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有多少日本大学是731部队的帮凶？

来源:71站 

       731部队，其对外的公开名字是“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本部”。这支部队于1936年编成，在第二年亦即1937年，日军便发动了“卢沟桥事变”，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在全面侵华开始之后，731部队便逐渐显露出了它的“恶魔”本性。但是在战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当时资料遭到破坏，日本军部势力自我保护等等的原因，这一部队在中国所进行的毫无人性的犯罪，并没有得到大量的揭露。

      而今天的内容，全部来自于由日本NHK电视台编辑，并在8月13日于日本全国放映的纪录片《731部队的真实》。

 

 

 

 

      当时涉及731部队的大量资料，除了被日军在投降前自毁之外，其余资料大部分在美军占据期间被美军收押并列为机密。所幸，在苏联进入中国东北地区与日本关东军开战之后，大批曾经参加731部队的军官和士兵被苏联军队所俘虏，并且在1949年12月25日，于中俄交界处的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对这些俘虏中涉及战争犯罪的人员，进行了“哈巴罗夫斯克审判”。

      NHK电视台的记者，通过走访俄罗斯国立档案馆，找到了前苏联时期保留下来的哈巴罗夫斯克审判录音。该录音时长24小时，记录了审判的全部过程。

 

 

 

 

      这部录音中展示了对当时的关东军731部队的军官们的审判，也提供了证人们的证词。自此，731部队当时用活人进行人体试验等等罪行，才再一次展现在世人的面前。

有关于731部队，我们之前已经了解过很多罪行，如活体解剖，进行冰冻试验、细菌试验等。

      但是本次NHK的调查，挖掘出了一个新的令日本高等教育界难堪的事实：731部队进行的这些非人试验和研究，其实是各大学与日本军方勾结的结果。

 

 

      从1936年开始到1940年，以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和庆应大学为首的日本高等学府们，都纷纷与军队签订了秘密的合作协议。协议的内容是由日本这些大学向731部队输送研究员，牵头负责军方提出的研究项目，同时由军方向各个大学支付巨额的研究经费。

 

 

      时任日本京都大学医学院院长的户田正三，与石井四郎私交甚厚。在他的领导下，京都大学在6年时间里，将派遣到中国东北的研究员人数从36人增加至75人，其中绝大部分都在731部队工作。仅1940年一年，京都大学从日本军部获得的经费便达到了2亿5000万日元。

      尽管户田正三本人否认了自己与731部队或是军方的研究有任何关系，但在他逝世后的一本他人追忆录中，清清楚楚地写明了他曾经与多名高级军官一起，气氛和谐地推动着军队中进行着的研究工作。

      东京大学也否认了曾经以东大的名义，主动派遣教授参加731部队，但NHK的记者从东京大学校长长与又郎的记录中发现，他曾经长期通过文部省（相当于中国的教育部）与日本关东军的高层保持着联系，并且从中协调各种研究试验人员的派遣工作。

      在以石井四郎为中心的这张合影中，汇集了日本大部分医科、理工科的高校首脑。这是日本高校界直接参与了731部队的构建和试验的铁证。

      在一名曾经配属于731部队的老兵，须永鬼久太所保留的资料中，NHK的记者找到了全部供职于731部队的医学研究者名单，其中大部分来自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和庆应大学。

      之前谈到的，在731部队中负责冻伤试验的吉村寿人，就来自京都大学医学部，而且是学院院长户田正三的学生。他曾经在回忆录中写道：“听说了要在人体上进行那些试验，我直接提出拒绝参加。但是在户田院长的劝说下，他劝我不要放弃已经进行了很久的研究，而且，如果我胆敢拒绝军部的命令，那么就直接将我逐出师门。”

      在731部队多达3000多人的组织中，这些来自全国各大著名高校的研究者们，并不是像他们中一些人所辩解的“自己被军队逼着工作”，而恰恰相反，他们在这个恶魔的组织中所具有的地位非常高：这些研究者被称为“技师”，在组织中处于顶点的地位。根据大量卫生兵和少年兵的回忆，很多非人性的试验，其实都是这些研究者们直接下令进行的。

      在731部队本部的研究者中，来自日本（及日本占据区）各地的学者共40名，绝大部分具有博士称号。可以说，没有这些来自各大高校的学者们的积极参加，731部队是无法实现那些耸人听闻的活体实验的。

      而另一名曾经配属于731部队，当年仅有14岁的“少年兵”三角武，是在日本揭露731部队罪行的最活跃的一位老先生。据他的回忆，自己当时的心境是这样的：

“在那样的时代里，我所认为的是，如果我们不这么做的话，那么就会被打败。”

“尽管觉得这些俘虏非常可怜，但是也不能说出口。”

“如果说了同情俘虏之类的话，就会即将被认为不是日本人，是'非国民’。当时就是这种气氛。”

      作为少年兵，他们被委派的任务往往是焚烧尸体，掩埋骨灰之类的脏活。三角武先生回忆说：“我们被命令去烧掉那些尸体，往尸体上浇上汽油点燃，然后再把稍晚的骨头捡出来埋掉。我当时的想法是：这难道就是战争吗。”说完这些，三角武先生长久地陷入了沉默。

      而关于731部队中有大量学者参与其中的事实，日本的学术界也对“科学家与军方的关系”展开了讨论。

      主流的意见是：军事研究并不等同于兵器研究，所以科学家参与军方的研究，在伦理上并不构成“科学家参与了杀人”。

      用做举例的，有参与设计了原子弹的奥本海默，和731部队的石井四郎。确实，这也是大多数国家所支持的“国防科研”。但对此，反对的意见也存在着：“科学家并没有责任要参加战争。从历史上来看，科学家的参与，反而使战争越来越残酷。”

      而以研究者身份参与731部队的人，对此会怎么想呢？在731部队中担任第四部细菌创造课课长的柄泽十三夫，在哈巴罗夫斯克审判中受到了审判。在被告席上，柄泽说出了自己的心声：“如今我已经不是军人，从一般人的角度出发，我想对我做的事情说几句话。我的妈妈在日本，现在已经82岁了。我还有个妻子，和两个孩子。我知道，我所做的事情是罪大恶极的。如果有来生的话，或者我此生还有余生的话，我会记着自己做下的这些恶行，用自己的新的人生，为了全人类而竭力奉献。”最终，他被判处20年劳动改造。

      1956年10月19日，日本和苏联恢复邦交后，所有在哈巴罗夫斯克审判中被判刑劳改的731部队军官们都被宣布释放，同意他们返回日本。

      然而柄泽在得到释放之后，于第二天的1956年10月20日，在哈巴罗夫斯克看守所的洗衣房里，悬梁自尽。

      哈巴罗夫斯克审判中，作为细菌武器研究和生产的直接参与者而受审的被告，共有12名：

山田乙三，关东军司令官，大将，劳改25年。

梶塚隆二，关东军军医部长，军医中将，劳改25年。

高桥隆笃，关东军兽医部长，兽医中将，劳改25年。

佐藤俊二，关东军第五军军医部长，军医少将，劳改20年。

川岛清，关东军第四部细菌创造部部长，劳改25年。

柄泽十三夫，关东军第四部细菌创造课课长，劳改20年。

西俊英，教育部长兼孙吴支部长，劳改18年。

尾上正男，731部队海林支部长，劳改12年。

平樱全作，100部队研究员，劳改10年。

三友一男，100部队队员，劳改15年。

菊地则光，731部队海林支部卫生兵，劳改2年。

久留岛祐司，731部队林口支部卫生兵试验员，劳改3年。

      除劳改刑满得到释放的菊地则光、久留岛祐司之外，高桥隆笃于1952年脑溢血死于劳改中，柄泽十三夫于释放之后自杀，其他人都在1956年年底回到了日本。石井四郎，731部队的创始人，之后历任第一军医部长，731部队指挥官。在苏联进攻关东军之前，于1945年8月从哈尔滨逃回日本。之后与美军占据军司令麦克阿瑟达成协议，以提供731部队全部研究资料为条件，使自己免于战犯审判。战后被开除公职，在东京新宿区经营一家小诊所，于1959年因喉癌死去。

      板垣征四郎，关东军总参谋长，731部队设立发起者。1946年2月被联合国占据军逮捕，作为A级战犯在远东军事法庭上被判处死刑，1948年12月绞刑。

      户田正三，战前京都大学医学院院长，战后成为了金泽大学第一任校长，并连任四届校长职务。1961年死去。

      田部井和，731部队伤寒研究负责人，来自京都大学。战后担任京都大学医学院院长。1977年死去。

      吉村寿人，731部队冻伤研究负责人，来自京都大学。战后担任京都府立医科大学校长。1990年死去。

      长与又郎，战前东京大学校长，1941年设立日本癌症学会，担任学会会长，世界级癌症研究权威。1941年死去。

      我想，看完这部纪录片，作为战争受害者的中国人，我们的心情应该是非常复杂的：

作为平民百姓，日本人在媒体的舆论诱导下，就可以如此轻易地相信被片面报道甚至是歪曲的时事消息，然后支持军队进行如此血腥恐惧的行为。

      作为被迫参战的一名小兵，尽管对遭受非人虐待的俘虏们心存怜悯，却迫于压力无法表达出来。

      作为一名科学家，为了研究工作的成功，获得更多的研究经费，或是个人未来的发展前途，就可以下命令进行如此冷血邪恶的活体实验。

      战争真的会夺去人心中的一切善良吗？还是说，人本质上就是盲目、懦弱且自私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