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辉 中国民族科学家）五千年传承有序的中华文明发展，历经夏、商、周王朝的历史发展与变迁，最终产生我们今天引以为傲的中华文明与中华文化，成为世界人类文明发展史中唯一充满活力的古代文明，是中华民族历史与文化发展的见证。
虽然夏、商、周的历史变迁，白纸黑字地记录在古代中国各类历史文献典籍中，但通过现代考古学却始终无法找到能够全面反映夏商周历史变迁的历史文化遗址，以证实中华文明形成的发展脉络、历史延续与文化传承。一个民族的文化与文明，绝不是一朝一夕在几百年的时期所能形成发展的，也绝不会是一种在短时期内突然产生、发展并成形的，它必然经历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发展，历经各个地区、各方民族、各个年代的统治，并最终形成中国文化、中华文明，中华文化文明也绝不会是各个民族的文化、各个地区的文化、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化所交融产生的融合文化、融合文明。即使在今天中华民族大团结的时代，南方文化与北方文化有着根本不同，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有着根本不同；南方人与北方人有着不同的民俗，东方人与西方人有着不同民风，他们的文化也必然存在巨大的差异。
一个让东方人与西方人、让南方人与北方人都能接受并认同的文化，就不可能是包容东南西北各地区人的混杂文化，而应是一个让东南西北人群共同认同的、高度发达的中国文化。这种高度发达的中国文化，必然是承载中国历史文化发展重要时期的夏商周历史，成为中国四方民族共同向往与崇拜的历史文化中心地区。“臣闻中国者，盖聪明徇智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能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真实反映了中国文化产生并被中华四方民族共同认同的根本原因。
因此，由四方地域、四方民族文化融合而形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起源论，是无法反映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引领中华各民族从愚昧走向文明的历史历程。只有承载中华夏商周历史的地区文化，才是代表中国历史发展，文化高度发达、人类文明高度进步的中国文化，才是真正的中华文明起源地。
“夏之兴也以涂山”、“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大禹治水解万民于水患，建立了受惠万国诸侯的丰功伟绩，使得四方万国诸侯汇聚于淮河涂山，拥戴大禹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王朝夏朝。因此，“夏之兴也以涂山”，大禹在淮河涂山建立夏王朝不仅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夏王朝得以延续发展的物质基础。淮河涂山地区也因此成为夏王朝建立、夏文化形成发展的必然地域。距离淮河中游涂山北十五公里处的四方湖古城，以其丰厚的历史文化、优越的地理自然环境条件，成为大禹建立夏王朝的唯一国都所在地，是辐射四方、引领四方民族发展的文化高地，是中国文化的最初诞生地。
因为夏朝国都四方湖古城优越的地理自然条件，成为“万物财用之所聚”之地。当中国北方地区受到长期自然干旱的影响，民不聊生时，以商汤为代表的中国北方部落联合击败了南方淮河流域的夏王朝，获得了北方地区氏族的生存资源，建立了商王朝。在整个商王朝时期，四方湖古城不是商王朝获得淮夷地区丰富物质财富的南方政治经济军事重镇，在商王朝中期一度成为商王朝的国都“商奄”。盘庚从“商奄”迁都黄河以北的殷地后的时期，商王朝也更名为“殷商”。但商王朝的历史与文化代表，却是以“商奄”之地为代表的商奄四方湖古城历史。以致周武王在殷墟消灭商纣王时，历史文献记载只是以“武王伐纣”历史事件来代替殷商王朝的灭亡。真正商王朝历史的结束是在“武王克商”臣服商奄四方湖古城后，“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因此，以商奄四方湖古城为代表的“大邑商”，才是商王朝、商文化发展的中心地区，是商王朝时期的“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是商王朝历史与文化的代表。
因为西周宗周地处中国西方，为了有效地统治管理中国的东方地区和南方地区，周武王在克服“大邑商”商奄之地后，决定在四方湖古城的商奄之城建设“通道于九夷八蛮”的东都成周城。在“周公为师，东伐淮夷，残奄”“成王自奄归”的“周公东征”淮夷后，四方湖古城正式建设成为西周王朝时期的东部国都成周，成为西周王朝的两个东西方统治中心成周与宗周之一。成周四方湖古城，由此成为西周王朝统治淮夷地区、统治中国东南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与文化中心。成周四方湖古城也因此成为西周时期统治管理东南地区、覆盖西北地区的“中国”——“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
中国第一个世袭制王朝的建立起始于大禹治水，夏商周王朝承载着中国历史。大禹治水究竟在哪里？不清楚；夏王朝在哪里？不清楚；商王朝在哪里？不清楚。虽然殷墟遗址证明了殷商王朝的存在，但商与殷的区别在哪里？不清楚；西周王朝的东都成周城在哪里？不确定不清楚。夏商周历史时期的众多关键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的话，中华文明探源，中华历史文化发展的历史文化研究，自然只能是雾里看花、水中望月。
“中国者，蛮夷之所义行也”，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在所谓的蛮夷之地，传承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是蛮夷之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发掘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是蛮夷人肩负的历史责任；“中国者，贤圣之所教也”，中国文化的形成是大禹、周公、尹吉甫、老子、庄子、孔子等圣贤所教导的结果，大禹治水凿山导淮、周公东征淮夷采涂山之风而为“周南”、尹吉甫采淮河民歌而成《诗经》、涡河之畔的老子庄子创立老庄学术、孔子欲居九夷也。因此，要真正实现中华文明探源的历史性突破，取得夏文化研究的历史性结论，实现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还是要依靠“贤圣之所教也”“蛮夷之所义行也”。
“东方曰夷，夷者，柢也，言仁而好生，万物柢地而出。故天性柔顺，易以道御，至有君子、不死之国焉。”。五千年的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延绵不断、传承至今，纵观中华大地，有哪一处地域能够承载谦谦君子之风、担当不死之国的美誉、传承夏商周历史文化的厚重？只有，也只有以大禹治水之地的淮河四方湖古城，以其传承有序的夏商周历史与文化，以夏都、商都大邑商奄、西周东都成周的厚重历史，孕育诞生了中华文明，以其“不死之国”的民族文化传承，最终产生了具有顽强生命力的中华文化与中华文明。四方湖古城的历史文化也就此化身为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闪耀中国，光照四方，辉映华夏。（作者：赵辉 中国民族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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