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2年4月30日,英人美查在汉口路望平街(即现在的山东中路)转角创办《申报》,开始了它跨越晚清、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三个时代的办报生涯。
143年后的同一天,一家位于申报馆旧址(即现在的汉口路309号)的咖啡厅,经过半年的筹备与试运营,于这一天正式开业。为了向百年报业传统致敬,不仅店名取作the Press,店内的服务生,也一律以衬衫背带裤、头戴报童帽的形象示人。揣度店家心意,恐怕正是为了让传统与摩登在此交汇。
对于熟悉这座城市历史的人来说,申报馆所在的汉口路山东中路路口,几乎承载着一个半世纪以来一座城市的记忆。先看汉口路。外滩的江海关大楼,迎接每一个经水路到达上海的游客,直到今日,上海人所能想到最具海派特征的跨年方式,依然是聆听这座钟楼的钟声;汉口路江西中路的工部局大楼,后来成为上海市人民政府所在地;而它斜对面的圣三一堂,鲁迅曾在这里接受中共地下党员潘汉年、冯雪峰等人的建议,同意列名“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发起人。
再来看山东中路,即昔日的望平街。众所周知,望平街堪称中国近代报业摇篮。继《申报》之后,美商福开森在斜对面(今汉口路274号)开办《新闻报》,与申报馆隔邻相望。1904年,中国人狄楚青创办《时报》于望平街福州路口,与《申报》、《新闻报》形成三足鼎立之势。三大报明争暗斗,各有千秋:申报馆里有当年世界最先进的印刷轮转机;新闻报馆四楼屋顶养了三四百只意大利信鸽,用于记者远距离发稿;时报馆大楼是突兀的七级佛塔,佛塔下的风铃,随风响起清脆的声音……
而位于这个路口的申报馆,更是具有某种原点意义的所在。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前一天,《解放日报》在这里正式接管《申报》,宣告新中国新闻宣传工作的开始。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把申报馆比作所有(曾经的、现在的)报人的精神故乡,应该不算过分。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所供职的解放日报社,就在申报馆内办公,待我进报社时,已经搬迁至对面路口的汉口路300号,但还能经常听前辈师长们回忆在申报馆内工作的场景——“309”(老报人喜欢用门牌号指代对面的申报馆)的办公桌如何气派、办公桌上的台灯如何有古意,甚至,就连“309”里闹鼠灾(不知为何,凡是印刷报纸的地方往往会有老鼠出没),都有富有趣味的传奇。
当时,报社的一部分经营部门仍在“309”内办公,偶尔因工作需要前往,穿过自行车黄鱼车小汽车并行的汉口路,推开装有一对铜质把手的沉重大门,摁下电梯,仄进狭小的电梯间,我几度怀疑,打开电梯门看到的,或许会是穿着长衫的王韬,或是别的某位《申报》主笔。
诞生于19世纪中叶的《申报》之于上海的意义,远非一张薄薄的新闻纸能够说清,它不仅是全上海第一份报纸,也是第一个把买报纸、读新闻的近代生活理念带入上海市民阶层的大众传媒读物,直至今日,许多上海老人仍用“申报纸”来指代所有的报纸。
不仅如此,作为中国商业化发达程度最高的城市,上海的近代化进程,同样离不开《申报》。19世纪后半期,在内忧外患的大清朝境内,上海租界因其拥有“治外法权”,吸引大量西方人来此定居。而位于公共租界内的申报馆,等于是给供职其间的传统文人提供了一个接触西方信息和文化的绝佳机会。在此熏陶下,报人作为西方文明的最直接体认者之一,不仅感受着摩登都市文化,也逐渐形成对世界和中国传统社会的重新认识,并通过报纸媒介传播给大众。
可以说,申报馆从一开始,就是摩登的。这种摩登甚至一直延续到前几年,申报馆旧址变成某家著名港式茶餐厅,午后两三点,我和同事们混迹于慕名来此的本埠时尚青年中间,坐在一楼白色穹顶下,喝丝袜奶茶、吃菠萝油、看竖排繁体字香港报纸,可仔细一想,正如王家卫的电影里总有个说上海话的潘迪华,如今年轻人视之为时髦的“港味”,其底子,不正是来源于昔日摩登的上海吗?
金宇澄的《繁花》开篇这样写道:“独上阁楼,最好是夜里。《阿飞正传》结尾,梁朝伟骑马觅马,英雄暗老,电灯下面数钞票,数清一沓,放进西装内袋,再数一沓,拿出一副扑克牌,捻开细看,再摸出一副。接下来梳头,三七分头,对镜子梳齐,全身笔挺,骨子里疏慢,最后,关灯。否极泰来,这半分钟,是上海味道。”
举手投足间的上海味道,最难言传;同样,所谓的摩登味道,也并不体现在新造几座大楼,而是如空气如微风般看不见摸不着,却又丝丝缕缕沁人肌肤,一旦离开便会想念的东西。并且神奇的是,无论时隔多久,只要一回到同样的空间位置,这种感觉立即就会苏醒。
近几年来,尽管不再与申报馆日日相对,但只要重回故里,站在傍晚时分的汉口路山东中路路口,看车水马龙、听市声杳然、夕阳在狭窄的马路上洒下碎金、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沉默不语,我每每总有种错觉,属于申报馆、属于报人的摩登时代,并没有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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