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明代艺术品市场十分兴盛，与宋代官藏不同的是，民间对书画鉴藏的热情也十分高涨，涌现出大批极具眼力和学术水准的收藏大家：严嵩、严世蕃父子，项元汴家族，文徵明家族， 王世贞与王世懋兄弟，韩世能、韩逢禧父子，陈继儒等。而董其昌作为当时最有影响力的画家，又身居高位，自然也是收藏家中的重要代表人物。
与项氏诸藏家热衷于在作品上钤印不同，董氏以相当高的眼光和才气为历代书画作品鉴定作跋，往往数言便极精到，为书画作品更增精彩！
董其昌山水画作品
董其昌生活在江南的富饶水乡，且官至南京礼部尚书，因此能自由出入内廷，广结豪权富贵，与各地书画收藏家及书画商人都有密切的往来，使他不仅有机会饱览江南私人藏家所收藏的项元汴、项希宪、韩世能等历代书画册名迹，更有机会看到皇家内府的藏品，这为他的私人书画收藏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条件。董氏收藏的古代传世法书及名画相当丰富，其收藏在当时亦是颇负盛名。
董其昌行书宋之问卷
沈德符说他是 “箧笥之藏，为时所艳”。如董氏收藏的历代名迹当中就有元代黄公望著名的《富春山居图》，并为之题跋。此外，还珍藏有董源的《潇湘图》《溪山行旅图》《龙宿郊民图》《夏山图》等四幅山水，并以“四源堂”名斋。他曾说道： “余家所藏北苑画，有《潇湘图》《商人图》《秋山行旅图》。又二图，不着其名：一从白下徐国公家购之，一则金吾郑君与余博古。悬北苑于堂中，兼以倪、黄诸迹，无复于北苑着眼者。” 从中既可反映出董氏书画的来源途径又可见其收藏的丰富。
董其昌题跋“东坡所谓‘君家两行十三字，气压邺侯三万签’者，此帖是耶？”
事实上，据文献记载，经董氏鉴定收藏的历代名人书画达五六百件之多。董氏利用声望资财，逐渐将一大批珍贵的经典字画收入自家囊中，并筑“戏鸿堂”藏之。《画禅室随笔》有详细的记述：“董北苑《潇湘图》、江贯道《江居图》、赵大年《夏山图》、黄大痴《富春山图》、董北苑《徴商图》《云山图》《秋山行旅图》、郭忠恕《辋川招隐图》、范宽《雪山图》《辋川山居图》、子昂《洞庭二图》《高山流水图》、李营丘《着色山图》、米元章《云山图》、巨然《山水图》、李将军《蜀江图》、大李将军《秋江待渡图》、宋元人册页十八幅，右俱吾斋神交师友。每有所如，携以自随，则米家书画船，不足羡矣。”由此可见董氏收藏的规模，而这只是其所得之冰山一角！
董氏收藏如此多的书画艺术品，在收藏习惯上却和其他收藏家不同，他很少在个人所藏书画作品上钤盖收藏印，而代之以题跋。又由于其在当时名望极高，所以很多人都愿将自己的藏品请他过眼且题上跋语。《容台集》中记载的曾请董其昌为自己鉴定书画并作题跋的藏家有：项新德、冯梦祯、汪珂玉、黄承元、杨公兖、吴民部、吴正治等。这不仅是对董氏的信任，更重要的是对他高超鉴定水平的认可。关于董其昌收藏的书画，也并不是完全用来欣赏与研究，不时也会带有商业投资目的，例如鉴藏家张丑在其《清河书画舫》中，就有董其昌将所藏名作高价售给湖州的文人茅元仪的确切记载。
董其昌跋中秋帖
除了书画，董其昌还热衷于传世法帖书迹的收集。他在四十九岁时收集大量的晋唐名人遗迹法书，评定、题跋，编为《戏鸿堂法帖》《宝鼎斋帖》等，并且摹勒上石。他还将自己获得的《绛帖》，与古帖进行了比较。此外，他还收藏了《圣教序》拓本， 《石续》卷二十九之董其昌论书册有言：“余家所藏名迹，以怀仁《圣教序》为致佳，其次褚临《禊帖》。”然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 三月，爆发了“民抄董宦”事件，因民众积愤突发，焚烧董氏住宅和白龙潭书园楼，《戏鸿堂法帖》刻板等被毁，董氏所收藏的书画亦损散不少。
事实上，董氏鉴定的字画极多而庞杂，进入京城后不久他就结识了官僚收藏大家韩世能以及文人冯梦祯等人，这为他的鉴赏提供了众多的珍贵实物。其中书法上有著名的西晋陆机《平复帖》，米芾与二王的系列书作摹本，颜真卿以及张旭、怀素等人的作品；绘画上更为丰富，除了回乡后“大搜吾乡元四家之作”外，他还鉴赏题跋了米家父子、江南董巨、北方荆关、李成等作品，甚至十分有幸见到了王维和李思训等人的画作。而这些藏品往往被董氏一借数月甚至经年，朝夕临摹赏鉴不已。
董其昌山水册页
董氏流传的画语和题跋，虽然都是三言两语的简洁随笔式论断，如著名的《平复帖》与《古诗四帖》分别被董氏以自己权威的话语定为陆机和张旭所书，以至于今天的学者们还是为此争讼不休。然而，他书画鉴定方法却是十分多样的。董其昌鉴赏的主要方法是从笔墨特征出发。他曾说：“余尝欲画一丘一壑可置身其间者。往岁平湖作数十小帧，题之曰‘意中象’， 时捡之，欲弃去一景俱不可，乃知方内名胜，其不能尽释， 又不能尽得，自非分作千百身，竟为造物所限耳。”同时，董氏常会利用笔墨进行推导，比如对唐代王维绘画的鉴别就是通过熟悉各家皴法，从而达到“知古人得失， 循流溯源”，最后印证出王维绘画的面目。
有一次，董氏参考《宣和画谱》将一幅自古定为李思训的画作改判为王维手笔：有右丞画一帧，宋徽庙御题左方，笔势飘举，真奇物也。检《宣和画谱》，此为《山居图》。察其图中松针石脉，无宋以后人法，定为摩诘无疑。向相传为大李将军，而拈出为辋川者，自余始。这一则当中其实运用了两种辨识法，既检阅文献，又辨识风格。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诗文、书画兼通的文人，董氏很善于从诗意中揣摩画意，从而加以鉴赏品定。在鉴赏王晋卿（诜）画作时，他利用东坡对他的题画诗来判断画作的真伪，认为“与诗意无取，知非真矣”。另外， 对于不知名画家作品的鉴赏，也多利用自身的绘画和直觉经验与格法入手：画人物须顾盼语言，花果迎风带露； 禽飞兽走，精神脱真；山水林泉，清闲幽旷；屋庐深邃， 桥渡往来；山脚入水澄明，水源来历分晓，有此数端， 即不知名，定是高手。
董其昌跋米芾蜀素帖
董其昌对晋唐以来传世的书画名迹作了详细的鉴定， 不仅在他大量的题跋中记载了作品的真伪，还把目前我们无法看到的或已经散佚不存的作品都著录出来，为传世古代书画作品的研究提供了宝贵材料。
爱好出游的董其昌，利用自身的鉴藏名望广交收藏圈内朋友。董氏时常到江南等地游玩并会交藏家同行，董氏去的最多的地方是杭州、嘉兴、徽州等地。
与鉴藏家的交往对董其昌的艺术思想与创作的影响是深远的。董其昌在杭州与收藏家冯梦祯、高深甫、吴廷、杨彦冲、陈梁等过从密切，通过这些收藏家，他得以欣赏到晋人王羲之《官奴帖》、王献之《中秋帖》；唐人王维《江山雪霁图》； 宋人郭熙《仿王维辋川图》，米友仁《楚山秋霁图》，苏轼《赤壁赋》，萧照《高宗瑞应图》，米芾草书《九帖》、行书诗《拟古》《吴江垂虹亭作》《入境寄集贤林舍人》，宋高宗书《杜少陵诗》；元人赵子昂《春郊挟弹图》《仿赵伯驹谢幼舆丘壑图》《临王大令四帖》等。加之董其昌在杭州得观高深甫所藏郭熙《仿王维辋川图》，认为“有勾染而无皴笔”“云峰石迹， 迥出天机；笔意纵横，参乎造化”，而王诜《瀛山图》则“细谨而无淡宕之致”。对这些字画的鉴赏，提高了其艺术眼光， 其艺术思想的建立无疑有着重要的作用。最终，他选出画史上他认为有代表性的画家，把他们分成南宗和北宗，并力推南宗。董氏的这种画艺思想不能不说深受其鉴藏的影响。
董其昌山水册页
再者，交游有助于董其昌平淡天真、萧散率意的文人画风的形成。恰如《画史绘要》评价道：“董其昌山水树石， 烟云流润，神气俱足，而出于儒雅之笔，风流蕴藉，为本朝第一。”而江南的西湖山水为东南的精华，山不高而林木葱郁， 水不深而涟漪迭出，特别的秀润清丽。尤其是杭州有林和靖隐居的孤山，王蒙隐居的黄鹤山，因而不仅可游可观，更在于可居可隐。这些对董其昌而言，自然会发出“山有可望者，有可游者，有可居者，可居则更胜矣，令人起高隐之思也”的感叹了。因此， 董氏在自己的山水画创作当中，直接将勾皴点染都化入书法笔意。这种观念反映在鉴赏当中，就是将笔墨作为绘画最为重要的元素加以呈现，他直接宣称：“士人作画，当以草隶奇字之法为之”“画岂有无笔墨者”，甚至这种重视到了与自然景物争功的地步：“以蹊径之怪奇论，则画不如山水；以笔墨之精妙论，则山水决不如画。”因此，这种观念转化到鉴赏绘画当中，就出现了这样的观点：“赵荣禄枯树法郭熙、李成，不知实从飞白结字中来也…… 知此省画法。”
更为重要的是，董其昌对收藏历代书画名作长年不断地欣赏临仿，如曾自题山水称“余家有赵伯驹《春山读书图》、赵大年《江乡清夏图》。今年长至，项晦甫复以赵子昂《鹊华秋色》卷见贻。余兼采三赵笔意为此图，然赵吴兴已兼二子。余所学， 则吴兴为多也”。又说：“余在长安西苑草堂所临郭恕先画，粉本也，恨未设色与点缀小树，然布置与真本相似。”像这类临仿古人的记载，不时见于《画旨》《画禅室随笔》等著作中。更见其他的画作中，如《仿倪瓒山水图》册、《仿赵令穰水村图》、《仿倪元镇山水》、《仿大痴山水图》轴、《林和靖诗意图》轴、《董范合参图》轴、《高逸图》轴、《仿黄鹤山樵》等。对这些历代书画的不断观赏临摹，极大地提高了董其昌的审美能力和艺术水平。加上董氏在绘画中特别强调古法，所以通过这种临摹经验，可以说对历代山水画的格法源流变化如数家珍，最终形成了董其昌独特的绘画风格。
同时，大量的鉴赏临摹体验对董其昌的艺术眼光起了很大的作用。可以说真正做到了范玑所说的“而一点一画玩味之，可以自证工夫，资长不足”，并且最终使得董氏在鉴赏上能够做到一个平常人所不易达到的境界，那就是“知古人之得失，寻流溯源以明不可见之古画”。而这些成就的取得大部分来源自于其个人的鉴藏。
因此，可以说董其昌的书画鉴藏行为深深影响了其艺术创作，而董氏收藏的目的，在于以古为师、古为今用，从而使其成为复古创新的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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