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杨浦区的文化气场一直都不同于其他城区。以产业工人和工人新村为主体构成了它的主流表达：直白、朴素、大气。
记得我有个小学同学，父亲是工人，母亲在生产组上班，全家四口蜗居在一个只有五平方租借的小屋。有一次她告诉我，他们家吃鱼的话就是每人一条马鲛鱼，一买买四条。我吃惊之余告诉她我们家顶多每次买一条全家共享，恨不得再省下一些来留给下一顿。由此第一次领教了工人家庭的豪气。
在松花江路往北些的地方还有一个工农新村。那里是工农交杂的区域，我在军工路上看见我初中同学推着板车在运蔬菜，他们的父母是长白公社的社员。我代老师去做过家访，家里倒是住的楼房，家长对我们特别尊重和客气。我那时只有12岁，只好郑重其事地和家长交流他们儿子在学校的问题。
工农新村的另一些家庭，大都是电缆厂、机床厂、上海柴油机厂的职工和家属。那是1977、1978年，刚好“文革”前一大批电影解禁重放，我的同学经常帮我购买工厂的电影票。我在那所中学只读了一年，但我那些工人农民家庭出身的同学给我留下的印象就是朴素、热情。
二院往事
而我家所在地军工路控江路这一带，又自有其独特的文化氛围。我们的一些简称好比威虎山的黑话一般，外人根本听不懂。譬如我们叫上海水产学院是：一院。叫上海机械学院是：机院。叫水产学院的家属宿舍是：二院。叫我的小学军工路第一小学是：军一。大院里的孩子说的是普通话，若说要去趟“一院”，在外人听来还以为是去“医院”呢，但在我们那里不会有此误会。
我们家是1966年从八埭头附近的福禄街搬到二院的。二院又分前后两个院子，我们叫作“前排”和“后排”。我们家最初住在后排。后缀的名称也叫“排”。共有七排。前五排像军营，整整齐齐地排列着，每户都是一房一厨的结构。虽无煤卫，但房间里铺着地板，每一排的中间有个公共厕所。我家所在的6排却是拆了半个仓库改建的，分南北各建六间房子，当中是一条水泥浇铸的弄堂。单双号的门是相对着的。而我家所住的9号却有些特殊，门对面最早是个公共厨房，11户人家都在此下厨。
记得有一年，不知哪个叔叔打来一条蛇，那个晚上，公共厨房热气暄腾，一口锅里煮出来的汤，每家都能分到一小碗。我不确定自己吃了没有，但因为很多年这都是我们6排的一个美丽传说，我一直觉得自己是吃了的，并且很鲜美。后来学校给每家盖了个灶披间，公共厨房变成了公共厕所，我们家那扇对着厕所的门就开得少了，出入往灶披间走得多些。
七排有一户特殊人家——吕伯伯家。他们家有一架钢琴，却又居住在条件最差的七排。听父亲说，他是电影《长虹号起义》中的国民党海军，当时一定是受到打击和排斥了。只记得他有些腿脚不便。他的岳母就是著名歌唱家周小燕的母亲，大家都称她姥姥。老太太好像是缠过小脚，总是拄着一根拐杖，身板很硬朗，高高瘦瘦的，不知为何，孩子们都很怕她。近年看见周小燕教授年岁近百，仍神清气爽，越发像她母亲当年的模样了。
那时候，我们的国家是个年轻的共和国，我们的学校是一所年轻的部属本科大学，住在后排的，大多是年轻的助教们。家家户户都有一两个孩子，院子里充满生气。每到晚饭时分，先是炊烟袅袅，再就听到各家唤儿之声。回想起来，这真是世上最美好动人的声音了。夏天的时候，家里的小饭桌都摆到了自家门前的小院里。父亲在我们家的小院栽种了丝瓜、扁豆、枸杞等等，做饭前摘一把就是一个菜或是一个汤了。我和妹妹吃饭时，一对十来岁的姐妹叫红娣红妹的，特别喜欢我俩，摘了大丽花来给我们插在发际。
夏日早晨，小院里的喇叭花绽放了。我喜欢在花边上刷牙。记得我的第一把牙刷是绛橙色的，顶端是个哨子（上海话为“叫匕”）。我先吹几下口哨，然后边赏花边刷牙。父亲引进了各种喇叭花的品种，我最爱的是一种雪青镶白边的。记得在父亲的小小花园里，还有过鸡冠花、美人蕉、大丽花、月季、地雷花（紫茉莉），都不是什么名贵品种，却也有过一番姹紫嫣红的景象。近些年我在自家的阳台上种过其中的一些花，毕竟是盆栽，远不及父亲当年耕耘出的欣欣向荣的盛况。秋天的时候，无论在哪儿我看到有喇叭花结籽，都会偷回几颗带回家来。有一回坐车路过某地瞥见有特别漂亮的喇叭花，过后，我悄悄去那里摘了些种子回家。我明白，我的内心是想移植童年。时光已逝永不回，往事只能回味。
父亲是“农民”
上幼儿园的时候，老师带我们背颂“老三篇”。有时还要讲解。我们也是一知半解的。有一次不知为何老师问起各家父母的职业，我举手说，我爸爸是农民。我是在我母亲那所小学的附属幼儿园上学的。老师们和我妈妈是同事，彼此都知根知底。她便去告诉我妈。我妈大抵知道我的误会来历，一时间成了他们同事间的笑话。从我稍有记忆时起，我便没看到父亲站在讲台上的情形。只要父亲在家，经常看到他在田里劳动。与我们家灶披间对门的是11号章可畏叔叔家，一年中很少有人能住上几天，他经常出差，他爱人长住市中心娘家。他家门前的那块地也交由我家打理。父亲的那些花都种在那里。剩下的半个仓库前也有一块地闲着，父亲在那里种过青菜、蚕豆之类的。这就是我坚信父亲是农民的缘由。
那么，一个上海的普通大学教师，在大学不招生的那些岁月又在干些什么呢？在一个孩子零碎的记忆里，我记得父亲先是在国棉十九厂参加劳动，翻三班。我能牢记这段经历，是因为每周四是父亲上中班的日子，那天，我可以不去幼儿园。早晨父亲又在伺弄他的花草蔬菜，吃好午饭，他便哄我午睡。我一觉醒来，已不见了爸爸。很想哭，很孤独，很害怕，也得捱着。一直等到有人开门，母亲下班了。虽然小心灵经受了一些不愉快的考验，但下一个周四，我仍然期待和父亲留在家里，半天闲散，半天等待。有一天不知为何父亲有一整天的厂休。他带我去杨浦公园，中午我俩在双阳路的一家饭店吃的午饭。那年月，上馆子是差不多一年才有一次的奢侈。父亲还给我买了一本《红小兵》刊，里面有一篇救火女英雄向秀丽的故事。如果那时候老师提问家长的职业，我会说，我的父亲是工人。
后来回想，工厂的日子对父亲、对我们家而言已是幸福稳定的了。之后，父亲便去了五七干校，崇明、长兴岛、横沙岛好像都去过。而且他每次都是荣列“尖刀连”。所谓“尖刀连”，就是第一批开垦荒地从无到有的先锋。在大批人马到达之前，他们得平地造房。父亲难得回家时，倒是很少听他抱怨生活的艰难苦楚，总是说些干校里的趣事。譬如给从苏联引进的一头母猪取名“苏白”。有一回，他们给一个单身汉介绍对象，说姑娘名叫“苏白”，那个教师居然当真了。
原本我对于父亲参加某中学野营拉练的时间点并无确切记忆。最近手头正好在编一篇文章，给了我一个准确的时间：
1970年12月16日传达中央1970（69号）文件：“大、中、小学生可在寒假分期分批地进行野营训练。大学一个月，中学、小学（五、六年级）每批二十天”。两天后，传达市革委会《通知》：“大学生到皖南、苏北专区，为期一个月；中学生大部分到苏州、嘉兴专区，为期二十天；工人、小学生（高年级）一般在近郊，小学从明年春节开始，十五天”。
那么父亲他们参加中学生拉练应在1971年春天。好像是杨浦区一所校风甚差的中学，当时的中学生已是将近四年没怎么读书了，而且老师都已被他们批得灰溜溜的毫无权威，可想而知这些孩子多难驾驭。而父亲又被分在炊事班，更是全校最调皮的男孩子集中的地方。就这样父亲和一位学校的女教师带着一群刺头开始了数十天野营生活。好在父亲有一种迅速和生人打成一片的能力。他回来后说，这些男孩子虽然喜欢打打杀杀，但还是很讲江湖义气，也能吃苦。一早外出买菜，在父亲的指导下用大灶头烧饭炒菜，完成得很不错。这印证了我对杨浦的一贯印象：有些草莽，却不失朴实善良。而不厚道的却是大人。
不知为何，野营归来，学校传谣说，炊事班的那位女教师和一个男生发生不好的事情。我之所以能了解这种儿童不宜的事情，是因为女教师的娘家正好在我奶奶家对面，都在福禄街。我记得在奶奶家好几次见她来找父亲，长得很洋气，黑色呢两用衫，映衬出她苍白的脸颊。她让父亲为她证明当时杀伤力难以想象的传言是莫须有的。父亲很同情她，为她作证。很多年后我把这个故事写进了我的小说《曾见菜花黄》。
6排9号的年代，父亲在家的日子少，我和母亲在一起的时间多，妹妹那时多半寄放在奶奶家。有两个晚上比较难忘。第一个是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的那天。夜晚，我们6排的邻居们都聚集在弄堂口遥望星空。那时候，天上还是布满星星的，要分辨一颗人造卫星并不容易，忘了是否看见那颗卫星掠过我们头顶，但我和母亲挤在邻居中间兴奋地翘首仰望的场景却难以忘怀。
另一个夜晚，后排的北边火光冲天。大院隔壁的电缆厂着火了，好多大人一下子不见了，我惶恐地望着突然闪亮的北方，找不到妈妈了。不知过了多久火被扑灭了，母亲也回来了。她说他们是去推电缆的，电缆是缠在一个巨型的木轴上，有点像放大的线圈，但有两人高，很多人推了才能滚动。
孩子们的世界
春天，是后排的孩子最快活的季节了，小棉袄一脱，我们就能玩“上山打游击”了。哪有什么山？在院子的最后面。有一大片菜田，是长白公社的农田。当时，真有点混居的状况，我们的院里既有公社的农田，我们大学的一些房子又在隔壁的电工机械厂里。譬如我们的托儿所幼儿园，一幢两层的小楼，就在厂区。好在当时民风真好，没有人摘采农田里的蔬菜，尽管当时买菜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所谓“上山打游击”，就是在农田里躲猫猫。躲在蚕豆地里闻着蚕豆花的那种粉粉的香，小伙伴们总是找不来，也只能自己讪讪走出来，回家去。
我们进行过最激烈的一场儿童运动，就是为了一个苦命的老人抱不平。我们的后排是用一排铁丝网与外面分隔开的，铁丝网就在农田的后面。外面有一户人家，有两间平房，我们称之为独家村。家门口拴着一只长胡子的山羊。原本他家和我们院子里的人没什么交集，我们也不知他家的来历。后来那家的老人，一个总是穿一身皂色棉袄的老头，经常卖些他自种的蔬菜给这里的居民，难免吐露出被刚进门不久的媳妇嫌弃虐待的境遇。孩子们听说不干了，非得为老人出口气。那天夜里，我们一群孩子站在铁丝网里面冲着外面尖尖地喊着：“老伯伯好伐？”“好咯！”“新娘子坏伐？”“坏咯！”现在想想，也真难为了我们这些孩子，既无斗争策略，又加语言贫乏，就这么反反复复叫着这两句自问自答的口号，又可笑又可爱！但我想，那个夜里，新娘子应该是难以入睡的，但愿孩子们稚嫩的声音能唤醒她的良知；老伯伯应该是有点感受到温暖的，有人在关心他，儿子没指望，这世界还有指望。
有一小段时间，我们6排住进一个深居简出的老头，住在我家斜对面，穿着深色的中山装，中等个子，不言不语，确实有点像当时被妖魔化的“阶级敌人”。后来才知他是被打倒的前校长方原。当时他躲着大家，我们小孩子也躲着他。他家原先住在前排楼房里，“文革”中他离了婚被安排住进了6排。他的前妻仍住前排。前妻是日裔，长得挺漂亮，后来据说同保姆的儿子结婚了。方校长虽被打倒，到底气不忿，写了首打油诗贴在了院子里。大约是“稀奇真稀奇，保姆变婆婆”。
最近查资料才知，这位当年令我们小孩害怕的老人，1933年2月便加入中国共产党，受中共北平中国大学支部领导，从事党的地下工作。解放战争中，任新四军七师民运部长、华东野战军第七纵队政治部民运部长、三野七纵队后勤处政治委员、后勤处长以及山东潍坊、兖州、济南军管会军实部长、秘书长、分会主任等职。上海解放后，随军进入市区，任上海市军管会财经委员会秘书。此后，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华东水产管理局副局长、农业部水产管理局副局长等职，并兼任上海水产学院院长。在五六十年代几次历经磨难，直到1979 年3 月经公安部复查，给予平反，才恢复名誉、恢复工作。
1971年2月我上小学了，那是我们住在6排最安稳的一段日子了。每天能吃到父亲给我做的中饭。吃午饭的时段，总能听到隔壁厂里的广播喇叭里传来高亢的样板戏唱段。直到今天，我每每听到“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就会浑身一激凌。先有感觉才有回想。追根寻源，这样的生理反应，来自于那一段温馨的午饭时光。父亲经常从学校开完会匆匆赶回，到家启开煤饼炉的封门，先热一锅泡饭，再摊一个面饼。然后我们俩一人一碗泡饭，再分吃一个面饼。背景音乐就是那几出样板戏。
1972年6月1日，我戴上了红领巾，是我们班第一批红小兵。那天中午我回家从正门进家，爸爸给我开门时看到了我的红领巾，满脸笑容。可到了6月15日，全家满面愁容。爸爸的学校全部搬迁去厦门。父亲带着还未上学的妹妹坐火车南下，全家以及一些亲朋一起去北站送行。我不敢看父亲，低头流泪，没有人给我做饭了，没有人来保护我了。这年的秋天，我家搬离了6排9号，搬到了前排4村301室，住进了楼房，这是对于父亲他们迁校的补偿。离开了那个总是花花草草挤挤挨挨的小院落，孤独、害怕、等待，伴随着我此后的童年少年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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