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是小说《红楼梦》中描写贵族贾氏奢华生活的词句。在中国漫长的数千年发展史中，贵重的金银玉器被赋予了多重的内在价值。以玉形容君子，以金银象征富贵，因而玉制品和金银制品就成为了达官显贵和文人墨客的掌上珍玩。随着“事死如事生”的观念兴起，大量的金银玉器伴随着他们的主人沉眠于地下墓室之中。在近代的考古发掘过程中，这些历史的奇珍才洗去了岁月的尘垢，再度面世。从汉代金缕玉衣的精密繁复，到明末张献忠江口沉银的规模宏大，古人对于金银玉器的钟爱并未受到时间的消磨而有过一丝改变。当中蕴含的技艺与内涵反而随着岁月的沉淀而更加醇厚绵长，其具体的情形如何，且待在下慢慢道来。
金镶玉凤纹帽顶
在整个人类的发展历史上黄金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不同种族、不同文明的历史上都曾经记载着黄金的神奇。人类对于黄金的渴望是深深烙印在内心深处的，正如同莎士比亚所言：
“黄黄的，发光的，宝贵的金子！这东西，只这一点点儿，就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卑贱变成尊贵，老人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
哥伦布也曾经说过：“黄金是一切商品中最宝贵的,黄金是财富,谁占有黄金,就能获得他在世上所需要的一切,同时也就取得把灵魂从炼狱中拯救出来,并使灵魂重享天堂之乐的手段。”
相比于西方，中国对于金银执着并不仅限于其货币和商业价值，更多的是将其制作成为精美的金银制品供人欣赏。在考古发掘之中，各种金银器的数量往往要多于金银锭。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我国的能工巧匠就开始冶炼铸造金银器。錾花钑镂，掐丝焊缀，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技法随着历史的变迁而出现、发展。
古代工艺繁杂的金银器
自汉代时期开始，金银器的制作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汉代中期的金银器以精细为主，金银被制成了极细的金银丝用来编织各类制品。比如西汉中山靖王刘胜的金缕玉衣和东汉彭城王刘恭后裔墓中出土的银缕玉衣，都标志着两汉时期金银器的繁荣。据《汉旧仪》及《后汉书》记载：
“帝崩，唅以珠，缠以缇缯十二重，缝以黄金镂……诸侯王、列侯、始封贵人、公主薨，皆令赠印玺、玉柙银缕；大贵人、长公主铜缕。”
当中的金缕、银缕、铜缕都是需要将金银铜制作为非常细的丝线进行编制。在中山靖王刘胜的墓中，刘胜和其夫人都身着金缕玉衣。刘胜的玉衣共耗金1100余克，夫人的玉衣共耗金800余克。算上火耗，制作两件玉衣的金缕至少需要2000克以上的黄金，当中工艺的繁杂程度可见一斑。同时，汉代人还喜欢使用鎏金、错金等工艺来制作摆件和器皿，中山靖王墓中还出土了鎏金的长信宫灯和错金银博山炉，应该是中山靖王刘胜生前的日用品。足见当时的汉代贵族在日常生活中金银工艺品的使用消耗也非常巨大。
金缕玉衣
除了黄金之外，白银也是工艺品当中的大宗。东汉彭城王墓中出土的银缕玉衣，银丝总计约800余克，不过遭到了大量的坏朽，已经很难彰显其原貌。1995年徐州狮子山楚王墓出土的汉代'银鉴'却为我们展示了汉代银器的风貌。银鉴整体完好，根据铭文记载应该为沐浴用品，上有“宦眷尚浴银沐鉴容二石一斗五升重一钧十八斤十两第一御”。这说明在汉代的生活中银器已经成为了日用品，受到贵族的青睐。
汉代银鉴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前进，金银器的使用量也在逐步递增。唐代之后，银锭作为一种货币也开始进入到了流通的行列之中。但是这也并不妨碍金银制品在民间的出现和使用，高级贵族和富商大贾仍然拥有大量精美的金银制品。比如明末时期天下大乱，军阀张献忠在四川一带掠夺了大量的财富，这些财富大多就来自于官方和当地的富绅。据《明史》记载：
“献忠遂僣号，改武昌曰天授府，江夏曰上江县。据楚王第，铸西王之宝，伪设尚书、都督、巡抚等官，开科取士。以兴国州柯、陈两姓土官悍勇，招降之。题诗黄鹤楼。下令发楚邸金振饥民。蕲、黄等二十一州县悉附。”
后来张献忠被清朝击败后，将财物沉于江水之中。数百年后，考古学者在江口沉银遗址考古发掘中出土了大量的金银锭和金银制品，数量之大令人咂舌。其中有虎钮永昌大元帅金印、“超光”银碗等器物还有数以百计的金锭、银锭。据研究考证应该是明代四川府库内的官银，被张献忠掠夺而至。这些金银承载了一段沉甸甸的岁月记忆，也为整个历史学科提供了第一手的研究资料。
永昌大元帅金印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除了象征富贵的金银器皿之外，还有象征着君子品行的玉器工艺。严格说来，玉器的加工与制作甚至要早于金银制作。在我国红山文化遗址中出土的玉猪龙就可以视作最早期的玉器制品。2019年重大考古发现中的敦煌旱峡玉矿内部也已经发现了4000余年之前的发掘痕迹，并且开采延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早期社会，玉石被视为一种礼器用于祭祀天地鬼神，玉琮、玉圭都是当时的人们用于沟通天地的祭祀用品。进入到春秋战国之后，玉器的使用开始频繁起来，贵族的生活中也出现了大量的玉器加工品。比如最著名的传国玉玺就是卞和取荆山之玉雕琢而成，秦汉时期的个人私印也大多以玉石作为材料。在江西海昏侯大墓中，曾经出土了海昏侯刘贺的个人印章。印章十分小巧，仅约1.7厘米见方，玉质，龟钮。上有“大刘记印”字样，表明是刘贺日常使用的印鉴。除了玉印之外，各种各样的玉佩和玉璧也占据了大多数。玉带钩、玉杯也是贵族的日常用品。汉代南越王墓中就出土了一只玉角杯，据资料记载：
“玉杯为主人自用的酒具。长18.4厘米，口部椭圆，口径5.8一6.7厘米。杯身作弧形优美流畅地回卷，尾端形似浪花飞扬，饰以阴刻、浮雕，构思奇妙，制作精美。”
而小巧的玉带钩则因为造型别致，种类繁多，从汉至唐一直受到贵族的喜爱，墓葬之中出土的玉带钩、金带钩也不可胜数。截至明清时期，社会上还有大量的玉带钩存世，有一部分更是留存至今。足见玉器的使用几乎贯穿了整个中国社会数千年的发展历史，不仅是祭祀天地时的礼器，更是日常生活中的高档用品。
敦煌旱峡玉矿资料图
第一，象征意义。金银玉器属于社会生活当中的高档用品，不仅是社会上层的贵族，普通的富户士绅，文人墨客也将之推崇为家居陈设的上乘物件。这都是由于金银器皿独特的象征意义和内在的文化意涵。金银在日常生活中无疑是富贵的象征，就如同前文所描述莎士比亚和哥伦布的形容。人类对于金银的渴望和热衷几乎可以说是一致的。在春秋战国时期，燕昭王就曾经以千金购买千里马骨骼来向天下招揽千里马。在《战国策》中记载：
“燕昭王收破燕，后即位，卑身厚币以招贤者，欲将以报仇，故往见郭隗先生……郭隗先生日：'臣闻古之君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言于君日：'请求不’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马。马已死，买其首五百金，反以报君。君大怒日：'所求者生马，安事死马？而捐五百金？’涓人对曰：'死马且买之五百金，况生马乎？天下必以王为能市马，马今至矣！’于是不能期年，千里之马至者三。”
黄金台求贤
后世也将这一行为和燕昭王后来筑台招揽人才联系到了一起，称燕王之台为“黄金台”。由此可见，黄金在中国人心中的地位。而白银也是如此，两汉时期的白银和珠宝类似，在社会生活中主要作为赏赐和国礼存在。“玉器比德”的说法也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广为流传。据史料记载：
“玉润泽以温，仁之方也；鳃理自外，可以知中，义之方也；其声舒扬，专以远闻，智之方也；不挠而折，勇之方也；锐廉而不忮，絮之方也。”
在儒家的观念之中，玉石和君子已经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在政治生活中，玉石也被视为上天所授的神物。礼仪中所用的“璧、琮、圭、璋、琥、璜”都是玉器。帝王所用的玺印也多以玉石进行雕琢，这就又为玉器披上了一层高贵的面纱，在其本身温润的特质之外又增添了一种神圣性。
第二，金银优秀的延展性与玉石合适的硬度易于加工。金银玉石能够成为日常生活中的高档用品也由于其自身的自然属性。金银都拥有非常好的延展性，在经过了一系列技法的加工之下仍然可以保证其光泽和形态。錾花钑镂，掐丝焊缀都对于金属本身的性质有很高的要求，相较之下铁器就不适合进行繁复的加工，铁器也很少作为工艺品进入到中国传统的古代社会之中。而玉器因为具有适宜的硬度十分利于雕刻和琢磨，无论是小件的玉佩、玉珏还是大型的玉璧、玉杯。在没有电力机械的时代，都是要用手工的方式精心打磨。如果硬度过强，就会很难雕刻成形。硬度过低，又容易断裂。因此，玉石才成为了后代工艺品的首选项目之一，受到文人雅士和达官贵人的青睐。
工艺复杂的金银玉器
中原地区崇尚金银玉器之风长达数千年，在漫长的岁月中也和周边的少数民族有了深入的交流和互动。大量的金银玉器随着和亲，通商而传播到了周边地区，相关的技法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流传。在考古发掘中也有过类似的文物面世，比如匈奴王的雄鹰金冠最早甚至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据资料记载：
“1972年出土于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现鄂尔多斯市）杭锦旗阿鲁柴登的一座匈奴墓中，现藏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这件金冠饰由一件冠顶饰和三条条形带饰两部分组成。冠顶饰高7.3厘米，重 192克，冠顶上有一只雄鹰，立于半球状冠上。冠带由三条半圆形金条组成圆形，周长60厘米，共重1202克。冠带前面两条上下之间有榫铆插合，后面一条的前后两端亦有榫铆结构与冠带前部互相联结，联结处当在戴冠者的耳部。每条冠带的主体部分都装饰为绳索纹，它们的两端都有浮雕的伏虎、卧马、盘角羊等。”
这件器物很有可能就是中原的工匠进入到匈奴之后，为匈奴贵族打造的金冠。当中的伏虎图案和榫卯结构带有很明显的中原文化特征。而在之后的东西方交往中，西域的很多金银器制作方法也进入了中土，唐代时期的“胡风”便成为了金银器制作当中的重要元素，为后世所继承发扬。
匈奴金冠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崇尚各类金银玉器，因为其背后暗含的文化特征和精神因素，各种美轮美奂的工艺品成为了达官显贵争相购置的高档陈设。并且，随着考古发掘的深入，许多墓葬之中的金银玉器再度面世。其内在蕴含的岁月变迁和盛衰兴亡令人感慨，它也为我们架起了一座贯穿过去与现在的桥梁，让我们可以去领略那一段“白玉为堂金作马”的繁华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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