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青峰
60年代时期的周总理
文章引言：
人一生的时间都是有限的，一个人一生在某一个领域做到出类拔萃卓有建树就很不容易了，除了天赋，还必须要与勤奋和执作为伴，方可成就一番事业。
但也有极少数人，能做到在好几个领域都能卓然而立，成就斐然。周恩来总理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作为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伟大人物，周恩来总理在军事、政治、经济、外交方面的杰出才华已经广为中国人民与世界所熟知，笔者青峰无须在此赘述。
其实，总理的才华是多方面的，他一生博学多才，在不少并非其专门涉及的领域所展现出的才能，也令后世惊叹不矣。
今天，就让我们重温一下这位世纪伟人令人惊艳的另一面。
工作中的周恩来总理
01
在战争年代，情报是我党我军的第二条生命线，在革命斗争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末，我党就高度重视情报工作。
1928年初夏，根据莫斯科共产国际的指示，要求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工农红军尽快建立起自己的情报组织，以适应中国国内革命斗争的需要。
时任莫斯科中国劳动者中山大学秘书长阿勃拉莫索，对前来莫斯科参加中国共产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机关代表道：
根据中国革命的需要，中共代表团的要求，第三国际支持你们派几个人去学习无线电通信技术。这件事是绝对保密，对任何人都不能讲。
大会结束后，周恩来于同年10月回到上海。随即，他开始筹建我党的秘密电台。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我党第一个秘密无线电台建立了起来。
无线电台的建立，密码的编制则是关键中的关键。为此，周恩来亲自编译了第一本密码。由于周恩来此时的化名为“伍豪”，因此我党第一套密码称为“豪密”。
“豪密”在我党早期的情报战中，发挥了无比巨大的作用。
周恩来深知每一次电报收发，都关系到我党我军的生存与发展。他要求情报系统人员务必谨慎、严格、细致、机密。
他曾多次对情报工作同志们讲：
“机密是党的生命，机要工作一定要机密、准确、迅速，一点都不能粗心大意，一学之差、一分钟之差、任何一点失误，都可能造成人头落地。”
不过，情报战向来是敌我双方的事，有情报战便有反情报战，有密码学便有破译密码学。
令人惊奇的是，由周恩来亲自编译的这套“豪密”，自1931年编制以来，到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它一直没有被国民党情报机构破译过。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1931年5月，在第二次反“围剿”时期，国民党部曾几次截获红军密电，但始终无法破译。为此，蒋介石大为光火，骂国民党情报机构养了一群饭桶。
这种无法破译的密码，就是“豪密”。
关于这套密码“豪密”，在新中国成立后，曾长期担任过中央机要局局长、后又曾任过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李质忠在1991年发表文章回忆道：
为了确保党的核心机密不致被敌人破获，周恩来于1931年在上海亲自编制了一个密码，取名“豪密”。红军将这套密码用于上海党中央总司令部和各兵团司令部的机密电报。
“豪密”是如何工作的？“豪密”是二重作业密码体制，优点是能够在电报中实现“同字不同码，同码不同字”。
关于这一点，曾长期担任情报工作负责人的罗青长也在1994年回忆时说过：
周恩来发明的密码，有数字在里边的，密码是由数学和文字构成的。电报中的密码由书名与册码、页码、行数及字序组成。
电报双方各持一本相同的书，发报内容只要注明某页、某行与第几个字，收报方就能按图索骥，找出书中单个的字组成电报内容。
这种由周恩来亲自编制的密码，无从破译。
因为，双方持有的书名，只有收发双方知道。书籍浩如烟海，只要收发双方没有投敌变节的行为出现，敌方要破译这样的电报无疑是比登天还难。
“豪密”的发明，是我党早期情报工作史上一件大事。它的出现使得我党的情报工作有了质的飞跃，使得当时处于弱势的我党，在情报工作中远远超越了国民党，处在领先的有利地位。
众所周知，情报学、密码学是一项十分专业的学问。时年33岁的周恩来也从来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学习，虽然后来在莫斯科有过短期的培训学习。但是，他所编制的这一套密码系统，其原理却完全不同于苏联当时的“罗尔斯”密码系统，且十分实用，很有“中国式”特色。
了解这段历史，我们后人今天不能不感叹周恩来总理年轻时的过人才华与学识。也难怪蒋介石直到败退到台湾岛上后，仍就在感叹：“我的身边，为什么就没有周恩来这样的人呢？”
如果说周恩来总理有这方面的才华也不一定令所有人惊奇，但是，总理在其它方面所具有的比肩专门学者、专家、艺术家的才华就让人吃惊了。
02
抗日战争期间，国共处于第二次合作时期，周恩来以延安中共中央代表长期驻派于国民政府陪都重庆。
在重庆期间，时任中共驻重庆联络处主任的周恩来，除了协调国共两党两军的关系外，一有机会，他便利用一切机会团结社会民主人士，以争取所有抗战团结的力量。
1939年，“华人棋王”谢侠逊从南洋归返重庆，在《大公报》的副刊上撰写象棋史料及残局，深受当时抗战后方读者的欢迎。
谢侠逊，生于1888年，浙江平阳县人。他是中国近现代一位具有国际影响的象棋大家，也是中国现代象棋运动的开拓者，同时也是中国国际象棋的先驱。
晚年时期的“棋王”谢侠逊(1888~1987)
他除了在中国象棋上造诣深厚、棋艺精湛之外，在当时中国国内少见的国际象棋上也是傲视群雄，在1929年至1931年的三次国际象棋大赛中，连续夺冠，一时名噪华夏，声传世界棋坛。人称“中国棋坛总司令”、“中国棋王”。
令人敬佩的是，谢侠逊还是一位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
1934年，他应邀赴新加坡参加国际象棋比赛，一举战胜了当年英国国际象棋冠军亨特，一时轰动整个南洋华人各界。
抗战爆发后，他不辞劳苦奔走于南洋六国，为抗战募捐。并利用自己在海外华人中的声望，动员了3000多海外华侨青年归国，投身于抗战。
对于这样一位颇具声望影响的社会民主人士，自然是我党抗日统一战线团结的对象。
1940年3月的一天，经时任东方文化协会会长的郭春涛牵线搭桥，谢侠逊与周恩来见面了。
一见面，周恩来便高度评价谢侠逊在南洋六国宣传抗日救亡的爱国义举。谢侠逊随即把自己南洋之行与华侨同胞的爱国事迹向周恩来作了详细介绍。
聊完正事后，二人便聊到了象棋比赛。周恩来很有兴致地道：
“久仰侠公棋艺独步天下，今日机会难得，可否赐教一盘？”
谢侠逊本来就非常敬仰眼前这位中共领袖人物，于是欣然同意。
第一局，谢侠逊让周恩来二先。由于有让二先的优势，周恩来迅即展开攻势，局面一度领先。待弈至中盘，谢侠逊才好不容易扭转此前的被动局势，双方弈至后半盘，眼见谁也不能取胜，只好握手言和。
于是棋王谢侠逊再次摆好棋盘，表示只让一先，再次交手一局。
双方由于有第一次的交手下成了和棋，此局双方都采取步步为营的策略，稳打稳扎，弈至局终又成了和棋。
棋王谢侠逊颇感意外与惊讶，好奇地问周恩来道：
“周公何得余暇，精研此道？”
周恩来淡淡一笑答道：
“象棋为我国传统技艺，设备简单，群众喜爱。棋艺运动在延安十分普及。延安曾组织过一次象棋比赛，这次比赛的冠军是董老(注，即董必武)，我为亚军。”
闻言，谢侠逊深感钦敬。想不到眼前这位自己久仰的中共领导人竟然还是一位象棋高手。
言毕，周恩来又和谢侠逊就古今棋谱的优劣长短闲聊了起来。二人越谈越投机，大有相见恨晚之感。
二人的谈话不知不觉谈到了古代有名的象棋《梅花谱》。周恩来引古论今地道：
“明人重马，清人重炮，我们当重兵卒。”
谢侠逊深有同感，会意地说道：
“马，虽有八面威风，但可用兵卒制马。”
周恩来点头称赞：
“对，兵卒就是群众。抗日救国就是要放手发动群众才是啊！”
谢侠逊心领神会，连连点头称是。
不久，谢侠逊以一篇《共纾国难》的棋稿，将此次对弈棋谱发表在重庆《大公报》“象棋残局”一栏上。
周总理与棋王谢侠逊的对弈残局
这一棋谱成为了周恩来总理一生中流传下来的有记载的唯一一局象棋棋谱的历史记录。
由于有明确的记载，后人研究此局棋谱时，惊讶地发现，双方无论如何行棋，再往下进行，均是和棋局面。
我们不能不惊叹周总理即便在革命工作之外的象棋“业余雅事”上，也竟有这般高超的才华。
如果说总理在“业余雅事”象棋上的造诣很高仍不让你惊艳的话，那么总理在建筑艺术的创见与卓知就真让我们有些无法理解了。
03
众所周知，建筑学是一门十分专业的学问，若没有专业的知识背景与建筑实践，一个人很难在这个领域有所见解，更别谈洞知卓见了。
人民大会堂是新中国历史上一个不朽的建筑奇迹，是新中国十周年盛典的一项伟大工程。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穹顶
1958年8月，中央在北戴河举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为庆祝共和国十周年盛典，在北京建一批宏大的公共建筑，要求这些工程在1959年国庆时要投入使用。人民大会堂就是这批公共建筑中的重中之重。
为此，新中国从全国请来了当时国内顶级的建筑师和设计师。
在设计方案与施工图纸确定后，万众嘱目的人民大会堂于1958年10月25日正式开始施工动建。
但是，在人民大会堂(注：当初建放时叫万人大礼堂，人民大会堂是主席后来命名的)的建设上很快遇到了不小的难题。
是什么难题竟然让共和国一众顶级的建筑师与设计师范难了呢？答案是：人民大会堂内部主会场的设计上如何解决好人与空间关系的问题。
由于人民大会堂体积庞大，结构十分复杂。上有黄绿相间的玻璃瓦屋檐，下有5米高的花岗岩石基座，周围有134根圆形廊柱。整体的建筑比故宫的全部建筑面积还大，仅大礼堂本身就长60米，宽76米，顶高45米，净高33米。而宴会厅除了有容纳5000多人的本厅外，还有大交谊厅和小宴会厅等。大会堂设计上还有两层挑台，首层挑台外挑29米，第二层挑台外挑也有22米。整个大会堂建筑面积达1718000平方米。
这样宠大复杂的工程结构，莫说在我国古代建筑中找不出一例，即使在国际上也还没有先例。这样宏大复杂的会堂式建筑，只能依靠国内自己的力量，除此别无他途。
为此，周恩来总理高度重视，多次召集建筑工程领导小组同志开会听取汇报，协商对策。
为了深入了解，1959年1月18日，周总理听过汇报后，又亲临一线施工工地视察，并询问宴会厅廊柱的粗细、高度、间距大小等问题。
仅仅过了三天，周总理和时任北京市长的彭真又召集建筑专家和施工负责人开会。
总理讲道：
“大会堂的安全问题十分重要，它的寿命要比故宫和中山堂长，起码不少于350年。”同时进一步指出：“大会堂要好，要美，要看起来舒畅，要有自己的风格。”
随即，总理又去察看大会堂模型，时任北京建筑设计院院长的沈勃在汇报时提出了一个新的难题。
沈勃讲道：“不少建筑师认为净空33米太高，人在里面会显得很渺小；但是后面有两层挑台，如果压得太低，又会使人感到压抑。”
总理听后，沉思了好一会说道：
我们站在天底下并不觉得天高，站在海边也不觉得水远。咱们这么办嘛：天是圆的，圆曲而下，应该从舒适、开朗着眼，在尺度比例上取得协调，在墙面和顶棚相交处，不用折角，采用曲弧线，设计成水天一色，浑然一体。”
会后，按照总理的指示，成立了大会堂结构安全、建筑艺术、材料施工等几个小组，分别负责具体事宜。
2月16日，总理再次在吴晗、梁思成、朱兆雪、张镈、沈勃等人的陪同下，到午门前审查大礼堂模型。总理讲：
“把墙面和顶棚相交处改为'水天一色’比较好；天花板中心所做的葵花还是应该有葵花瓣；原来做的光环是齐的，能否改为波浪形，象征革命事业一浪高过一浪。大会堂外墙的颜色也很重要，要好好研究，要让大多数人都喜欢。”
在总理的这一思路下，经过专家小组的努力，问题终于迎刃而解，最终向世人展现出了一座集科技实用、建筑之美又极富民族特色、美奂美仑的宏伟建筑——人民大会堂。
周总理的风彩
我们很难想像，作为一位大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周总理为何在一门专业性极强的建筑学领域，也能有如此惊人的见解的。他戎马一生，革命一生，操劳一生，怎么会有时间学习了解这方面的科学知识的呢？
周总理的一生是一部传奇般的史诗，有太多令后人惊叹的才华。
04
在我国老一辈的艺术家心中，除了崇敬爱戴周恩来总理外，每一位与他接触过的艺术家无不心悦诚服。
周总理与电影界人士同游北京香山时留影
我认为，在这一点上，光有崇高的地位与人格力量恐怕不一定能做到。
艺术是一个特殊的领域，没有极高的艺术修为与对艺术的深刻洞察力，一个人要做到让众多艺术门类的专家学者心悦诚服是很难的。
一个人有崇高的地位，在艺术工作者领域，往往会造成二种情境：一是他人对你敬而远之，二是他人对你敬而近之。
很显然，周总理属于第二种情况。从现有的历史史料与艺术家们回忆中，我们都能感受到，凡是与总理有过接触交往或者聆听过他谈论过艺术的艺术家们与文艺工作者，没有人不对周恩来总理不心悦诚服的。
这只能说明周总理在艺术领域的确是行家，懂艺术，是一位真正的“艺术总理”。
这从几件小事也可以让我们领略周恩来作为一位人民的“艺术总理”所散发出的魅力。
1952年，第届全國戏曲观摩汇演在北京举行。当时毛泽东主席、周总理都出席并观看了此次演出。
演出结束后，周总理在送走主席后返身登上舞台，与演员们握手，祝贺演出取得成功。
周总理在与筱文艳握手时，听他一口地道的苏北乡音，得知她是江苏淮安人。在与她交谈时，亲切地对筱文艳讲道：
“你们的《种大麦》舞蹈不错，就是戏剧矛盾少了些。戏剧必须有矛盾冲突，只有通过矛盾和各种冲突才能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使舞台上的人物活灵活现地展现在观众面前。”
后来成长为淮剧一代宗师的筱文艳，在晚年多次回忆起总理这次与她的谈话，感叹道：“总理真是懂艺术啊，他是我们艺术工作者的好导师、好总理啊！”
1964年，文化部举办全国少数民族业余文艺汇演。西藏派出的歌手是雍西，即后来改名为才旦卓玛的女歌手，她那年才24岁。
谁知她一首《北京的金山上》一下子轰动了整个北京，继而迅速传唱遍了全中国。
当天的演唱会结束后，谢幕时，周总理与台上演员一一握手，当走到雍西面前时，总理微笑着对她说：
“你唱得很好。这首歌写得好，就是最后一句'我们迈步走向社会主义幸福的天堂’有些迷信色彩。”
代表团在回到旅社后，也没有太在意这事。
没想到的是，当晚11点时，周总理亲自给雍两打来了电话，提出最后一句能不能改一下。代表团听说总理来了电话建议改动一下歌词，于是大伙马上行动起来，可是想了半夜也没想出更合适的歌词。
第二天，周总理又打来电话说：
“能不能把末尾一句改成'我们迈步走在社会主义幸福的大道上’？”
大家听完都无比兴奋，一起鼓起掌来，觉得这改动的四字太好了，四字之别，使这首歌曲在立意上得到了升华。原词中“社会主义幸福的天堂”多少有一点宗教色彩，把它改成“社会主义幸福的大道上”，一下子就有了时代感，很有现实的意义；此外把“走向”改为“走在”后，就把时代的变更也交待清楚了。因为经过民主改革之后，西藏已经由农奴制进入到了社会主义时期，百万农奴翻身成了社会的主人。
这首传唱至今的民歌经典《北京的金山上》不仅在我国家喻户晓，即便在国外，也有广泛的传唱度与影响力。它是一个时代的歌声。
这里面有周恩来总理的心血与智慧。
从音乐音律与节奏上，我们可以感受到修改后的歌词比原歌词的音律更美，节奏也更好。这不能不说周总理真正是一位懂艺术的行家里手，同时也印证了这么多的艺术家为何对总理由衷的敬仰与爱戴。
05
周恩来总理能为中国近现代史上世界级的外交家，他对语言的运用已臻化境。
总理的沉思
由于其传奇的人生与经历，周恩来一生中掌握了五门外语：英语、法语、日语、俄语、德语。英语、法语、日语比较精通，俄语、德语虽不算纯熟，但阅读与一般交流基本可应付自如。
正因为对东西方语言的了解，周总理在与国人或外宾交流时有当相的优势。
在对内对外交流时，周总理总是得心应手、挥洒自如，往往出口成章、妙语连珠。
有时，一句原本平淡的话，一经总理的再造，就有一种画龙点晴般的功效，产生一种点石成金、化腐朽为神奇的语言魅力。
1954年4月，周总理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瑞士日内瓦会议。
由于是新中国成立后的首次在国际舞台亮相，周总理十分重视，世界各国也很关注。
为了宣传新中国的建设成就，会议期间，周总理要求工作人员举行电影招待会，放映国庆纪录片给外国记者看，以便他们了解新中国的变化。
纪录片放映后，反响不错。周总理指示工作人员说，再给他们放映一部《梁祝》。《梁祝》片名当时叫《梁祝哀史》，片名有些令人费解。于是工作人员将片名译为《梁与祝的悲剧》，并将剧情介绍译成了十几页的说明书。
周总理在听取汇报后说，这十几页的说明书，是不会有人看的。同时认为片名对外国人也没吸引力。他略作思考后说：
你们在请柬上写上这样一句话——请你欣赏一部彩色歌剧电影：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放映前用英语作3分钟的说明，概括地介绍一下剧情，用词要有点诗意，带点悲剧气氛，把观众的思路引入电影。这样试试，我相信不会失败。
事后证明，周总理的这一招果然高明。放影的当天，大厅内座无虚席，200多名外国记者看得如痴如醉。一时好评如潮，认为比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还要感人。
1954年，周总理与卓别林在瑞士合影
如果周总理不是谙熟东西两方文学语言艺术，很难想到这么一个西方人一看秒懂又充满诗意的影片名称。看似一个小的名称改动，却达到了“四两拔千斤”的功效，语言的艺术魅力再一次被周总理展露无疑。
06
纵观周总理的一生，真可谓一部史诗般的传奇。他的一生对我们华夏儿女中每一个人，是开采不尽的一个宝藏。了解他一生中的每一个事件的细节，会给我们无尽的启迪。
他对中华民族的丰功伟绩早已彪柄在史册之中，但他一生在各个领域中所展现的才华与做人行事风格和智慧，则仍有待我们后人去发掘。
他的一生充满了无限的魅力，永远值得我们后人去发现与重温！(全文完)
——笔者青峰2023年5月24日写于长江之滨
文章写作参考书目：
1、《艰苦卓绝周恩来》，作者南山、南哲，山西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2、《周恩来传》，作者[英国]迪克·威尔逊，2019年版；
3、《周恩来纪事》，李新芝、刘晴等人编著，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4、《周恩来年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5、《周恩来在重庆》，作者樊家勤，东方出版社，201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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