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作品模型是针对文字、符号、图片等采用某种体裁组合而成，而数学模型则是针对数学符号、数字、图表等采用某种数学方法与思路建立起来的。若将所有文字看成一个集合，文学体裁看成某种结构，则文学模型就是文字集合通过某种文学结构组合起来的。如绝句、律诗、词、曲、骈文等。同样，若将数、字母等符号看成是一个符号集合，而将建模方法与思路看成是一种数学结构，则数学模型就是符号集合通过数学结构建立起来的。故简言之，模型可被抽象为“集合+结构”。
不同集合采用相同结构，可能解释完全不同之事物，如：变化率与当前总数成正比之微分方程模型，可用来解释物种消长、瘟疫蔓延与耐耗品之销售等；而不同集合采用不同结构，却可能说明同样的问题，如鱼群之增加与当地发生战争使得居民之需求降低。同一集合采用同一结构，或同一集合采用不同结构，都可能形成不同模型。不但如此，还有可能得到出人意料之结论。限于本书主题，相关数学模型此不赘述，感兴趣的读者可参阅数模类书籍。
本节针对某一固定文字集合，施以不同的文学结构，再将其转换成同类型之数学结构，然后描述成音乐简谱之形式（代数结构）。通过这一数学结构及其对应简谱，可反演出对应文学作品之历史蕴涵。如“处、村、断、纷、何、花、魂、家、节、借、酒、路、明、牧、清、人、上、时、童、问、行、杏、遥、有、雨、欲、指”这二十七个汉字组成的集合，按（唐）杜牧之组合方式为：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这是一首七言绝句，名为《清明》，其中纷字使用两次。该诗意境高远，流传千古。
若不要求如此高的意境，还可组合成：
清明时节行路人，雨纷牧童欲上村。
借问酒家人指有，何处杏花遥魂断。
其中，人字使用两次。此即同一集合采用同一结构，而所得不同。
若更改组合方式，如：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则其成为一首词，且与《清明》相比，各字顺序完全不变。若再改为如下之组合方式：
时间：清明时节 动作：借问
环境：雨纷纷 语言：酒家何处
地点：路上 人物：有牧童
人物：行人 动作：遥指
状态：欲断魂 语言：杏花村
则其成为一首曲。同样，与《清明》相比，各字顺序完全不变。
若将诗、词、曲按每行字的个数配上对应音律，则七言绝句每句字数分别为7、7、7、7，按字数配以节拍，如
其中，表示以四分音符为一拍，每小节两拍，以下同理。该调虽不悦耳，但有铿锵之气。若用鼓来演奏的话，可以想象，由于心脏之跳动周期而单调，正应了此曲之节律。故该曲能令人“心动”，易使人振奋、甚至舍生忘死地战斗。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古代战场上闻鼓而进、鸣金收兵。鼓与锣按节奏地敲打，发出的都是有规律而单调之铿锵之音，但鼓五行属木，其音高亢，能使人奋进；而锣五行属金，其音肃杀，令人思归。
之所以如此，与中医、五行是分不开的。中医认为，脾主藏志。另外，《黄帝内经·素问·阳明脉解篇第三十》曰：
胃者，土也，故闻木音而惊者，土恶木也。
中医认为，脾、胃五行都属土。而在五行生克之规律中，木克土而土生金。因此击鼓能使人惊心动魄，除了鼓舞己方之士气外，还能起到震慑敌方之作用。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古人审案、说书都用惊堂木（又叫醒木），现代法庭或拍卖行也用木锤。至于鸣金，由于金属之碰击声比较刺耳，令人心烦，自然有令人闪避、收敛之意。
人们通常认为“诗言志”。唐诗之所能“言志”，与当时唐朝国力、诗人心态等是分不开的。安史之乱爆发（755年）以前，繁盛之大唐不但令其子民感到自豪，也令世界对其充满了景仰之情。生活在当时的诗人们，被强大之国力感染，以致激情满怀，故此期间之文学作品都是志气高昂、大气磅礴的，如：李白之《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等。有些作品即便是揭露腐败、感慨现实生活的，也充满了肃杀之气。安史之乱以后，大唐走向衰败。但是狮虎垂死，余威犹在；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即便是大唐衰落了，但诗人们对国家之再次繁荣昌盛并未完全失去信心，再加上文学遗风之影响，中后期之诗作仍旧充满了铿锵之音。
《清明》对应的“词”结构中每句字数分别为5、6、3、6、3、5，按字数配以节拍，谱为
若用横笛或箫、琴等乐器来演奏，就能听到一阵悠扬之音飘然而来。若将第一拍之5和6由中音改成低音，韵律依旧悠扬。悠扬之曲调能放松人的心情，缓和紧张情绪，能令人暂时进入陶醉甚或麻醉之状态，大有靡靡之音的态势。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战场上不可能有弹琵琶让人冲锋、吹笛子让人收兵之场景。
宋词之“抒情”，也符合当时之历史现状。北宋从一开始就积弱，不但挡不住强悍游牧民族的入侵，甚至连大理、西夏这些小国也无法统一。北宋后期至南宋期间，中原饱受欺压凌辱，基本上完全处于少数民族控制之下。契丹、金与蒙古之先后入侵，使得宋朝人志气沮丧，大多数不敢正面抵抗，除范仲淹、辛弃疾等人外，大多数文人无甚豪言壮志，都甘心偏安于南方，毫无收复北方、统一国家之坚定愿望。偶尔地心动，也不会带来冲动，大多时间都在谈情说趣中度过。正因为此，文人将更多的智慧用在了文学、艺术等作品之创造上，这使得南宋时期达到了中国古典文化之巅峰。
《清明》对应的“曲”结构中每句字数分别为4、3、2、2、3、2、4、3、2、3，按字数配以节拍，谱为
大多数民族乐器演奏这种曲子都给人以同样之感觉，即单调而不铿锵，平和而不委婉，但也不会觉得其难听，而是给人一种娓娓道来之感觉，故通常认为“曲叙事”。
元曲之所以“叙事”，仍与历史相关。元朝时，汉人没有安全感与归属感，有志之士皆以亡国之奴相称，无任何情趣可言。在蛮横有力的蒙古骑兵之铁蹄下，反抗之斗志饱受压制，爱国志士日渐稀少。元朝初期，蒙古人对汉人之滥杀使得人人自危。在兵力上无法抗争之情况下，只好编故事以发泄心中怨恨。言志的诗与抒情的词，这时都难以满足文人之需要，故曲应运而生。
可以这样改变结构的诗其实还有很多，如（唐）张继《枫桥夜泊》可改写成：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
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按字数可以配以节拍，谱为
该曲调悠扬清雅。再如（唐）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可改写成：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
又生远芳，侵古道，晴翠接。
荒城又送王孙去，
萋萋，满别情。
按字数配以节拍，谱为
该曲调悠扬而凄美。
对于宋词与元曲，也可以直接将词牌与曲之结构转换成数字，然后按规则谱成简谱。像苏轼之《念奴娇·赤壁怀古》，柳永之《雨霖铃·寒蝉凄切》，白朴之《仙吕·寄生草·饮》等，配以适当节拍后，所产生之曲调都很动听，限于篇幅，恕不赘述。
若仅从作品意境与感染力之角度而言，“诗言志、词抒情、曲叙事”之看法应该只是文学家对诗、词、曲之感性认识。但若从诗词曲之数学结构及其乐律来认识作品，则构成了对“诗言志、词抒情、曲叙事”之（纯粹）理性认识。
一种文学体裁就是一种文学模型。且若细分下去，每一部作品都自成一个模型，特别是那些有影响力之作品。能用理性数学结构来认识的不仅仅是诗、词、曲，古代散文与明朝以后出现的长篇小说，也可以被分为几种数学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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