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山，因山得名。明永乐十年（1412年），境内海滨，曾用人工堆筑成一座土山，用作航海标志，为出入长江口的船只导航，永乐皇帝定山名为宝山。
改革开放前一年，我出生于宝山区月浦镇。我们家世代生活于此，见证了这一方土地百年来的兴衰荣辱。这里是鸦片战争的爆发地，民族英雄陈化成曾率部在吴淞口誓死抗敌；这里也是日军入侵上海的主战场，在“八.一三”淞沪抗战时，我的曾祖父在逃难途中被日军炸死。
（1937年12月31日,日军在扫荡上海近郊村庄宝山区大场镇后前往上海战区）
小时候，我们家方圆几里内到处可见散落于田间地头的军事堡垒，那是我们男孩子舞刀弄枪，展现英雄豪情的最佳场所。我至今记得自己站在碉堡上，手握一块破石头放在嘴边，扯着嗓子大喊“向我开炮”的情景。
这里还是改革开放第一缕春风吹过的地方，在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闭幕的次日，宝钢便在倚江临海之处打下了第一根钢桩。这个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投资项目，为宝山带来了新的历史发展机遇，从此以后，宝山便被打上了“钢城”的烙印。三十多年来，我眼看它起高楼，眼看它迎客商，也眼看它面临产业结构调整的困境。
（宝钢一期工程）
上世纪80年代初，随着宝钢一期建设工程如火如荼地展开，宝山涌入了许多外来人口，他们操着各地方言，租住于临时搭建的厂房宿舍里。我的许多小学和中学同学便是因父母参与宝钢建设随迁而来。我家自建的瓦房以极低的价格出租给几户拖家带口，不便在职工宿舍入住的四川人，我也因此比绝大多数上海人更早品尝到香辣的四川美食，最爱吃的是四川房客用豇豆自制的泡菜。
当年宝钢工人的收入待遇远高于棉纺厂这样的老国企，更高于乡镇企业职工和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如果哪个孩子生于“双宝钢”家庭，那意味着他天天有麦乳精和大白兔奶糖吃，家里还有闭路电视可看。在那个物质基础和精神娱乐还相对匮乏的年代，这可是非常令人羡慕的事。
宝钢的辉煌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汽车、房地产等行业的兴起，宝钢的效益越来越好，生产规模也日益扩大。它不断地征地、招人、上马新项目。我初中毕业那年恰逢宝钢三期建设开始，不少学习成绩非常优秀的同学宁愿去读宝钢的中专也不愿意进重点高中，而宝钢中专的录取分数线竟与市重点高中不相上下。我好几个同学从宝钢中专毕业后，从普通工人干到班组长，再从班组长干到作业长，把自己最美好的青葱岁月奉献给了这家现代化钢铁企业。
（宝钢三期原料码头）
我上大学那年，宝钢因三期建设征地拆迁，我爸从一个农民变成了宝钢内河码头的一名普通职工。说到码头，宝山因背靠长江入海口，具有得天独厚的航运条件，故从南至北沿江建成了三个码头：吴淞口码头、宝杨路码头和石洞口码头。位于盛桥顾泾口畔的石洞口码头建成于上世纪80年代末，专门运营到崇明、长兴、横沙三岛的车客渡轮，在上海长江隧桥正式通车前，它一直是车客进出三岛的主要过江通道。遇到刮风起雾的天气，客运码头前的客渡队伍至少绵延数公里，排队候渡竟至通宵达旦。
（石洞口码头）
现在由于上海长江隧桥的建成，绝大多数进出崇明的车辆都改走了隧桥，因此，石洞口码头和承担同样客运功能的吴淞口码头都逐渐冷清下来。吴淞口码头始建于清末民初，早在上世纪初就曾以“吴淞烟雨”和“海天旭日”享誉沪上，在当时的“上海八大景观”中占据两席，迄今仍被影视界公认为“上海现存唯一能塑造上世纪上海滩客货运码头历史影视场景的地方”。只要拍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老上海、长江老码头的戏，吴淞客运中心几乎成为国内唯一的实景取景地。
（吴淞码头）
因为宝钢扩建，我们家拆迁分到了二室一厅和一室一厅两套动迁房。拿到新房钥匙的那一刻，我妈高兴地对我说：“这辈子我们就住这里啦。”谁能想到社会发展速度之快远远超出了普通老百姓的想象力，当商品房的浪潮袭来，动迁房再也容纳不下年轻人那颗渴望到外面世界去看看的驿动的心，如今仍居住在动迁房里的年轻人已寥寥无几。
宝山偏远村镇的年轻人削尖了脑袋往宝山城区迁徙，宝山城区的人则想办法往市区迁徙，一如当年宝钢建设初期外来人口涌入时的执着。如今的月浦镇，外来人口和新上海人已远远超过了本乡本土的上海人，许多崇明的出租车司机也将家安在与老家一江之隔的宝山区。
（宝钢三期锅炉群）
这些年宝山面临着产业结构调整，而钢铁企业所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也受到关注。那些生活在宝钢厂区周围的老百姓，当他们的生活条件有了长足改善，衣食无忧后，他们希望有一个更宜居的环境。他们似乎忘记了这座“钢城”曾给予过他们物质和精神层面的富足。
社会总是在不断地变化，是好是坏，见仁见智。一方面宝钢的发展解决了就业，带动了宝山的区域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人们抱怨生态环境变差，城镇化带来的挤出效应使得人情淡漠。
宝钢之于宝山，正如大庆之于黑龙江，鄂尔多斯之于内蒙古，东三省之于中国。过去的二十年，城镇化步伐日益加快，那些以高能耗制造业铸就的辉煌转眼变成了历史的包袱。宝钢的企业发展史正是整个国家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它的成长轨迹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
（七十年代末的宝钢招待所）
生于斯、长于斯三十多年，无论世事如何变迁，我对这座“钢城”的感情是深厚的。因工作和孩子求学的原因，我打算举家迁至工作地附近。故土难离，故人难忘。站在家门口的“马路河”桥上，桥下是我曾经与小伙伴们戏水的小河，远处是宝钢厂区内高耸的烟囱。目之所及，我家老宅的宅基地，我上过的学校，村里大片的良田都已成为了宝钢厂区内的一处堆放场，一间车间或是一条绿化带。我不晓得这座“钢城”还能够给这一方水土留下怎样的遗产，但内心期盼它能在汹涌的经济浪潮中凤凰涅槃、浴火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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