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
这大概会是一个新的系列的开启。
过去十年间基本长假都花在国外了，之前在“域外游荡记”那系列的开篇曾经提到过，主要是为了避世躲人。国内也零星去了一些地方，但大多都来去匆匆，实在也没到能够记一笔的深度。在2020这个特殊的年份里，很多事情都要跟着改变吧，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算是一种机会，更用心来探索自己生长的这片土地。未有计划，却恰巧以故乡为开篇，倒是很特别的机缘呢。
希望自己挖的坑都能填上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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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其实是人们对具体的地理、社会、经济环境的一种认识和应对，这种认识和应对的方式最终决定了文化遗产的价值，只有审时度势、因地制宜，使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成为社会与经济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实现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的过程中来实现文化遗产的保护，才能最大化文化遗产的价值。保守或者片面的文化遗产保护只会割裂文化遗产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局限文化遗产价值的展现，最终也危害文化遗产的保护。”
——黄印武：《在沙溪阅读时间》
八月下旬请了一周的假返乡探亲，2月初从希腊回来后还是第一次出京，小有些激动，都得益于国内有效控制住了疫情的传播。
想着季节还不错，此次时间上也相对较为宽裕，便与母亲商量可回大理剑川做一次寻根之旅，一方面可去看看近年来零星看到风景图片后颇被吸引的沙溪古镇，一方面也是可以回剑川县城去看看阔别超过三十年的祖宅。
鉴于已经打包了行李，午间从昆明下飞机后便从长水机场直接去沙溪。高速路上出了点小事故耽误了，原本在日落前便能赶到，最终却不得不在日落后摸黑开了近30公里没有照明的“县道084”盘山狭路，头一日便充分训练了夜间山路会车的车灯礼仪与技能。
到得小镇却与路程的荒凉并不匹配，十点左右的光景路上虽行人不多，却也是灯火通明，入驻的旅社基础设施也颇好，初见印象便十分不错。
行前看天气预报虽说有雨，第二日醒来却是多云的天气，偶尔阳光还露出头来。闲荡着便进了通往古镇中心广场（四方街）的寺登街，沿街虽也基本都是面向游客的店铺，大约因为人不多，晨间也颇为宁静，也并不显得十分商业化。
我向来是对古城古镇这类目的地不抱太大希望的，大约也因为最近几次去大理、丽江之类（不限于云南的）的古城体验并不太好——两个记忆中非常惬意的地方，近来恶名远扬到了变成古镇游的标配反面典型，实在是十分可惜。
然而沙溪却是里里外外透着些不一样的气韵，从古镇中心四方街中明显来自不同时期，有着时间流逝印记的建筑们那一份朴素与宁静（啊，店铺前脸的样子和我十分模糊且有限的儿时记忆竟是完全一样的！），到夯土筑成、看起来建得十分随意、并不齐整的寨门，到镇中随处可见完全不在意身边游客、自顾自忙着生活的村民，到镇外黑潓江边村民们用的带扫码充电桩的停车棚，传统的白族乡村意像与现代性的生活莫名的和谐与亲近。
四方街上大多是剑川地区常见的传统商铺，局部亦有些一看便是建国后的，墙上刷着年代感的标语，虽改成了咖啡店，却依旧颇为朴素。广场中央分列在戏台前两侧两颗槐树下有村民坐着闲聊，零星的几个游客漫步穿过，颇为典型的乡村中心。然而魁阁前的檐角高挑的戏台却又让这个乡村广场颇为不同。
魁阁带戏台对面的兴教寺亦是。
初建于明永乐十三年（1415年）的白族“阿吒力”佛教寺院，直觉大门的格局略有些不大和谐，哼哈二将却仍是十分威武，入得第一进院落更是幽静，
应是管理办公室的门上还有字迹依稀可辨的语录。第二进院落中郁郁葱葱，大殿中是一个关于“阿吒力”佛教的相关介绍，二殿中供奉了五方佛，四壁上部的壁画保存状况算不上好，不过线条和图案依稀可见。
大殿的后檐悬挂着两枚匾额，仔细一读竟是杨慎（升庵）所作《兴教寺海棠》：
两树繁花占上春，
多情谁是惜芳人；
京华一朵千金价，
肯信空山委路尘。
知道杨慎是因为宫里有一幅陈洪绶的《升庵簪花图》，画的是（想象中的）杨慎被流放云南时为讥讽时政，曾醉酒后以白粉涂面，髻上插花，与学生和妓女游行于市中。
后来才知道，明嘉靖九年（1530年），杨升庵与李元阳游石宝山后夜宿兴教寺，仲春时节见大殿前两株海棠盛放，感慨自己落难而写就。后面还有李元阳以及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剑川儒学官师荔菲的和诗，可知乾隆年间海棠便已没有了。现存的匾是咸丰年间兴教寺重修时刻就的，后来还亏被背到石钟寺暂存方才逃过一劫。
沙溪古镇所在的寺登村本身并不太大，兴教寺出来游游荡荡便出了东寨门，到了黑潓江边。去看玉津桥时看到了之前曾在某处看到过几张图片的先锋沙溪白族书局的指示牌，在大约4公里开外，便决定要走过去看看。
沿着黑潓江边走，步道两旁郁郁葱葱，盛开着各种野花，远处是山，两边是农田和点缀在其中的白族风格民居，一路行走，距离不算近，却是指示清晰，颇为惬意。到得书局所在的北龙村，若非大门一侧晒得褪色的健康码二维码，几乎忘了现在仍在疫情期间，同时却也不禁好奇为何将书局放在远离古镇中心区域的另一个村里。
长期混Amazon和靠Kindle阅读，其实现在已经不大有逛书店的习惯，对颇为文艺的先锋书店（连外文名都是法语的）也算不上了解，决心去看看这个地方，对传统建筑现代性改造成果的兴趣占了更大的比例。
进得铁门，首先看到的是一侧大大的落地窗及屋内满墙的书籍，除了这个落地窗和门头算不上高调的先锋书店的logo外，几乎就是一栋寻常的农家建筑，门前还停着一辆农用拖拉机。与书店和入口处铁门相对的是咖啡店，门前有些层次种下的绿植，四边围墙顶上种植仙人掌防盗亦是传统的做法。
入得书店内部倒是很惊艳，满墙的书倒还在其次，暴露在外的木构梁柱算不上特别好的材料，却是满满时间的印迹，横梁的造型细看也颇有味道，后来了解到这屋子从前曾是村中粮食加工的场所，部分木构件是在建造时从一个废弃的寺庙中回收再利用而来的。
书店里人不算太多，正中的台子上有一些文创商品，墙上的书籍以文学诗歌类的居多，没有梯子的情况下，高处的书几乎便只是陈设了。落地窗的另一头的一面墙是本地文化艺术相关的书籍，倒是在别的地方不那么容易集中找到。以往行程中碰到书店也会重点逛这一部分，如果有合适的便买一本在行程间隙阅读，细细找来却没有看到太合适的，倒是母亲抽出了黄印武的《在沙溪阅读时间》，说伊曾读过关于这个人的故事，草草翻看了一下，倒是专写沙溪古镇的，也不是那么学术，便决定买来读一读。
便是这本书，让我真正有机会了解了此前所感受到的沙溪的种种特别的由来。
“沙溪复兴工程的主要目标是通过构建一个涵盖经济、社会和环境在内的理想框架，在沙溪精心打造一个乡村可持续发展的范例。因此，四方街修复、古村落保护、沙溪坝可持续发展、生态卫生、脱贫与地方文化保护以及宣传这些各具特色的子项目，都是以当地人民及其相关的文化遗产、自然环境为重心，确立了一种兼顾历史与发展的手段。沙溪复兴工程不仅仅关心沙溪坝的文化遗产保护，还充分关注当地居民的现实需求。”
……
“沙溪复兴工程的实施正是从认识沙溪开始，通过阅读时间来考查文化遗产的各种层次，确定文化遗产自身特点与具体的地理、社会】经济环境的关联性和协调性，并由此找到体现和发扬其价值的各种可能性。沙溪复兴工程将文化遗产保护置于一个整体的社会经济发展框架之中，根据沙西文化遗产的特点积极引导沙溪的发展方向和发展方式，为沙溪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基础。这种综合性的项目框架在保证文化遗产保护持久性的同时，也促进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使沙溪坝实现可持续发展成为可能。所以，沙溪复兴工程与其说是一项出色的文化遗产的保护项目，不如说是一种因势利导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
——黄印武：《在沙溪阅读时间》
曾在手机上通过百度和微信搜索“沙溪古镇”能够得到的信息非常有限，只知这里曾是茶马古道中的一站。这本书介绍了这里近20年来发生的事情。
沙溪寺登街2001年被列入世界纪念性建筑基金会（World Monument Fund）2002年值得关注的100个世界濒危遗址名录。“中国沙溪（寺登街）区域是茶马古道上唯一幸存的集市，有完整无缺的戏台、客栈、寺庙和寨门，是这个连接西藏和南亚的集市相当完备”。
进入这个名单无疑让沙溪获得了世界性的关注，最终成就了一个延续超过十年的由瑞士联邦理工大学出资参与的中瑞联合的“沙溪复兴工程”系列项目。该书的作者黄印武便是作为瑞方的代表加入到这个项目中来的。
书中结合项目本身介绍了沙溪的历史文化，最为有趣的是关于几个修缮细节的探讨——毕竟我一直以来都很关注如何让文化遗产活着被保存下来、传统建筑的现代性等问题。
例如，寺登街上的古戏台，初建于嘉庆年间，光绪年间（1888年）重建，民国36年（1947年）大修，1990年再次维修时为戏台增加了一个非常基本的藻井，用黄印武的话说，“最经济的材料……最简单的做法……略分层次的天棚”。团队在修复时重新设计一个藻井来替代，这个决定在云南省的文物干部中引发了极大的争议。由于《文物法》规定在文物修复的过程中不得改变文物原状——然而在戏台建筑漫长的历史之中，究竟什么阶段的状态可被认定为“原状”，这似乎本身其实就成为一个问题。
云南省文物局的文物干部培训班上有人指出，90年添加的这个藻井在戏台建造之初并不存在，90年添加的藻井与戏台风格不协调，应该拆除，但不应该新制一个。黄印武提出，文物原状并不是单纯的指文物建造之初的状态，很多时候维修时与建造之初的情形早已大不相同，想要真正回到建造之初的原装只能是一种理想：
“历史是发展的，任何历史事件都可能无意中改变文物建筑的存在状态，这些都可能是重要的历史信息。如果单纯的以建造之初的状态来判定原状，等于是否认了这些历史进程中的那些信息的真实性，抹去了时间的痕迹。所以，文物建筑的原状是存在于各个历史阶段之中，判定原状的依据是这些历史信息的价值，而非单一的根据时代本身。
……1990年增加的藻井虽然与古朴的戏台格格不入，但是这并不能掩盖新增藻井的合理性，而这合理性正是其价值所在，也是一种原状，而新制的藻井正是以此为依据。如果对比一下各地的情况，不难发现多数戏台都会有一个藻井。这个藻井不仅为台下仰视的视角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觉背景，更是改善戏台声学混响效果的重要构件。
……新藻井……在藻井与戏台梁枋间留出空隙，以悬挂的方式固定在檩枋上。这些细节上的处理足以让人感受到建造时代的差别，新旧关系一目了然，满足了可识别性的要求。同时，藻井与戏台梁枋间的空隙也为隐蔽安装戏台照明灯具预留了空间，兼顾了现代使用的功能需要。”（P71-72）
这样在修缮过程中对于文物建筑沿革变化过程中产生的历史信息的小心存留反映在方方面面，以戏台对面的兴教寺大门为例。原来寺院的大门几建几毁。光绪十六年（1890年）所建的最后一个大门毁于1922年的土匪纵火。后来此处成为了当地党委和政府的办公楼。因此在复建兴教寺大门的过程中对复建方案便产生了分歧，一方认为应该按照剑川地区传统寺院大门的模式建成一高二低牌楼式大门，门两侧还有哼哈二将的塑像，另一方则认为兴教寺作为四方街的一部分，要遵从于四方街现有的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所形成的格局，现有单体建筑的位置、高度、体量都不能且不应改变，否则边破坏了四方街的整体性及其所蕴含的历史信息。
于是新的设计保持了现有建筑的柱位、高度和体量，将原建筑二层改为通高一层厚，通过两次间的小披檐暗示原先寺院大门一高二低的牌楼形象，且与周边民居的尺度也协调了。通过在屋脊上增加脊饰和鳌鱼呼应大殿和二殿的风格，梵文种子字中心、佛八宝外圈的筒瓦勾头根据历史遗留的兴教寺勾头复制，以“充分体现……一个历史环境中的建筑应有的素养”。
带着这些信息，重新审视兴教寺的大门，对于这种对时间痕迹的尊重颇为佩服。
对于马帮驻留的老马店沿街铺面的修缮，对于此前年久失修时向一侧歪斜的状态也进行了保留——解决方案是把结构的稳定性和立面表达分离开，加固建筑内部，里面歪斜则作为历史信息保留下来。
东寨门的修复则刻意保留了民国期间原寨门倒塌后在有限的财物支持下因陋就简未完工的状态，同时又通过寨门内外的铺地来反映此前被毁的寨门的历史信息投射在地面。
此前已经被拆除得只剩东西两山墙的南寨门在恢复的过程中，则选择了把寨门拆除后倾斜的东山墙保留了下来，以传达寨门曾经被拆除这一层历史信息。上下二层的楼梯坡度对于游客而言过陡的问题，则通过分开布置楼梯左右脚踏面的方式来解决，对于细节的充分考虑体现在方方面面——这种由于空间狭小导致楼梯非常陡的情况我有非常切身的体会，宫中楼阁不少，儿时在昆明和剑川碰到过的也不少，此次看到这个楼梯，理解了其设计的初衷，真的是十分感佩。
这样的一些对在修复中碰到的难题和后续的解决方案及其理念的探讨还有非常多，头一日回到旅店后一气读完了，带着这些信息，第二日、第三日再重新看沙溪古镇的建筑，更多收获和体会。
该书成书于2009年9月，彼时沙溪复兴工程即将完成第三阶段的修复，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的大奖，而沙溪古镇的名声亦通过国际合作及工程各个阶段完成的发布会逐渐由世人所知晓。修复完成后的老马店开业前对原外立面的改造——格子门、格子窗、风窗的随意使用，被黄印武在书中毫不客气地斥为“哗众取宠，以嬉皮士的笑脸替换了本来一板一眼的儒家秩序”。
这大约是书中少有的负面评价，然而多多少少表达出了黄印武对于沙溪古镇旅游开发利用的一丝疑惑与隐忧。读完这本书之后我又翻看了近期对他的一些采访和演讲，发现其实很多他当年担心的事情终究都还是发生了——沙溪复兴工程一开始便优先加固民居改善基础设施，便是希望能够留住原住民，然而终究原住民在民宿、餐饮的运营经验不敌专业资方，终究还是逐步出租了房屋，搬出古镇。我所住的旅社在古镇较新的区域，对古建并不专业却也能看出很多设计建造方面的随意与突兀。
这无疑是违背了本书作者的初衷的，然而阅读观看其近一两年的访谈，发现他仍留在沙溪，对于文物建筑保护利用的理念也经历了一个成长变化的过程——他在一次访谈中提到修了另外一座古戏台，成果曾让其非常满意，原想着是为村民服务，然而最终戏台修好后被私人承包后挣钱，便让他觉得这样的工作毫无意义。而前文所提到的先锋沙溪白族书局，便是其近期的作品。在聊到这家书店时，发现在关心古建修缮的同时，他当下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乡村发展中来，书店建在古镇之外的北龙村，在周边另外两个村营建社区中心和茶马古道博物馆，其中的重要目标便是疏导游客，不要过于集中，同时带动周边乡村的发展。
这种失望之余不是负气出走，而是接受现实、面对问题、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思考更深入，进一步成长，这种精神让我颇受触动，也正是因此，同样也因为前面这一切一切关于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如何结合的思考与探讨，让我下决心回来要在此记上一笔。
也正是因此，此次机缘之下临时起意的沙溪之行，让我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古镇，既传统又现代，没有比它更适合作为这个系列的开篇了，精彩到我一边想要分享这些故事，另一边又想要将它私藏，不希望让过多的人知道，这是一种怎样的矛盾心情啊。
彩蛋一枚
中途陪母亲去了一趟剑川县城，6岁之后便未曾再到过，对于此前的拜访，记忆亦模糊到我们二人竟无法就我到底去过几次达成一致。隐约记得还曾在此处过过一次火把节呐，家中亲戚给我挂上了装着松明粉的军用帆布包，举着火把便上街了，被人烧到腿那轰一下灼热的触感，竟是如此深刻地埋在记忆里。而彼时我却是个极其讨厌的“城里小孩”，拒绝亲戚好心送上的酥油茶，嫌弃居住条件不好，和姥姥坐了几日的车方才到得剑川，听着亲戚间闲聊听不懂的白族话，便随时吵吵着要回昆明。
而此次与母亲在雨中的剑川古城西门街寻访祖宅，问了亲戚才找到，意外在门的一侧看到了国保的牌子和文物专用的消防栓……倒是个让人颇为惊喜的意外呐，不知里面藏着怎样的历史和故事。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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