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就是最大的经商，放弃政治就是放弃最大的利益，就是放弃商人的梦想。借用周星驰电影的一句话“没有梦想，跟一条咸鱼有什么区别”，甚至还不如一条咸鱼。把商业搞成了“农业”，一点小利就沾沾自喜，夸夸其谈，这是“小农思维”的变种，是对真正商业的“侮辱”。中国商业大部分历史一直被困在这种“小农意识”里无法自拔，但黑夜中仍然有几个明星照亮了商业本来的道路。他们是商圣——范蠡、奇货可居的吕不韦、女帝之父武士彟，反面教材沈万三。
春秋时期，吴、楚南方争霸。吴军在吴王阖闾、伍子胥、孙武带领下，攻入楚都郢，楚昭王出逃，伍子胥鞭尸。楚王求救于秦，得秦兵之助，击退吴军，返回都城。然经此一战，楚国元气大伤。吴国占领楚东方大片疆土，夫差时期，替代曾经的楚国北上争霸中原。
时南阳人范蠡为无名之辈，好友文种为宛令，因楚国“非贵族不得入仕”，双双不受重用，无法施展抱负。相约赴越，助越王勾践灭吴，楚国宿敌“吴国”被灭，范蠡急流勇退，泛舟湖上，经商谋生，散财聚心，千古留名。后越王无疆衰，吴越之地终属楚。
正可谓：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
有志者，事竟成，曲线救国，万里吴越终属楚！
范蠡不愧为“商圣”，明白“万物皆商”，抬头仰望，政治只是商业流程中的一环，主要是利益分配和布局。圣人明理，透彻心扉，后人只认金元宝，遮盖了圣人心。
春秋大义，士人精神，家国为大，楚有范蠡，郑有弦高，商为政生，政为商本。
商圣—范蠡
时秦王子异人质于赵，秦赵交恶，异人困窘失意。卫商吕不韦知其情，以之“奇货可居”。援之金元宝，献之赵宠姬，结为友交，重注秦国。卫吕只身赴秦，游说华阳，立之为嗣。孝王薨，异人回秦，继位为君，是为庄王，拜吕不韦为相，赵姬子政立之为储。待庄王去，子政立，吕氏辅政，为“尚父”，权倾朝野，作《吕氏春秋》，一字千金。后嫪毐赵姬淫乱，始皇怒，查其情，迁怒于吕氏，相退，居于洛阳，车水马龙如旧。始皇闻之，大怒，以之不识时务，赐之一物，徙巴蜀，吕知不可去，遂自裁。
古今商人，能有吕不韦者，凤毛麟角。鸠占鹊巢，偷天换日，大胆之人。
与其默默无闻，了却残生，不如放手一搏，逆转乾坤，千古留名，死而无憾。
前有卫氏吕，后有谯国桓，不求河水长，但留日月名。
吕不韦
隋唐时期，关中之地，关陇为大；山东之地，世家为尊，四姓“崔、卢、郑、王”，武氏不入流。待高祖太原起兵，武士彟资财助战，成开国功臣，联姻皇室，武氏以外戚居之。待女则天以周代唐，登基称帝，武氏一门，荣耀无极。商为积财，政为商途，不参与政治的商人，就是“废物”。自秦汉帝国以来，“独尊儒术”、“重农抑商”，表面的商业受到抑制，实质的“商业”—政治成为利润最丰厚的大生意，其主导全国利益格局的重整和大分配。无武士彟则无武则天。武氏实为晋商楷模。明清之际，晋商出没边境，输送物资，传递情报，清入主中原，晋人以皇商居之，煞是风光。东口西口，票号船帮，历史风流。
前有隋唐武，后有明清晋，参与主导王朝更迭这门大生意，赚的盆满钵满！
北有无锡荣，南有香港霍，一样的道理。
武士彟
沈万三为湖商代表，也是整个江南商人的缩影。元末之际，群雄并起，大商富贾，观望之态。待明太祖已定乾坤，都南京，沈万三殷勤资之以修城墙，三分有其一，太祖以之为患，流放云南。
沈万三
政治实质是商业活动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不是你想逃就能逃的，政治会自动上门找你。有人的地方就有政治，有人的地方就有商业，政治和商业本为一体。不要待大势已定，再去介入，那时就晚了。
提前介入可能有损失，但总比事后，别人明抢你，要强的太多。这样看起来，胡雪岩结局还可以，如果其不参与政治，根本做不了那么大，也撑不了那么久，早就被别人干趴下了，连入场券都拿不到。
胡雪岩起码在历史上留下了大名，风流人物也不过如此。
政治是商业的升华，不参与政治的商人就是废物，一点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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