性能绝佳，烧制窑器，施薄釉，呈“紫口铁足”，初则，署“汴京官窑”款，因尚无“击碎掩埋”制度，拣退，出卖，不雅，后不再署款，若有必要，直接补刻殿堂款，如“奉华”之类。所谓“刻款”，非自“官窑”始，民间“供御瓷”，向由“东西窑务”“典御官”指定“待诏供御”烧造，可“搭烧”民用瓷，为有所区别，“供御瓷”署“官”字款或“内府”款，烧成，“御拣”，若发现无款但合意者，补刻款，一并呈送京师，进奉宫中，落选者，窑主自行出售。“宋柴”独无“拣退”、“出卖”之虞，皆直接署款，印、刻、阴、阳，无所不有。
“白胎”坯料，汴京绝无，但因水运便利，却不难获取，是时，“水力破碎瓷石”工艺业已成熟，所制坯料白度极高，“饶”料为最，余稍次之，称“白不子”，用以烧制窑器，类银，如玉，诗云，“政和官焙来何处，君后晴窗欣共煮。银瓶瑟瑟过风雨，渐觉羊肠挽声度，盏深扣之看浮乳，点茶三昧须饶汝，鹧鸪斑中吸春露，…”（《石门文字禅》）元代马祖常亦曰，“贡篚银貂金作籍，官窑瓷器玉为泥”，佐以“玛瑙末入釉”，开片状如“云母”，粼粼如冰，层层相叠，多达七、八层，遇水则融，水干则现，辅以金丝铁线，益美，堪称“汝官”，乾隆诗云，“李唐越器久称无，赵宋官窑珍已孤，色自粉青混火器，纹犹蟮血裂冰肤。”“钧窑”器改用“白胎”，“紫口”变“脱口”，口沿、棱角谓之“出筋”，釉色渐褪，似玉非玉胜似玉，似珠非珠胜似珠，美若琅玕，脱口，垂足，琅不流，“琅”者，美釉也，以“酱釉底圈”阻滞流釉，堪称“钧官”，清仿，称“朗窑红”，以“二层台”阻釉，效果欠佳，故有“要想穷烧郎红”之慨，但需注意，琅、郎有别，非“朗不流”也。“宋柴”改用“白胎”，兑色，遂成“色胎”，色种齐全，色阶无穷，透明釉，多饰“铁线”，辅以自然“金丝”，益俏，又称“柴官”，仿古、创新，无一不中规中矩，四棱、六棱、八棱、多棱、异型，无所不至，至今莫知其妙，故有“一方顶十圆”之慨。
黑胎、厚釉，则成“仿青铜器瓷”，不仅形似青铜器，手感亦似，堪称“铜官”，冠绝古今，后仿，称“茶叶末釉”，偏轻。
就匠役而言，是时，窑口林立，竞争激烈，京师置窑，敢不争先，借机“扬名”？实可谓一呼百应，高手齐聚，何需朝廷过分张罗？
唯其关注者，高雅也，徽宗崇尚雅文化，追求阴柔之美、含蓄之美、内蕴之美、意境之美，讲究温文尔雅、自然天成，体现于瓷，犹重质感，满釉单色，器型简约，求正不求奇，极尽静态美、内在美、不饰之美，纵有装饰，适可而止，绝无喧宾夺主之虞，线形不张不驰，对“形式美法则”掌控一丝不苟，比例、尺度、均衡、韵律无一不反复推敲，反复琢磨，反复修改，“度”之把握，毫发不爽，恰倒好处，纵令万世之后无以加焉，无以减焉。
器型一俟定谳，各路窑口分别施釉、烧制，相互之间，难免借鉴、融合，技术重组，变幻莫测，新奇特异，层出不穷，海纳百川，旷古绝伦，堪称瓷宗。
宣和七年（1125年）十二月，徽宗禅让钦宗。
靖康元年（1126年），军事紧急，钦宗诏令罢内、外官司局一百余处，独留后苑作“以应奉道君皇帝”。是年，十一月，金兵攻陷汴京，二帝被俘，“府库畜积，为之一空”，继之连年水患，“官窑”遗址、遗物随同汴京城被淤泥层层叠压，地下水位较高，极难发掘，至今未见窑址，从政和元年至靖康元年，“官窑”存世不过15年。
2）修内司窑命薄
靖康二年，即建炎元年（1127年）五月，高宗登基应天府，今之商丘，古之宋州，汴京陪都，时称南京，毗邻黄河故道，亦产“澄泥”，“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或曰“修内司窑”。
所谓“中兴渡江”，谀辞也。靖康奇耻，徽钦被俘，高宗流窜，一败涂地，“渡江”是实，何来“中兴”，难言之隐，换个说法，遮丑而已，“时间坐标”也，其间，历史事件多矣，“中兴渡江”一语虽难尽言，世人却心知肚明，实指高宗“渡江”前、后相当一段时间，譬如，“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所谓“邵成章，字茂文，一字天素，开封人也。少为内侍，博通经史，性特谅直，诸内侍皆不喜之，常出之於外。宣和初，为淮南路廉访使者，条奏宣抚使童贯五十罪，中外大骇。贯请上皇移成章为河北路廉访使者，亦不加罪。渊圣（即钦宗）即位，内侍用事者，多贬罢。超抉成章入内，知内侍省事，赐梁师成宅以居。时军民一岁两杀内侍，皆知成章忠贤，独不加害。建炎二年，随行在至揭州。大金攻河北，陕西群盗起京东、西路。宰相黄潜善、汪伯彦皆蔽匿不奏。及张遇攻真州，去行在六十里，上亦不闻。成章上疏条潜善、伯彦之罪。且曰：‘必误国’，及申，潜善使之闻。上怒，送成章吉州编管。明年，果失中原。上思其忠，召之，诸内侍忌其忠直，遂谮之曰：‘郡九伯若来，陛下无欢乐矣’。及使居於洪州，大金军破洪州，召之曰：‘知公忠直，能事金国，则当富贵长享矣’。成章坚不从，屡逼，欲杀之。监守两月，复之曰：‘忠臣难得，吾不忍杀’。复遗之金帛。俄以病卒。”（《三朝北盟汇编》）徽宗当朝，邵成章位高权重，童贯亦惧，所谓“提举后苑，号邵局”，犹言“邵”氏根深蒂固“后苑”，多用“邵”姓，非“邵”姓内侍争相攀附之；钦宗即位，益宠，“赐梁师成宅以居”，军民“皆知成章忠贤”；“康王将即位，元佑太后遣成章奉乘舆、服御至南京，从幸扬州。”（《宋史·邵成章传》）直至建炎二年，蒙冤被逐，金人亦“知公忠直”，堪称三世“权侍”，“政和间，京师自置”“官窑”，一手操持，惟“邵局”也，故有“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一说，若非早已“置窑于‘修内司’”，又“袭”之何来？另据《宋史·职官志》，“修内司”属将作监，“所隶官署十，”“掌官城太庙缮修之事，”“掌陶为砖瓦以给缮营及瓶、缶之器，”设勾当官，由大内内侍充任。所谓掌“瓶、缶之器”，必先集纳能工巧匠，直接组建作坊，招募粗工杂役，置窑，烧制“瓶、缶之器”。汴京沦陷，“修内司”移师应天府，伺候高宗登基，方可“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袭”者，“重”也，无需试制，一步到位，名曰“袭”，实则“延续”之，从汴京到应天府，犹易地置窑，“澄泥”类似，轻车熟路，加之，钦宗精简“内、外官司局”，所“留后苑作”，百里挑一，剔除庸碌，“高手”浓缩，故，所制窑器“极其精致，油色莹彻”。
“修内司”以“营”为建制，称“修内司营”，隶属“御营司”，亦军亦工，不直接临战，战前，往往战略转移，其间，一旦需要且条件允许，迅即复工，可自食其力，生存力极强，余者，“官窑”分支众矣，临战即溃，惟“修内司窑”躲过一劫，再创辉煌，多赖此也。
是时，张俊将军为前军统制，高宗巡幸扬州期间，曾多次平叛，建炎二年（1128年）五月镇压秀州（今浙江嘉兴）徐明起义，“修内司营”是否随军南撤，虽待考，但因应天府位于黄河南岸，撤，亦从容，其所置窑炉等固定设施或清除，或转手，成器、具或携，或留，最终皆流入民间，“为世所珍”，无缘宫廷，叶寘论陶，惟“内窑”精准着墨，亲历目睹也，何如“官窑”，“供御拣退，方许出卖”，世人绝难一见，故有“识得官瓷面，江山坐一半”之叹。
建炎元年（1127年）十月，高宗巡幸扬州。
建炎三年（1129年）二月，金兵奔袭扬州，高宗仓促渡江，入海避敌，礼器、祖宗神像、牌位“悉委弃之”。
建炎四年（1130年），高宗回越州。
绍兴二年（1132年），以临安为“行在”，其时，钦宗未废，汴京、应天府名份未改，政坛“模糊”，不尴不尬，高宗尝谓辅臣曰：“晋武平吴之后，上下不知有礼，旋致祸乱。周礼不秉，其何能国？”
绍兴四年（1134年），筹备明堂大礼，准备礼器，涉及祭器、祭服、乐器、牌位等，包括陶器七百一十六件套（《宋会要辑稿·礼》），臣僚推荐，按绍兴元年之制，下州军均摊制造，高宗批复，除陶瓷祭器下绍兴府余姚县烧造外，其余均由官府机构文思院制造。
绍兴十二年（1142年），宋、金议和。
绍兴十三年（1143年），建“郊坛”，“郊坛下别立新窑”，辅其事也。
绍兴十四年（1144年），上谕宰执曰，“国有大礼，器用宜称，如‘郊坛’须用陶器，宗庙之器，亦当用古制度。卿等可访求通晓礼器之人，令董其事。”何也？“修内司营”即使落脚临安，陶器“董其事”者却不知去向，惟余残破器、具，混迹垃圾，无一完整，然其质地不俗，器型规整，制作精美，釉面类玉，冰裂纹，足露胎，多仿青铜器瓷，祭祀用，更有“荡箍”一件，铭“修内司窑…置…庚子…师…匠造记”，属宣和二年（1120年）窑具，显系离京窑师，辗转各地，难舍家当。惜哉，物在人去，“访求”谈何容易？难怪“郊坛下别立新窑，比旧窑大不侔矣”，“虽取其形却失之意”，造型亦不甚规范，随意性较大，器物用途已无严格限制。
绍兴十六年（1146年），礼部太常寺奏曰，“靖康以来郊禋庙飨器用之设未备，…恭惟陛下钦崇祀事，垂意典章，凝土范金，制作高古，…当及此时，鳌正郊庙祭器之数，次及臣僚给赐，并依政和六年已行旧制，庶几多寡宜有所依据”。
绍兴十九年（1149年），“工部状，据辖军器所申：…今来除铜器、竹木器，本所差人编拣相验可以添修外，有陶器共二千二百三十八件，内有不堪四百六十件，难以添修，窃见太庙陶器，见委临安府添修，伏乞朝廷指挥，一就令临安府添修制造。后批造工部依所申施行。”朝廷艰困，“新窑”窘厄，可见一斑。
“郊坛下别立新窑”亦属“修内司窑”，简称“新窑”，全称“修内司新窑”，以别“旧窑”，统称“修内司窑”，简称“内窑”，属“官窑”特殊分支，“置窑于‘修内司’，”“名‘内窑’”，以别于“司”外诸窑，所谓“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易地“延续”“造青器”而已，窑匠、技艺、规章、器具一应俱全，亦如“官窑”，惟坯料，难及“官窑”，只能就地取材，将就土产“澄泥”，孰料，无意插柳柳成荫，竟烧出些名堂，自成一统，垂范后世，孰谓“名窑”，当仁不让余师，师者，“官窑”也，师、徒之间，关系密切，然其时代背景、际遇、品质、流向截然不同。
顾文荐抄录叶寘语，误言“后郊坛下别立新窑，亦名官窑”（《负暄杂录》），实则大缪。若是，此“官窑”亦非彼“官窑”。为示区别，“政和间，京师自置窑”必称“北宋官窑”；“修内司窑”无论旧、新，称“南宋官窑”，依此类推，大凡朝廷直接监管、监制，专烧御用瓷者，若称“官窑”，便须分别注明朝代、年号、地点，实则，直呼其名，可也，如洪武窑、永乐窑、宣德窑、成化窑、弘治窑、正德窑、嘉靖窑、隆庆窑、万历窑、顺治窑、康熙窑、雍正窑、乾隆窑、嘉庆窑、宣统窑、洪宪窑等；康熙以降，依“督窑官”不同，又分藏窑、朗窑、年窑、唐窑等，无不鼎鼎大名，如雷贯耳，各具精妙，因系出“饶窑”，“饶瓷始于唐，成于宋、元，盛于明、清，于是北窑遂衰…饶器足贵，不只傅色，尤在火候，故北窑莫能及”（邓之诚《骨董琐记》），即使冠名，亦应“饶窑”或“景德镇窑”，挂牌，则称“御器厂”（明）或“御窑厂”（清），与“民窑”杂处，谓之“御窑”，“官”管，帝有，直至1910年，才“由清政府商部立案，准授海关则例，纳值百抽五之统一税，并于九江、汉口、上海等设立发行所，设本厂、分厂两处，名曰‘江西瓷业公司’”，亦未自诩“官窑”。后人滥用“官窑”二字，“官窑”满天飞，习以为常，惟须留神，凡未注明朝代、年号、地点，直呼“官窑”者，即为“政和间，京师自置窑”，位列“五大名窑”之三，次于柴、汝，高于“内”、定，再次，钧、龙、饶，统称“八大名窑”：柴、汝、官、“内”、定、钧、龙、饶。
以“内”代“哥”，返璞归真也。“内”者，“修内司窑”也。从“龙泉县窑”黑胎一脉，到官窑、修内司“旧”窑、修内司“新”窑，一脉相承，史实有序，地域明确：龙泉、汴京、应天府、临安。惟“内窑”似有争议，然叶寘所言“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范，”已间接交待。“范”者，“法也，式也，模也”，古铸铜器，“沙土”为“模”，器成，模废，范废；窑器反之，器成，“模”成，“范”成，所谓“澄泥为范”，“胎”也。“澄泥”者，“黄河流域特产渍泥”也。所谓“修内司”，乃北宋官署，自撤离汴京，到落脚临安，辗转其间，暂驻应天府，适逢高宗登基，地产“澄泥”，故可置窑，除此之外，兵荒马乱，绝无可能长途倒腾“澄泥”，烧制坛坛罐罐，后人不明就地，翻遍江南残土，四处排查，岂非南辕北辙？1992年，上海博物馆举办“哥窑瓷器学术座谈会”，中科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张福康、郭演仪根据传世哥窑胎釉成份，曾对各地制瓷原料进行模拟配方计算，得出结论，“用浙江地区原料无法得到传世哥窑胎配方”，并初步认定，传世哥窑瓷器烧造地点在北方河南地区，窑址尚待考察。可靠线索，惟“澄泥”二字，“传世哥窑胎”必吻合“澄泥”，若是，“哥窑”之讹不攻自破，实“内窑”也，误称“哥窑”，另有隐情。
据元人陆友《研北杂志》记载，“宋绍兴中，秦桧修礼乐以文太平，用内侍邵谔主之，时方造玉辂及卤簿仪仗，百工皆隶之，谓之邵局，故浑礼仪器，犹铸谔姓名。”邵谔何许人也，与邵成章有何关系，虽待考，但同为“内侍”，先、后掌管“邵局”，却属史实，绝非同一人，同姓而已，或为兄弟，或为干亲；应天府系宋钦宗陪都，临安府为高宗行在，二帝亦为手足；“龙泉县窑”黑、白两脉，同根同宗；“修内司旧窑”、“新窑”，一旧一新，一前一后，一长一次，呼“哥”唤“弟”，附以“章”生一、章生二传奇，恰为邵成章之“章”字，南音“二”、“谔”不分，“邵谔”或为“邵二”，…绘声绘色，遂有“哥窑”、“弟窑”之讹，盖因“内窑”器流入民间，鲜有知根知底者。“绍兴二十一年十月，高宗幸清河郡王第，”“张俊进奉”书画、宝器，包括“汝窑：酒瓶一对、洗一、香炉一、香合一、香球一、盏四只、盂子二、出香一对、大奁一、小奁一。”足见，张俊好“瓷”，其所谓“汝窑”，虽无从稽考，却不排除名“汝”实“内”之可能，实则，张俊撤兵应天府，移师江南，亦难置“内窑”精品于不顾，尽管未必清楚“内窑”渊薮，清楚者，邵成章也，然不幸落难，余如“修内司营”知情者，孰敢道破真相？“内窑”器持有者避之唯恐不及，更难较真，惟含糊其辞，虚应故事，久而久之，真相湮灭，诡称“哥窑”，忌惮“内窑”，纵然细究，亦是“根”系龙泉，“叶”及汴京、应天府、临安府。唐突“哥窑”，何来之有？“内窑”而已，实物有据，品质超凡，五大名窑，当占一席，许之衡所谓“吾华制瓷可分为三大时期曰宋，曰明，曰清，宋最有名之窑有五所，谓柴、汝、官、哥、定是也，更有均窑亦甚可贵，其余各窑则统名之曰小窑”（《饮流斋说瓷》）一论，当改一字：“柴、汝、官、内、定”。
“内窑”器“极其精致，油色莹彻，为世所珍”，珍者，宝也、贵也、美也、重也、瑞也，争相拥有，昂其值，居为奇货，元代以降，仿者无数，前仆后继，却无一知之“内窑”者，误称“仿哥”，诸如洪武仿、永乐仿、宣德仿、正统仿、天顺仿、成化仿、嘉靖仿、万历仿、欧窑仿、康熙仿、雍正仿、乾隆仿、嘉庆仿、道光仿、咸丰仿、同治仿、光绪仿、宣统仿…，不一而足，“民仿”更甚，多出饶地，“白胎”或灰黄色胎，难呈“紫口铁足”，故需“涂色”，劣迹斑斑，毫无“宋代”韵味，惟“雍仿”，黑胎油亮，釉质光润，“紫口铁足、金丝铁线”特征极尽夸张，不惜采用本朝器型、年号，旋纹隐约可见，极易辨识，余者，以假乱真，招摇过市，更有自诩“北宋官窑”、“南宋官窑”或“哥窑”登大雅之堂者，皆莫知“官窑”、“内窑”何许物，更不知“官窑”、“内窑”微妙渊薮也。
“内窑”号称“袭故京遗制，”但因“新成礼器”多掠往金国，“袭”亦难矣；“修内司新窑”更难，高宗所携礼器本已无多，又尽弃扬州，臣僚所携，亦不甚多，所幸，南方各级官衙未及进奉古青铜礼器尚存，权可充用，尚可参照、新制，“画到样制及未有样制”并存，疏于考究，休比“官窑”，即使“比旧窑大不侔矣”，犹言“更差”，除国用不足，缺乏匠役，土质欠佳等因素，越州、余姚、龙泉县、景德镇皆临近临安，且历史悠久，物美价廉，水运便捷，朝廷需用，召之即来，史载，早在绍兴八年（1138年），湖田窑就曾“制样须索”，接受朝廷定货，按指定样式烧造瓷器。“内窑”赘冗，无疾而终。
3）南宋青花命舛
所谓“制样须索”，古已有之，惟“指定样式”因人而异，其人欤，当朝皇帝也。
“定州白磁器有芒不堪用，”此其一也，“瓷面有花”，尤不堪徽宗瓷面作画，“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制样须索”，仍未“中怀”，故自置窑，单烧素瓷，“花瓷”皆拒之门外，定窑、磁州窑、巩县窑无一幸免，然“瓷之有花，宋代已渐流行，蘇東坡詩，‘定州花瓷琢红玉，’”（《饮流斋说瓷》）徽宗好在并无意禁绝，“花瓷”照烧不误，窑口遍布大江南北，“花瓷”自花，“素瓷”自素，两相无碍，并行不悖，共存民间，惟朝廷独尊素瓷，“制样须索”，不涉花样、图案，所谓“袭‘故京遗制’”，亦含此意，直至宋亡，其后，元承宋制，延续之，明初方止，其间，鲜见当朝皇帝偏爱花瓷者，花瓷则我行我素，充斥民间，变成纯民俗艺术，精者益精，粗者不怠，多为褐彩，次则黑彩，间或蓝彩，时称“釉里青”，“为宋代最大发明，用阿刺伯人贩来苏门答腊之苏泥，槟榔屿之勃青，印度之佛头青，画花纹于薄质之泥坯上，再施一层薄釉，便成为美丽绝伦之青花，其法起于宋代何年，不能的考，但大观政和时，则确已有此类作品之制造”,（《中国陶瓷史》）堪称“北宋青花”，唐世已有，胎质尚未瓷化，釉色略显晦暗，饰之蓝花，益暗，不甚醒目。
靖康突变，徽宗被虏，高宗漏网，辗转驻跸，颠沛流离十余年，俱无瑕窑事，加之，“饶窑”远离京师，干预亦难，创作环境相对宽松，窑匠几无顾惮，对此，土著尚或不觉，迁客倍感宽松，犹以原汴京宫廷画师为甚，次则，北地花瓷高手，无不如释重负，“每裕然而有余也”，清规戒律弃若弊屣，信手而发，莫不惬怀，无拘无束，随心所欲，天马行空，如鱼得水，画风一改拘谨之态，激情豪放，大气磅礴，富丽雄浑，层次繁多，多而不乱，繁而不杂，布局均衡，纹饰清晰，满工满绘，惜“瓷”如金，犹恐虚费，何也？“胎质极细，色极白，其釉亦系白玻璃釉，惟澄清之处略闪豆绿色”（《饮流斋说瓷》），美也，奇也，北地未有也，麻仓土、瓷石二元配方使然，“饶”地独出，别无分号，烧制温度、瓷化程度大幅提高，可制大件器物，釉面开阔，宜绘画，尤适国粹“毛笔”，笔致韵味无异于纸、帛、粉壁，用笔，皆从书法脱出，中锋、侧锋、飞白，极富节奏变化、质感，笔法干净利落，点、划、塌、染，准确清晰，极富文人画意，雅逸淡远，浓淡相间，干湿并用，一笔勾勒，成竹在胸，自由简约，一气呵成，准确有力，富于弹性，精粗和谐，主宾协调，宏伟豪放，构图满密，层次丰富，绘画工整，严谨有序，线条流畅，一丝不苟，看似瓷器，实则，“青料水墨丹青”也，画师手中瓷，器皿功能渐失，观赏功能夺势，新一代绘画载体脱颖而出，大罐、大盘底部露胎，修饰粗率，少有施釉，内壁接痕，历历在目，与精心绘制釉面成鲜明对照，烧成，釉下着色尽皆窑变，多不如意，惟蓝花格外艳丽，蓝、白相映，幽靓苍翠，清雅娟秀，赏心悦目，极富艺术魅力，更妙者，其艳丽程度取决于蓝纹、白地配比，似“黄金分割”，须恰到好处，全靠画师精准拿捏，仔细揣度，非常人可及者，高超画功兼顾预覩能力，一笔之下，粗细、刚柔、虚实、浓淡、轻重，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线条之间，疏密、点线、间距、搭配，稍有疏失，前功尽弃，难度极高，堪称绝技，旷古绝伦，一代名瓷，“造型硕大规整，绘画精良，青花发色浓艳，纹饰布局繁密，多区间分割，各区间纹饰不同，大器生动、丰满而不单调笨拙”，且无毒无嗅，耐蚀耐磨，永不褪色，形具神生，雅俗共赏，属瓷艺重大突破，“饶料”之优尽显，拉坯、旋坯、影青工艺益精，北、南优势互补，“饶窑”技术水准一步登天，默默无闻“釉里青”一鸣惊人，蹊跷仅仅在于，看似北地画技依旧，南地瓷质如常，一经碰撞，却突现奇迹，神不知，鬼不觉，无迹无痕，陶瓷史上一场惊天巨变悄然完成，孰谓靖康突变所导致一系列突变中佼佼者，因事出突兀，未及正名，元代，始称“青白花瓷器”（汪大渊《岛夷志略》），犹胜“北宋青花瓷”，当称“南宋青花瓷”，徽宗厌“花瓷”，失之交臂，诚谓憾事，正所谓“天下之巧，层出不穷，千变万化，岂一端所可尽乎？”（纪昀《阅微草堂笔记·槐西杂志二》）
1142年，宋、金议和，南方相对安宁，经济迅猛发展，海上贸易活跃；北方则因蒙军西征，荡尽重重壁垒，陆路交往畅通，既为瓷业提供无限商机，又为瓷艺提供无尽源泉，“青花瓷”受益尤多，绘画体裁极大丰富，精品叠出，名扬四海，风靡西亚、东欧。“釉里红”、釉下无色暗纹亦佳，阴纹、阳纹、刻花、印花、剔花、划花、瓷塑、浅浮雕均别具韵味，阳纹又称粉花、珐华或法华，另外，“唐时已有青色，有黄色，有褐色，有白色，有金色，几于五光十色矣，”（《饮流斋说瓷》）因“饶瓷”属二元配方，“窑温”较高，除釉下青、红二色，余者，需釉上添绘，此亦“磁州窑”传统技术，称“宋加彩”或“红绿彩”…，林林总总，精美绝伦，争妍斗艳，盛况空前，更胜“官窑”一筹，“饶窑”成为新一代制瓷中心，因属民间盛事，鲜见文献记载，留下无限遐思，更有张冠李戴，错把“宋青花”误作“元青花”者，实属千古奇冤。
1221年，宋、蒙联合伐金。
1234年，金亡，翌年，蒙军伐宋，鏖战四川、襄阳、淮河中游长达40余年，双方互有胜负，南宋士气大振，军民同仇敌忾，“青花瓷”大显身手，开创瓷画纪元，更有借古喻今，鼓动抗战，呼唤圣君、贤臣、智士、良将者，诸如鬼谷子下山、蒙恬坐帐、萧何月下追韩信、桃园结义、三顾茅庐、周亚夫、唐太宗与尉迟恭等故事情节纷纷搬上瓷面，人物多着唐、宋汉制衣冠，采用白描手法，结构准确，形象生动，耳目传神，运笔急速，挥洒自如，锋芒毕露，小中见大；山水则采用“大斧劈皴”画法，用笔泼辣，棱角分明，纹饰蔚跂，繁而有序，层次清晰，讲究远近虚实关系，尽显画院风范，与南宋四大家李、刘、马、夏如出一辙，更凸显瓷器优势，画面连续不断，首尾相接，周而复始，犹如“连环画”，故事情节动人，极富感染力。
1259年，蒙哥汗暴毙钓鱼城，旭烈兀命怯的不花镇守叙利亚，率部东归，残部被马木留客击败，其所建“伊利汗国”，覆盖今伊朗、伊拉克、南高加索、土库曼斯坦等地，后被“钦察汗国”灭，惟余“青花瓷”珍藏至今。
1260年，忽必烈称汗。
1271年，建立元朝。
1274年，伐宋。
1276年，攻占临安。
1278年（至元十五年），立“浮梁磁局，秩正九品，”“掌烧造磁器，并漆造马尾棕藤笠帽等事，大使、副大使各一员。”（《元史·百官志·将作院》）“秩正九品，”相当“下县”“主簿”，杨载有云，“主簿非高士，通才或暂为。催科虞惨争，勾校虑稽迟。慎察文无害，详观狱有疑。”主簿可参与“群官圆议连署”，与县尹等“共坐一堂之上，遇有狱讼，公议完署，而后决遣之”，属正官之末，“矧一县之事，自下而上，必始于簿，簿苟可否失其宜，政不平矣。”举凡“狱讼赋役、簿书期会、文谍所移，”主簿阅办，递次呈送丞、令、监等，胡祗遹曰，“县政之得失，生民之休戚，皆出于簿，公平细密，事至物来，虽百冗交集，一照而办，奸邪不能欺蔽，民无寃枉偏重，居是职而不闲书数，则县政紊矣。”足见主簿一职既重且难，长官同僚阙员，或可“独署事，从容治之”，然其“职不专，权不行，势不伸，劳多而责先，处下而辱近”，属县衙正官中最困窘者，“浮梁磁局，秩正九品”“大使”尤甚，譬之“饶州御土，其色白如粉垩，每岁差官监造器皿以贡，谓之御土窑。烧罢即封，土不敢私也。或有贡余土，作盘、盂、碗、壶、碟、注、杯、盏之类，白而莹，色可爱，底色未着油药处，犹如白粉，甚雅。薄难爱护，世亦难得佳者。”（《至正直记》）所谓“御土窑”，景德镇南河之南沙土山东窑场也，烧白釉瓷、卵白釉瓷，成器称“湖田器”或“枢府瓷”，历时很短，“烧罢即封，”孰料，“封”易，“启”难，名曰“御土窑”，朝廷未必“每岁差官”过问，所谓“土不敢私也”，“浮梁磁局，秩正九品”“大使”亦然，若遇“供”瓷，惟求助“景德镇以外新、旧两处，涉及3省6县官控窑场”，地点秘而不宣，专烧卵白釉、珐华器等釉色大器，标“镇器”，不准称“景德镇窑器”，“有命则供，否则止，”景德镇“浮梁磁局”惟余“窑籍”认定、税课核算、下达指令、成品择定、转运入库、分处解送、核发银两等行政功能。所谓“窑籍”，指“景德镇陶…窑有尺籍，私之者刑；釉有三色，冒之者罚；凡利于官者，一涉欺瞒，则牙、商、担夫一例坐罪”（《陶记》），所谓“尺籍”，“军籍”也，军事编制，不得私设；所谓“三色”，黄、黑、白而已，蒙人尚白，务求洁“白”，但因技术条件所限，难免杂质，多为“黄、黑”二色，天意难违，故不入禁，余则，不得“冒”用蓝、绿、红、紫、橙等釉色，包括釉里青、釉里红、红绿彩、金彩等等；所谓“凡利于官者，一涉欺瞒，则牙、商、担夫一例坐罪”，“官”利至上，“欺”者“连坐”，秦制，苛法也。
1279年，元灭南宋，严禁汉人打猎习武、持有兵器、集会拜神、赶集赶场、夜间走路，人分四等，南人最贱，牲畜不如，更休说私用“御土”，擅制“青花瓷”矣，为避嫌，传世品纷藏地下，谓之“窖藏”，“青花瓷”就此销声匿迹，入“明”以降，国人莫知“明”前“青花”者，灭绝之彻底，手段之残忍，“焚书坑儒”犹有不及，元朝实乃扼杀“青花瓷”穷凶极恶者。
1334年，元顺帝罢浮梁磁局造作，工匠始得自由生产产品。
1351年（至正十一年），徐寿辉自立为帝，国号“天完”，众至百万，惮赫千里，覆盖湖北、江西、安徽、福建、浙江、江苏、湖南等地，教徒气盛，无惧“鞑子”，不惜留名“青花云龙纹象耳瓶”：“信州路玉山县顺城乡德教里荆圹社奉圣第子张文进喜捨香炉花瓶一付祈保合家清吉子女平安至正十一年四月‘良辰谨记’（另一瓶为‘吉日捨’三字）星源祖殿胡净一元帅打供”，民国初年，现身地摊，细审之，书写粗鄙，若童蒙涂鸦；纹饰精美，徒具大家风范，对比强烈，显系画就，未及烧制遗物，故可刮掉部分“蕉叶纹”，添加铭文，刮痕犹存，一片狼藉，既不协调，又违常理，绝非特意“开光”，业内，称“一眼假”，但属“古代制假”，意义非凡，借此，可察“宋青花”本像，可断“元青花”厄运，然民国初年四维不张，乱象丛生，又谈何容易？是时，英、法、日、美大肆收罗中国瓷器，制假行业应“劫”而生，仿冒高手兴风作浪，鱼目混珠，真假莫辨，若不细究“元史”，难免“吃”不准，阴错阳差，落入英国人大维德之手，非其鉴赏力过人，条条框框较少罢了，瞎猫碰上死耗子。1956年，美国人波谱发表《阿德比耳寺收藏的中国瓷器》一文，擅将类似风格青花瓷命名“14世纪青花瓷”，国人崇洋，定名“至正型”元青花，称“大维德瓶”，误作“至正型元青花断代标准器”，“元青花”声名大噪，闹剧也。
1356年，徐寿辉部将于光占守浮梁，“浮梁磁局”迁安徽歙县，景德镇各窑终可光明正大恢复“青花瓷”烧造，虽偶有上品，质量却普遍不高，色调晦浊，纹饰粗率，直至明初，仍无起色，故有“新烧大足素者欠润，有青色及五色花者，且俗甚”（曹昭《格古要论》）之叹，历经洪武、永乐、宣德等数朝，元气稍复，青花瓷人物画仍不及宋，几经反复，方出康熙青花，“其青花一色，见深见浅，有一瓶一罐而分之七色、九色之多，娇翠欲滴。”（《饮流斋说瓷》）称“翠毛兰”，极富层次感、节奏感、立体感，如水墨画，复现“斧劈皴”，始有“刀马人”，继之，创烧“珐琅彩”、“粉彩”，制瓷史又一巅峰时代来临，仿烧“五大名窑”颇盛，到位者鲜矣。
原文作者：
原文刊载：深圳市收藏协会马玉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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