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就是最大的经商,放弃政治就是放弃最大的利益,就是放弃商人的梦想。借用周星驰电影的一句话“没有梦想,跟一条咸鱼有什么区别”,甚至还不如一条咸鱼。把商业搞成了“农业”,一点小利就沾沾自喜,夸夸其谈,这是“小农思维”的变种,是对真正商业的“侮辱”。中国商业大部分历史一直被困在这种“小农意识”里无法自拔,但黑夜中仍然有几个明星照亮了商业本来的道路。他们是商圣——范蠡、奇货可居的吕不韦、女帝之父武士彟,反面教材沈万三。
春秋时期,吴、楚南方争霸。吴军在吴王阖闾、伍子胥、孙武带领下,攻入楚都郢,楚昭王出逃,伍子胥鞭尸。楚王求救于秦,得秦兵之助,击退吴军,返回都城。然经此一战,楚国元气大伤。吴国占领楚东方大片疆土,夫差时期,替代曾经的楚国北上争霸中原。
时南阳人范蠡为无名之辈,好友文种为宛令,因楚国“非贵族不得入仕”,双双不受重用,无法施展抱负。相约赴越,助越王勾践灭吴,楚国宿敌“吴国”被灭,范蠡急流勇退,泛舟湖上,经商谋生,散财聚心,千古留名。后越王无疆衰,吴越之地终属楚。
正可谓: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
有志者,事竟成,曲线救国,万里吴越终属楚!
范蠡不愧为“商圣”,明白“万物皆商”,抬头仰望,政治只是商业流程中的一环,主要是利益分配和布局。圣人明理,透彻心扉,后人只认金元宝,遮盖了圣人心。
春秋大义,士人精神,家国为大,楚有范蠡,郑有弦高,商为政生,政为商本。
商圣—范蠡
时秦王子异人质于赵,秦赵交恶,异人困窘失意。卫商吕不韦知其情,以之“奇货可居”。援之金元宝,献之赵宠姬,结为友交,重注秦国。卫吕只身赴秦,游说华阳,立之为嗣。孝王薨,异人回秦,继位为君,是为庄王,拜吕不韦为相,赵姬子政立之为储。待庄王去,子政立,吕氏辅政,为“尚父”,权倾朝野,作《吕氏春秋》,一字千金。后嫪毐赵姬淫乱,始皇怒,查其情,迁怒于吕氏,相退,居于洛阳,车水马龙如旧。始皇闻之,大怒,以之不识时务,赐之一物,徙巴蜀,吕知不可去,遂自裁。
古今商人,能有吕不韦者,凤毛麟角。鸠占鹊巢,偷天换日,大胆之人。
与其默默无闻,了却残生,不如放手一搏,逆转乾坤,千古留名,死而无憾。
前有卫氏吕,后有谯国桓,不求河水长,但留日月名。
吕不韦
隋唐时期,关中之地,关陇为大;山东之地,世家为尊,四姓“崔、卢、郑、王”,武氏不入流。待高祖太原起兵,武士彟资财助战,成开国功臣,联姻皇室,武氏以外戚居之。待女则天以周代唐,登基称帝,武氏一门,荣耀无极。商为积财,政为商途,不参与政治的商人,就是“废物”。自秦汉帝国以来,“独尊儒术”、“重农抑商”,表面的商业受到抑制,实质的“商业”—政治成为利润最丰厚的大生意,其主导全国利益格局的重整和大分配。无武士彟则无武则天。武氏实为晋商楷模。明清之际,晋商出没边境,输送物资,传递情报,清入主中原,晋人以皇商居之,煞是风光。东口西口,票号船帮,历史风流。
前有隋唐武,后有明清晋,参与主导王朝更迭这门大生意,赚的盆满钵满!
北有无锡荣,南有香港霍,一样的道理。
武士彟
沈万三为湖商代表,也是整个江南商人的缩影。元末之际,群雄并起,大商富贾,观望之态。待明太祖已定乾坤,都南京,沈万三殷勤资之以修城墙,三分有其一,太祖以之为患,流放云南。
沈万三
政治实质是商业活动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不是你想逃就能逃的,政治会自动上门找你。有人的地方就有政治,有人的地方就有商业,政治和商业本为一体。不要待大势已定,再去介入,那时就晚了。
提前介入可能有损失,但总比事后,别人明抢你,要强的太多。这样看起来,胡雪岩结局还可以,如果其不参与政治,根本做不了那么大,也撑不了那么久,早就被别人干趴下了,连入场券都拿不到。
胡雪岩起码在历史上留下了大名,风流人物也不过如此。
政治是商业的升华,不参与政治的商人就是废物,一点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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