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俊勇 图/锦绣古郡
在中国古代社会，几乎每一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城池，这一点可以从历朝各地的方志中找到依据。除了环绕城市的城墙外，还有护城河、瓮城、吊桥、闸楼、箭楼、正楼、角楼、敌楼、女儿墙、垛口等一系列设施，城池无可争议地构成冷兵器时代各个城市严密完整的军事防御体系。
为人进出的城门自然必不可少，《周易·系辞下》有“重门击柝，以待暴客”之语，说明城门也是古代城池中具有重要军事意义的构件。
樊城仅存定中、屏襄两门和柜子城一段土墙
始建于汉末的襄阳古城建有城门六座，每座城门又建有瓮城(俗称月城)，城门上建有城楼。明万历四年(公元1576年)，襄阳知府万振孙为六座城门首题名称：东门曰“阳春”，南门曰“文昌”，西门曰“西成”，小北门曰“临汉”，大北门曰“拱宸”，东长门曰“震华”。
由于历代兵燹，城门与城楼屡圮屡修。如今，除临汉门基本完整，拱宸门有门无楼，震华门楼得以重修外，余门只留下遗址。所幸的是，城墙尚在，古风犹存。正因为如此，襄阳城才被列入华夏八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城池之一。
而与襄阳城隔江相望的樊城却远没有那么幸运，目前仅存定中、屏襄两门和柜子城一段土墙。樊城至少在三国时期便是一座壁垒森严的古城，除了商业渐次发达外，樊城在历史上也扮演着重要军事重镇的角色，三国、宋元襄樊之战，在樊城上演了一出出风云变幻、刀光剑影史诗般战争戏剧。
据说樊城古城外形酷似一条船，与南边的汉水相映成趣，与对岸的襄阳城傲然对峙。汉江天堑，又使近在咫尺的双城在政治的归属和军事部署上时而珠联璧合，时而胶着对峙。
樊城有九座城门。据乾隆版《襄阳府志》记载：“城旧有九门，南三门已没于水。存者六门曰迎旭，曰屏襄，曰定中，曰朝圣，曰朝觐，曰迎汉。”魏平柱先生《临汉文史考析》一书引用的《襄阳县志》的记载更为详尽：“樊城在县北，隔汉水。晋宋间置县，后因废樊城入安养，唐改临汉，宋省入襄阳，虽不名县而城犹存。宋季元兵破之后，修城书者惟嘉靖三十九年一见于明志。向有九门，东迎旭，南没于水，南会通公馆，西南迎汉，西北朝觐，正北朝圣、定中，东北屏襄，岁久城圮濠亦平。”
从这两则史料看，虽然记录的城门方位顺序正好相反，但六座城门的名称可定，即迎旭、迎汉、朝觐、朝圣、定中、屏襄。耐人寻味的是，这六座城门名称暗合樊城古城各方位的地理特征或政治寓意。正东城门面对晨日，朝觐、朝圣两门体现皇权至上，定中当为平定中原，屏襄意寓“荆襄屏障”，西南迎汉自然是面朝汉江之意。不知魏先生所引县志的编修年限，但从其上下文看，“南没于水，南会通公馆”似乎应标点为“南没于水，南会通、公馆。”也就是说，东南角城门圮毁，无名；南部还有两座城门，即会通门、公馆门。
樊城之所以“往来行舟，夹岸停泊，千帆所聚，万商云集”，是因为它交通发达，会通四方，逐渐成为内陆商品的集散地和中转站。以象征优越地理位置的“会通”和象征客商云集，市镇富庶的“公馆”为两大南门命名自然也无可非议。时至今日，公馆门名称及旧址均有迹可循，米公祠碑廊还存有一通“公馆门”石匾。如果我的理解无误，樊城古城便留下了八座城门的名称，唯有南部偏东的城门名称消失在城市的记忆里。
“迎襄门”的门额刻石格外引人注意
那么，那个“没于水”的南门会以何种方式命名呢？如果按照会通、公馆两门的命名规律，南城三门都应以表现樊城作为商业市镇特征的字号命名。
不久前，笔者到位于鱼梁洲的圈子会馆与网友聚会。这个餐馆文化氛围浓厚，好似一个小型博物馆。馆内大院陈列数十块石刻，其中有一块“迎襄门”的门额刻石格外引人注意。这块刻石长51.2厘米，高19.2厘米，阴刻“迎襄门”三个大字。襄阳城自然不可能会有这个门，难道这个“迎襄门”便是那座“南没于水”的城门？东北有“屏襄”，西有“迎汉”，再以地理特征的“迎襄”命名倒也合乎情理。
倘若如此，这个门额对我们这个城市而言，便有着无法估量的价值。不过，当时没来得及问这门额的来历，是不是附近哪个县城的城门匾额也未可知，但感觉它至少应该是清乾隆以前的遗存物。次日向藏主赵卫东打听得知，该碑得之于双沟镇，可能是该镇的西门匾额。其形制大小也不合樊城城门规模，与存于米公祠的“公馆门”额匾不可同日而语。
后来放大当时拍的照片，发现该石刻左右有“同治元年小阳月谷旦”“小鹤任恩立”字样。无疑，这是一次过于大胆的猜想，也是一次失败、失望、失落的考证。
此时的心境，与明代一位诗人的《襄阳怀古》诗颇为相近：“邓城才过见樊城，旧堞荒凉总旧名。废沼几行寒雁下，疏林数点晚鸦鸣。”
如今，那座城门及其名称连同人们的记忆似乎已尘封在汉水北岸的泥土里，也许浩瀚的史料里还会留下蛛丝马迹，未来的出土文物里还会满足人们的热望。
反思考证“迎襄门”的过程，我深深意识到，寻找消失的樊城城门成了许多襄樊人无法释怀的心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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