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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题】价值认知的维度,文化遗产领导力图解(上)|文化遗产保护管理

本期作者:魏青

或许已经有读者注意到,在本期主题的前两篇文章中,都提到了“世界遗产领导力项目(World Heritage Leadership)”。一般理解,世界遗产有“底气”提出这个口号,是源于每一项遗产都具有“突出普遍价值”,和其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旗舰项目的影响力。对于其他级别更加广泛的遗产地,似乎并不容易有如此的自信和担当,提出领导力的口号。但其实,赋予遗产项目领导力的,并不是崇高的保护级别。任何级别的文化遗产项目都可能或应该具有领导力,其来源正是遗产价值本身。洞悉遗产价值和人类社会的紧密联系,便可从中获得指引。

“thinking outside the box allow a fuller story to be told”

【引自本专题上一篇原文,点击查看链接】

当公共价值被纳入视野

包括世界遗产体系、各个国家、专业组织都在实践和理论探索中发展出较为成熟的遗产价值认知体系。相关的研究探讨仍在继续,领域内不同学术背景的专家学者提出过很多视角和观点,探讨各类价值的主次、衍生关系,更清晰的分类方法,目的大都为了更好地指导专业工作者如何在工作中抓住价值本质,坚持基本原则、制定科学策略。但对于时刻面对社会各方面压力和挑战,需要协调多方需求甚至矛盾的遗产地管理者们来说,仅从遗产自身角度探讨的价值体系,对为什么应以遗产保护为重的解答,似乎并还不够那么充分有力。

一项扩展视野的研究来自英国遗产彩票基金会(Heritage Lottery Fund,以下简称HLF)。作为英国最主要的遗产保护资助机构(自1994年开始每年资助额约3亿英镑),他们既关注这些经费投入在遗产上取得的保护效果,同时也一直在思考如此大规模的投入,除了可量化的社会经济效益外,究竟还创造了哪些价值。对他们来说,这个问题的探究,可以让全社会包括他们自己更充分的理解这项投入的意义,能以多大的决心继续坚持下去。2004年HLF与美国德莫斯研究和政策中心(Demos)一起开发了一套可以比较全面评估遗产保护工作价值的分析框架。[1] Robert Hewison和John Holden在Mark Moore [i]关于公共价值(Public value)的理论引导下提出,除了保护遗产本身的价值,获得社会、经济、环境等方面的回报外,机构或组织围绕遗产建立的社会服务关系和相关活动,还能够产生另一类重要的社会贡献——机构或组织的价值(Institutional value)。[2] 

来源:参考资料[2]

来源:参考资料[3]

于是,一个从三个角度认知遗产价值的模型成为指导HLF工作和对工作成效进行评估的重要工具。可以说这是一个更接近遗产管理者视角的价值认知框架。之后Robert Hewison和John Holden将这一研究成果转化为一套更为系统的指南,并于2011年出版了《文化领导力手册-如何运转一个创造性的组织》(The Cultural Leadership Handbook, How to Run a Creative Organization)[ⅱ]。而HLF经过十余年的实践,也充分肯定了这个框架给英国遗产保护领域带来的积极转变,认为它向遗产管理者揭示了其日常所面临的领导能力的挑战——来自于相互关联又可能相互矛盾的价值所带来的压力。从框架中理解协调统一不同维度的价值的策略,制定更加包容性的政策和措施,实践并取得成效的过程,也正是这些机构在遗产相关的事务中获得独特领导力的过程。[3]

本文分享的价值认知框架,正是基于HLF和Demos的框架,结合笔者和所在团队自2006开始在一系列保护规划编制和遗产地管理咨询经验,将原来HLF这样社会组织的视角转为遗产地管理者的视角思考归纳整理的,希望能对遗产地管理者们有一定参考意义。

内在价值

图/遗产价值三维认知框架-内在价值 来源:魏青绘制

第一组价值是遗产之所以被视为遗产的核心,是遗产中蕴含的信息或某种特征被具体时空中的特定人群感受、认知的结果。这可能包括感官从物质形态(静态或动态)中获得的审美体验;由历史印记勾起的记忆(个体或群体)产生的情感价值;基于知识体系从信息载体中识别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或由精神信仰赋予特定对象的象征义等等。其范畴类似巴拉宪章中所提的“意义”Significance。在HLF的模型中这组价值被称为内在价值或本质性及价值(Intrinsic Value)。所谓内在,是指形成认知的客观基础来源于遗产自身。价值观、知识背景、经历体验的不同(或变化),会导致群体对同一处遗产关注不同的内在信息或特征,甚至对同一特征有不同的解读,这是价值认知的主观性。对这组价值,有几个关键问题值得管理者们关注。

意义和重要性

对意义的认知,或者表述,首先应该是完整的,主题性的。无论是世界遗产的价值标准,还是历史、艺术科学等价值类别,都是帮助理解、分析价值主题内涵的工具方法,片面强调在这些类别框架下的价值表述,并不利于价值的表达传播。重要性,反映的是遗产的具体意义能在多广泛的群体中得到共识,具体表现为遗产在身份上可能具有的层级。对大多数遗产来说,澄清意义和论述重要性需要依靠专业的学术研究,而对研究的持续投入,很可能扩展、深化对价值的理解。这意味着遗产可能获得更大范围的价值受众,遗产在他们心中重要性的提升,可能吸引他们参与,扩展与遗产相关社会、经济、文化活动的规模(绝不仅仅是在当地的旅游活动),从而对社会产生更显著的影响。

价值与认知群体之间的关系

由于价值认知的主观性,遗产地管理者需要明确遗产的价值内涵真正得到了哪些群体的关切,或被认同、被尊重,或至少可以被理解。只有这个关系真正建立起来,一个遗产的内在价值才真实存在于这个认知的群体之中。但很多时候一项遗产获得一个更高层次的保护身份,有可能只是在专家和政府的代言中确认了在更广泛群体中建立价值认知关系的合理性和可能性,和这个身份对应的认知群体间的实质联系还远没有形成。而人们创立这些遗产身份的最终愿景,应该是尽力让这种合理性、可能性成真。沟通,成为加强遗产价值与认知群体间既有关系和建立新关系的重要途径。信息技术发达的时代,为实现这个目标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和更多的便利途径。

价值与其载体之间的关系

尽管价值认知是主观的,但提供信息、感受的客观存在仍是一切的基础。价值载体的关键是其中的价值特征要素(Attributes)。不同于一般意义数清个数、梳理组群关系的清单式构成要素(Component)认定,价值特征要素的认定需要准确界定遗产价值内涵究竟是由哪些构成要素的什么特征表达呈现出来的。这些价值特征要素载体可能是个体构成要素层面的,也可能是它们之间特定的空间关系,抑或是特殊的局部特征;可能是物质的,也可能包括非物质的,甚至是某种动态机制。这才是遗产管理者落实保护的关键对象。连接价值与载体之间特征要素的认定清晰了,才可能对其真实性、完整性进行评估判断,以确定价值的保存状态,并判断保持状态的变化趋势,以及必要的干预措施。遗产地管理者应该注意到的是,对价值特征要素的认定和保护,比保护单个文物本体的健康状态要复杂得多,但一定能在价值内涵的传达方面获得更直接、更突出的成效,越是构成复杂的遗产地越是如此。来自价值认知主观性的一个提示是,真实性和完整性帮助“我们”更好的认知、表达“我们”认知的价值,而最低限度干预的原则,则是对“他人”以及未来的“我们”价值认知权力的尊重。

价值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

遗产管理是针对变化的管理,管理者需要关注各类对遗产价值产生影响的因素,它们的状态和发展趋势,以判断遗产价值面临的风险。针对影响因素的预防性保护,本质上是阻断、减缓影响因素作用于遗产脆弱性的过程,或降低其影响作用。考虑到上文所述价值与认知群体间的关系,那些会造成认知群体变化的因素也应是管理者关注的对象。比如人口迁徙和代际更替,有可能会导致价值认知关系的消散。这是遗产地管理者需要关注的,特别是那些和传统社区有紧密关系的遗产。在过去可能是非常长期缓慢的变化,眼光长远的遗产地管理者才会特意关注,而如今这些变化可能正在快速发生,甚至是所在地区追求快速发展的主动选择。

工具价值

图/遗产价值三维认知框架-工具价值 来源:魏青绘制

第二组价值是从物质遗产作为一种社会资源,被投入社会发展,承载社会功能,满足社会需求所产生的价值。比如将遗产作为教育、或作为文化休闲场所,旅游目的地;也有很多遗产仍延续历史上的生产、生活功能。对遗产资源的合理利用,会为社会带来直接或间接的各种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或者带来环境的保持甚至改善。在HLF的框架中这组价值被称为工具价值(Instrumental Value)。这里同样有几个问题值得管理者关注。

安全与风险

由于遗产作为资源的不可再生特性,将遗产资源投入使用,首先需要关注遗产的安全。一方面是功能运转的各个环节是否会直接损害或对遗产产生额外的风险;另一方面是功能系统会加强还是会减低遗产原有抵御、抗击风险的能力。

利用方式呼应哪些社会需求

对于很多有社区关系的遗产来说,首要应该满足的,或者说应该尊重的,是遗产社区的合理需求,其次才是如何满足社会公众的需求。但事实上遗产社区的需求往往得不到足够关注,甚至很多遗产一旦成为遗产,就很难保持对当地社区的归属感。令人遗憾的是很多保护管理规划中对社区需求的不闻不问。而这伤害的正是遗产价值和其最基础、最直接的认知群体之间的关系。

效益的评估

一般情况下,可量化的经济效益评估是对“遗产保护(的投入)有什么用”这类问题最直接的回答。但实际上遗产资源投入利用方式的多样化,还可能产生多种多样的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对相关产业的带动作用等等。综合效益的评估才是对这个问题更全面的回答。但管理者需要掌握可以对这些效益进行量化、评估的工具。持续的跟踪统计分析也应该是遗产监测的工作内容之一。【相关研究推荐:张杰,吕舟 等.《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与城镇经济发展》. 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3.】

可持续性

遗产地管理者需要以更长期的眼光来判断利用方式是否契合遗产的价值并能发挥其优势。但值得管理者探究的是,即便功能和价值相契合,那种常年维持一种功能的静态化的利用方式,并不一定等同于可持续性。呼应相互包容的多种社会需求,更灵活多变,可能是保持活力,更可持续性的利用模式。同时,通过遗产资源利用获得的收益,也应该有再投入反哺遗产资源保护的机制


组织价值

图/遗产价值三维认知框架-组织价值 来源:魏青绘制

第三组价值,在HLF的框架中被称为Institutional Value,阐述的是HLF这样的社会组织在投入遗产保护的行动中产生的无法量化的社会贡献。其基础是组织为利益相关者或更广大的社会提供高品质服务,过程是连接起来的社会参与,“产出”是积极的参与过程建立的信任关系和由此创造的价值。[2]以同样的视角来看遗产地的组织管理,则表现为管理者围绕遗产价值为社会提供的服务,通过吸引社会参与建立或加强的社会纽带,群体之间增进的相互理解和尊重,互信和合作关系,也包括群体因对遗产内在价值产生的共鸣而形成的文化认同或文化自信。

很多与传统聚落、社区相关的遗产地列入世界遗产的过程都产生了这方面的积极影响。又比如汶川地震之后文化遗产的抢救修复工程极大鼓舞了灾区救灾和恢复的信心,这是遗产保护在提升社会韧性方面的突出体现。而世界遗产项目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的组织价值,也正是通过世界遗产带动的参与互动,使人们珍视、尊重全球的自然与文化多样性,支持并加入到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行动中。

考虑到当前社会发展,遗产地与社会连接的形式已经可以相当丰富,既可以是遗产直接提供的在地功能,也可以是在地、非在地的、线下、线上的各种服务形式或活动形式。传统在地的遗产社区概念正在更广阔的遗产社群概念发展。这方面值得管理者关注的重点:

首先是组织的服务对象

遗产地为之提供服务的对象,可以根据与遗产地关系的紧密程度划分为利益相关者,一般参与者和关注遗产的知情者。显然,这些服务对象与价值认知群体之间有着对应关系。遗产服务社会的过程,其实是使遗产内在价值真正存在于社会环境之中的过程。越是具有高层级保护身份的遗产地管理者,就越需要考察为这些服务对象提供的服务是否匹配其现有的身份层级,并积极考虑改进服务提升匹配度的方式。而在相关组织原则、机制的制定中,需要关注对每个层级中不同对象,各个层级之间的公平公正性,特别是保障核心利益相关者的公平参与。最终希望实现的,是组织机构和服务对象之间的信任关系。

吸引力和创造力

遗产管理者首先需要关注的是对核心利益相关者的吸引力。这对与传统社区有紧密关系的遗产尤为重要。传统社区的社会组织方式往往仍有生命力,并能在组织机制方面提供可借鉴的智慧。放在当前的竞争环境中,遗产地管理者更需要考虑吸引力的问题。遗产内在价值是吸引力的核心,学术研究和成果的公众转化是发挥这一核心作用的关键途径。但这往往是在内容层面的,仅此还不够。要在与遗产领域内和相关领域的比较、竞争中保持吸引力,还需要考虑如何创新服务与对象之间的服务模式。这其中,从利益相关者中引入有活力的参与方,关注服务可能提供的创造性体验,使服务对象能通过服务实现的个性化自我表达,可能是非常重要的努力方向。

持续性

遗产内在价值赋予了遗产公众形象的基本属性,在关注吸引力创造力的同时,也需要保持“品牌”形象的稳定,特别是良好的、可信的服务品质。与价值相关联的周期性的重要活动往往是遗产地强化这种稳定性的重要方式。当然保持稳定和持续性的基础是组织者能够进行稳定的持续投入,同时,由尊重需求和公平机制建立起的利益相关者的信任和积极参与,可能成为持续性的重要保障。

形成关切

所有努力的最终目的,是使服务对象转换为遗产价值的认知群体,通过理解价值而关心遗产,关心遗产保护,进而对相关事务产生积极的回应并以各种方式参与其中,这样的关系从建立到持续,将人与遗产的距离越拉越近,也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越拉越近。遗产成为个体的一部分,个体也因为遗产的连接成为群体的一部分,成为被遗产价值关切到的一部分。围绕遗产组织的服务,最终指向这种双向的关切。

这三组价值并不是从一个维度对遗产相关价值的分类,而是从三个角度考察遗产价值可能的范畴,形成机制和关联对象,从中也可以理解新版《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中扩展的社会价值、文化价值的必要性。

本文分上下两篇推送,下篇将讨论:三个维度价值间相辅相成的关系、遗产地管理者角色以及对文化遗产领导力的期待。

注释:

[i]马克·莫尔(Mark H. Moore),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当前工作重点是研究使社会创新和变革能够应对不断变化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而发生的过程。著有《创造公共价值:政府的战略管理》一书,阐述了公共组织领导人如何与外部环境实现良性互动,从而提高组织的合法性,并获得外部支持的原理。

[ⅱ]The Cultural Leadership Handbook(文化领导力手册),内容全面,对表演艺术、电影、出版、美术、广播电视、甚至新媒体的文化领导力全部都有讨论,理论与实践并重,且略重实践。两位主编Robert Hewison 和John Holden是伦敦大学英国文化政策领域的专家,Robert Hewison 还是英国政府艺术委员会的成员。

参考文献:

[1] Kate Clark, Gareth Maeer. The cultural value of heritage: evidence from the Heritage Lottery Fund[J]. Cultural Trends,2008,17(1).

[2] Robert Hewison. Not a Sideshow: Leadership and Cultural Value [R]Demos. 2006

[3] Kate Clark. The shift toward values in UK Heritage Practice’ in Erica Avrami, Susan Macdonald, Randall Mason, and David Myers (ed), Values in Heritage Management: Emerging Approaches and Research Directions[M].LOS ANGELES: THE GETTY CONSERVATION INSTITUTE. 2019.https://www.getty.edu/publications/heritagemanagement/downloads/Avrami_etal_ValuesinHeritageManagement.pdf

作者:魏青

高级工程师,清源视野(北京)文化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共享遗产专委会成员;鼓浪屿申报世界遗产文本及保护管理规划编写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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