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散曲家张养浩【中吕·山坡羊】《潼关怀古》“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历来被作为忧民名句，称引不辍。但是，对其观点的合理性，未必有多少人曾经思考体察过。大概有不少人，跟我一样，只把它看作一种情绪化的表达，一声饱含感情的喟叹，并未真正认识到它揭示人间社会不合理现象的深刻之处。
张养浩的散曲中，并没有直接道出百姓所苦。“峰峦如聚，波涛如怒”，这是描绘自然景物；“山河表里，潼关路”，这是说明行旅路线；“望西都，意踌躇”，这是诉说作者的内心感受；“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这是交代帝王将相失去了往日的天堂。
百姓的苦，需要读者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图注：1942年河南旱灾；编辑配图，图片来自网络)
相比之下，“亡，百姓苦”比较容易理解。覆巢之下无完卵，“宫阙万间都做了土”，既然帝王都没有了藏身之处，那么，他的臣民百姓当然也只能流离失所，甚至沦为孤魂野鬼了。“兴，百姓苦”，有点费解。国家安定，社会繁荣，百姓有什么苦，苦从何来呢？
随手翻阅宋·王楙《野客丛书》，读到该书第十五卷“富公奉使语”条，发现可作张养浩这一句名言的旁注。
苏东坡撰写的《富郑公（富弼）神道碑》，引用富弼生前奉旨出使时说过的一番话：“北虏与中国通好，则人主专其利，而臣下无所获；若用兵，则利归臣下，而人主任其祸。故北朝诸臣争劝用兵者，此皆其身谋，非国计也。”这一番很容易被爱国人士解读为“投降理论”的话语（作者注：按照它的逻辑，宗泽、岳飞等人头上的民族英雄光环，就会黯然失色），其实也道出了古代社会的一种真相。
这种理论，不是富弼发明的。在富弼之前，唐朝的郑元璂说颉利，三国吴陆抗谏吴主，汉朝严安论狥西南夷等，都阐述过类似的观点。其中郑元璂和陆抗，具体分析了战、和分别对于国家君王和将军大臣的利弊得失。郑元璂说：汉跟突厥风俗不同，汉得到突厥，无法进行有效的管理；突厥得到汉，也没有实际用处。抢掠所得，都归于将士，可汗（皇帝）一无所得。而如果两国和好，汉朝对突厥一定会有馈赠，可汗可坐收币帛之利。陆抗说：将军们为了获取名声，穷兵黩武，耗费动辄以万计。士卒疲于奔命，敌国并不因此变得衰弱，而我们自己却元气大伤。大家都争着拿帝王的钱财，去追逐自己的利益。这是将军大臣们在偷奸耍滑，对国家而言，决非良策。
邻国之间，和平相处，则帝王得享天下郡国之利（用黄宗羲的话说，是“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其一人之淫乐”）；进行战争，则将军大臣们可以想方设法，巧立名目，达到自己名利双收的目的。这，不正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意思吗？
(作者：丁启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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