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分童话故事是以年轻女孩嫁给了一位王子结束，而我的故事是从那里开始的。”
《黛安》，弗朗切斯科·思格乌洛摄于1969年
时装设计师王妃
黛安·冯·弗斯滕伯格（Diane Von Fürstenberg）比约定的发布会开始时间迟到了大概一个多小时，那段时间里，我已经在佩斯北京画廊里，几十次看到她被凝固在画布和照片上的面容和身姿——安迪·沃霍尔1973年的波普丝网印刷肖像；弗朗切斯科·克莱门特（Francesco Clemente）画笔下那个身体似乎有些畸形、高跟鞋的尖锐鞋跟朝向天的女人；彼得·林德伯格（Peter Lindbergh）照片中她骑着一辆红色杜卡迪（Ducati）自行车，显得生机勃勃；弗朗索瓦-玛丽·巴尼耶（Francois-Marie Banier）的镜头里她性感妖娆地侧卧在沙发上；英扬（Anh Duong）的油画里，身穿裹裙的她看起来像个孤苦无依的穷女人。
所有这些画作和摄影都分享着同一个标题——《黛安》，或者经常被缩写为DVF的《黛安·冯·弗斯滕伯格》。1998年，西蒙与舒斯特（Simon & Schuster）出版社出版过《黛安：一种显著的生活》（Diane：A Signature Life），一本以艳蓝底色上头发蓬松的黛安肖像为封面的自传。书中塞满了通常属于畅销虚构小说里的内容：她有一位从奥斯维辛集中营里幸存下来的犹太人母亲，22岁那年怀孕3个月与一位奥地利王子结婚，然后在纽约凭借一条连衣裙，建立起年销售额超过千万美元的时装王国，之后看着它摇摇欲坠，50多岁的时候又卷土重来……
毋庸置疑，有着如此人生经历的女人必定是一位美丽的女人。尽管如此，当我看到1969年美国时尚摄影师弗朗切斯科·思格乌洛（Francesco Scavullo）为她拍摄的一幅黑白照片时，还是对她的美貌感到惊讶不已。照片上的她具有异常清晰明媚的五官，黑白分明的眼睛连同埃及女王式的浓重眼妆挑衅地凝视着镜头，一种近乎咄咄逼人的野性美。
佩斯北京画廊偌大的展览空间里氛围有些冷清，这场名为“DVF：衣之旅”展览的展品除了肖像作品之外，就是一排排穿在木制模特儿身上的衣裙、时装设计草图、报刊剪报等等。在大厅一侧戴上眼镜，就可以用惠普的Pluribus投影技术观看DVF今年秋冬系列的3D时装秀。不远处还有个穿黑衣服、头戴黑色礼帽的外国男人，在雪白的墙壁上正用黑色油墨笔专注地涂鸦：“我从6岁开始就是黛安的‘粉丝’。在巴黎，我的狗喜欢跟着她。”
黛安·冯·弗斯滕伯格和纽约佩斯画廊的创办人阿恩·格里姆彻（Arne Glimcher）出现了，她穿了一件浅褐底色、白色印花的裙子，已经不再是旧照片中那般光彩照人的面容。用中文说了一句“你好”之后，她连续说了6个“Very Happy”（非常高兴）。“因为我一直很喜欢中国，甚至在‘文革’时期，我还只是10多岁的时候，我就有一本‘红宝书’，虽然那时我还不知道它的含义是什么。”
“40年前，我带着梦想和一箱子衣服去美国，我如此被美国吸引。当初美国的情景有点像是今天在中国的感受，一个异常乐观、可以让美梦成真的地方。”她在佩斯画廊里说。她把中国称为“属于未来的国家”。去年，她还曾经对《纽约时报》说：“2010年第一天我醒来的时候，我的新年决定是要在中国变得很有名。”
《黛安肖像》，英杨作于2001年
黛安·冯·弗斯滕伯格原名黛安·霍芬（Diane Halfin），1946年出生在布鲁塞尔，父亲是从罗马尼亚移民比利时的商人，母亲是希腊人。18岁那年，她进入瑞士日内瓦大学主修经济，在大学里认识了一位名叫埃贡·冯·弗斯滕伯格（Egon Von Fürstenberg）的“奥地利王子”。在自传中她承认，她对他古老的家族头衔以及他母亲的财富着迷不已。有一天两人开车去滑雪场，路上汽车抛锚了。当埃贡下车去检查事故时，她偷偷地翻找他的护照。“我想知道上面是否写着他是一个王子，因为这之前，我还从来没有亲眼见过一位王子。”
弗斯滕伯格是德国南部巴登地区的古老家族，在神圣罗马帝国时期统治过一个小公国，到1918年德意志帝国灭亡时期都一直保留着他们的头衔。埃贡的母亲克拉拉·阿涅利（Clara Agnelli）是意大利菲亚特集团最大股东詹尼·阿涅利的姐姐。作为意大利现代工业史上最富有的人，詹尼·阿涅利曾经控制了整个意大利4.4%的GDP和3.1%的劳动力。所以，当埃贡和黛安后来奉子成婚时，埃贡的德国贵族亲戚自然对一个虽然美貌，但不名一文的犹太女孩不屑一顾。
1969年，年轻的“王子和王妃”定居纽约，立即成为美国喷气机时代的宠儿、曼哈顿社交圈中最受瞩目的夫妇。他们几乎每个晚上都出门，出现在所有的派对上，报纸的社交栏目总是忠实地追踪着这对年轻夫妇的浮华生活。有一期《纽约》杂志以两人的合影为封面照片，鲜红的标题是《这对夫妇拥有了一切，但是一切就足够了吗？》身穿晚礼服的夫妻从华丽的帷幕现身，照片旁边有两行引语，埃贡说：“你只能活一次，我想得到它的最大效益。”而黛安说：“我担心有天晚上我会停止呼吸，我有急于做一切事情的强烈冲动。”
埃贡甚至满不在乎地对媒体公开承认自己不忠，不久两人分居，1983年离婚。一直到埃贡2004年去世，黛安和埃贡保持了一种亲近的关系。他们对两人关系的描述都是“像兄弟姐妹一样”，每年仍然像家人一样一起过圣诞节。
“大部分童话故事是以年轻女孩嫁给了一位王子结束，而我的故事是从那里开始的。”黛安·冯·弗斯滕伯格说。
在她之前，还没有一位王妃曾经用这样的方式使用她的头衔。1971年，从一个装满衣服的箱子和父亲那里得到3万美元贷款开始，她进入时装业，设法得到《Vogue》杂志主编黛安娜·弗里兰（Diana Vreeland）的支持。那时候她还没有服装公司，只有一些小商店的零碎订单。当她的衣服从意大利发到纽约的时候，她自己到机场去提货。“一开始，我有过非常困难的时期，人们不太把我当真，他们认为我只是那些伪称自己要工作的社交女孩之一。”
《衣之旅》展览上的DVF裹裙
黛安的裹裙
仅仅因为一条连衣裙“Wrap Dress”，这位“时装设计师王妃”的美国成功故事5年之后就达到它的高峰。《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等美国重要媒体争相报道她的故事，1976年3月22日美国《新闻周刊》的封面人物，也是这位“Princess of Fashion”。1976年财政年度中，DVF的时装生意是2000万美元的销售额，全美国2000多家店出售她的裙子，每个星期大概卖出1.5万件。
在佩斯画廊里，当年横扫美国的“黛安的裹裙”正一排排地展示在木制模特儿身上。这是一个基本的、讨人喜欢的设计：简单的衬衣式衣领加上鲜艳的印花，像日本和服一样没有任何纽扣和拉链，只有一根带子在腰部打结；针织的面料紧贴着身体，好像雕塑身体一样。连衣裙的面料和生产都是出自意大利，黛安的商业合作伙伴、意大利人安杰洛·法拉蒂（Angelo Ferretti）当时说：“这是我们特别为美国市场开发的一种混合了棉成分的合成面料，美国女人很苛刻，希望她们买的裙子能够穿着舒适、透气性好，洗完之后不会收缩和变形。”
在裙子的长度和时装风貌都处于变化不定的上个世纪70年代，“戴安的裹裙”出现得恰逢其时，她成了“重新让女人穿上裙子的设计师”。性感贴身的针织面料，别致的印花图案，讨人喜欢的欧洲式裁剪，而且价格只是在70到90美元的范围，从年轻的职业女性到上了年纪的祖母，它似乎适合每一个人。
“这样的裙子可以早上穿着去上班，也可以晚上穿着去参加鸡尾酒会。黛安回应了美国女性的需要，她具有逻辑和常识。”法国设计师卡尔·拉格菲尔德当时评价说。
所以，全美国成千上万的70年代女人，无论年轻年老，无论胖瘦穷富，都在购买她的贴身针织裙，从贝蒂·福特、南希·基辛格到朱莉·尼克松·艾森豪威尔和丽塔·海华斯。对DVF针织裙最大的抱怨是，天气好的日子，你走在纽约第五大道上，可以一天看到自己身上的裙子迎面走来3次。
有一幅当年的DVF服装广告照片，黛安以交叉着双腿的性感姿态侧身而坐，上面写着“感觉像个女人，穿一件裙子！”身材轻盈、身高5英尺7英寸的王妃设计师看上去像个有点颓废的意大利影星，一头长长的、故意凌乱的褐色头发，黑白分明的眼睛和异常有表现力的嘴唇。她的裙子带着不到30多岁的设计师自身时髦别致的形象印记，这大概也是她成为纽约最成功的时装力量之一的原因。很快，她由简单的制裙生意发展成为一个全系列时尚品牌，加入了化妆品、香水和第五大道的高级定制时装店。她的产品与她自身的形象和人生故事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你买了一件DVF，也是购买了她人生故事的一部分。
桃莉·芭顿（Dolly Parton）1981年的歌曲《工作女郎》（Working Girl）的歌词中还提到DVF这个品牌：“她是一个工作女郎，她单身而且自由。她是母亲和妻子，她骄傲她是工作女郎。她优雅时髦，喷法国香水，穿Halston和DVF的衣服。”
事实上，那时候的DVF服装公司已经处于破产的边缘。面对80年代早期过于饱和的市场，裹裙结束了，堆积如山的存货卖不出去，像大多数70年代的时装设计师一样，她在商标特许和过度扩张中失去了立足之地。1983年，已经离婚的黛安摆脱了她的服装和化妆品公司，和一位作家住在巴黎，在那里开了一家名为Salvy的小型出版社。1989年她搬回纽约。“80年代的纽约，贪婪是一种美德，到处都是那样。人们把我当成一个过气的人，而且我患了舌癌。”
黛安·冯·弗斯滕伯格在佩斯北京画廊
重头再来
安迪·沃霍尔曾经创作过两幅丝网印刷的《黛安》肖像，第一幅是1973年，身穿标志印花裹裙的黛安侧着脸枕在自己的手臂上。还有一幅是1984年，构图变得更加简洁明快，同一幅画的多色套印在改变背景色彩的同时改变着肖像眼影和唇彩的颜色。
那些旧剪报中不时会出现安迪·沃霍尔的身影，黛安与安迪在深夜的曼哈顿54俱乐部（Studio 54）或者安迪参加DVF的时装发布会。在黛安位于巴黎左岸的公寓里，除了挂在墙上的丝网印刷肖像之外，她甚至还保留着安迪给她的54俱乐部VIP免费饮料卡。
她回忆在那个知名迪斯科夜店度过的纵情时光。“那时候我自己抚养两个孩子，我有我的事业。到了半夜零点，我会穿上我的牛仔靴去54俱乐部，那里是世界上最好的发生艳遇的地方，因为每个人都是那么漂亮。”
差不多有20多年时间，黛安·冯·弗斯滕伯格是在婚姻之外，但据说她的情人数量可以与香奈儿或者法国女作家柯莱特媲美。从54俱乐部里的艳遇到与好莱坞演员瑞安·奥尼尔、理查德·基尔的调情，当然还有一些更加严肃的关系。
她1975年第一次认识巴里·迪勒（Barry Diller），2001年两人结婚。那一年她55岁，他59岁，两人都是犹太裔。被称为“杀手迪勒”的巴里·迪勒曾经是好莱坞派的大玩家，电视连续剧和电视电影两种后来经久不衰的播映模式的发明人。他主管过美国广播公司、福克斯和派拉蒙电影公司等，90年代离开好莱坞之后，他创办了消费类电子商务集团IAC（Inter Active Corp）。
如今，互动公司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消费类电子商务服务提供商，他的做法是以批量折扣价格从商家那里买断服务，然后再以高于自己折扣价、但低于市场标准价的方式向网民们进行差价销售。由弗兰克·盖瑞设计的IAC总部在纽约西线高速路边，不同体块堆叠在一起的白色建筑经常被比喻为一座“冰山”，正从阿拉斯加漂移而下。
“2001年他过生日，我不知道送给他什么礼物。所以我说，让我们结婚吧。当时这么做并没有想太多，但结果是我很高兴和他结婚，他也很高兴和我结婚。他非常善解人意，我们互相支持彼此的生活。”
随着年龄的增长，美国媒体已经把过去的时装王妃加冕为时装女王。《名利场》、《芭莎》这样的杂志热衷于黛安的故事，何况她又有了一个企业大亨的丈夫。他们津津乐道于迪勒送给她的珠宝首饰和宾利车，或者迪勒的帆船式豪华游艇Eos，由英扬雕塑的黛安金色雕像，以乘风破浪的姿态装饰在船头。
黛安·冯·弗斯滕伯格被认为打破了两个时装界的基本原则：第一是设计师一般从来不参与自己品牌的复兴，二是某件持续流行了10多年的时装一般不会再度流行。从巴黎回到纽约之后，她借助电视购物的方式重新进入时装界。1997年，发现像她女儿的朋友那样的年轻女孩热衷于从二手店搜寻她的招牌裹裙，她开始再组公司。到目前为止，DVF是一个包括服装、配饰、香水、珠宝等总销售额2亿美元的时尚品牌，产品在56个国家总共39间专卖店出售。
她在纽约西十四街和华盛顿街的街角处一座19世纪的五层建筑里，建立起DVF新总部。那里是过去肉类加工区（Meatpacking）的屠夫商店，如今被Work建筑公司改造成包括旗舰店、设计工作室、展示间和工作生活区的综合大楼。像帝国大厦一样，它的外立面在夜晚不断改变着色彩，从粉红到黄色、橙色。一层大厅里有一座“通向天堂的阶梯”，楼梯栏杆是3000多块施华洛世奇水晶棱柱构成。而她独自一人住在办公楼顶层一间钻石形状的玻璃房中。
今年64岁的黛安·冯·弗斯滕伯格如今是美国服装设计师协会CFDA的主席，也是3个小孩的祖母。对她的描述经常是迷人的、坦率的和强有力的。她从不刻意掩饰她的皱纹，也从来没有做过整容手术。她的朋友、服装设计师奥斯卡·德拉伦塔（Oscar De La Renta）评价她说：“她有无穷的精力，她对生活充满激情。但她不是社交蝴蝶，她是个有深度的人。”
阿恩·格里姆彻同样形容她是“一位勇于拥抱时代的女性，总是充满活力、生机勃勃”。他说：“我和黛安是老朋友了，我们认识于70年代，有共同的一些朋友，那是一个时装和艺术密切交织在一起的时代。我想对中国观众来说，有趣的是通过这次‘衣之旅’，可以看到过去40年，纽约社交网络的一小块儿，看到这种艺术和时尚的交叉。”
那天晚上的开幕式上，这一小块儿纽约社交网络也在北京“798”重现。漂亮迷人的女演员杰西卡·阿尔芭（Jessica Alba）、超级名模纳塔莉·沃佳诺娃（Natalia Vodiamova），看起来有些憔悴的美国PBS访谈节目主持人查理·罗斯（Charlie Rose），身穿镂花黑色晚礼服、画着浓黑眼妆的邓文迪一个个地冒出来，当然还有红光满面、与黛安共舞一曲的巴里·迪勒。在他们身后，闪烁着那些用各种字体制作在白墙上的警句，也是黛安多年来的人生信条：“爱是生活。”“慷慨是一种投资。”还有“恐惧不是一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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