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06-16 23:16:31
华商报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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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到王勃，是在北京一个残旧的住宅小区，他和另外一个大学毕业生合租了一个单位，虽然小的只能放下一张床，一个小小的沙发，对我来说，这并不是问题。如果他是一个健康的年轻人，这样的环境，意味着人生一个新的开始，但是对着坐在我对面的王勃，这个地方，是他努力让自己活下去的地方。因为，他是一名尿毒症患者。
当我在微博上征求愿意接受访问的长期病患者的时候，他的同学找到了我，告诉我王勃的遭遇。北大法学院研究生，当他参加毕业典礼的那天，他入了院，被查出患上了尿毒症。现在，他需要每隔一天，到医院做透析，也就是洗肾，而做透析的费用是相当高昂的，每个月一万多元人民币，而他，因为发病的时候，已经从学校毕业，所以学校的医疗保险只持续到八月份，虽然他之前实习的律师事务所，老板最终还是雇佣了他，但是工资扣除日常开销，远远不够洗肾的开销，而工作单位为他买的那份医疗保险，只能够报销每年二万的医疗费。他是一个来自农村的孩子，现在他看病的钱，都是同学们捐赠的。
他的同学希望，或许，上了电视，会有好心人能够帮助他，毕竟同学们也都刚刚毕业，能力有限。王渤说，他也尝试寻找民间慈善团体，但是发现，都是帮助儿童的，像他这样的成年人，找不到相关的机构。他现在正在申请大病医保，只是因为他购买保险之后，诊断在先，所以不符合规定。如果大病医保批下来，他一年的保险费用可以增加到十万，这样的话，保命的问题可以解决。但是这依然不是最好的方法。
在医院，医生告诉我们，像他这样的年轻人，最好的治疗方法是进行换肾，就连医生都对我们的采访抱着期望，同意让我们拍摄做透析的过程，因为虽然手术费用可以报销，肾源还是要由病人自己负担。一下子拿二十多万，对于王渤和他的家人来说，几乎是一个天文数字，他们希望借助媒体的力量，能够让这个年轻人结束这种保命的日子，能够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一次透析的时间是四个小时，不过医生说，如果在国外，这样的病人，是应该每天都做透析，而且应该是八个小时。王勃已经算幸运的，虽然他一直在为接下来透析的费用而伤神，还有太多的人，因为无力负担，选择呆在家中，等待死亡。
王勃虽然很爱说笑，但是仍然可以清晰的感受到他的笑容背后的苦涩。他的嘴唇，因为要控制饮水，而出现了龟裂。我忽然想，如果是我，处在王勃这样的境地，我能不能像他那样的勇敢和乐观？我能不能这样努力？
当然，我是幸运的，假如我得了大病，我只需要专心的接受治疗，不会有这样多的烦恼。因为在香港，有公立医院，只要有香港身份证，就可以享用几乎免费的医疗，不会出现因为担心没有钱而看不起病的情况。如果觉得公立医院轮候时间长，或许希望使用更贵一些的药物，而自己经济负担许可，可以选择私家医院。
我一直想不通，其实内陆政府花钱搞新农合也好，城市医保也好，为何不能够直接降低公立医院的收费呢？如果说，是因为政府的钱不够，其实香港的医疗费用只占GDP的百分之三，而内陆现在已经占了百分之五。
和专家聊起大病医保，对方显得很激动：“这不是笑话吗？所有的病都应该得到治疗，为何还有病种限制？我不谈大病医保，我们就谈一个问题，让所有的公立医院回归本质。谁说做不到？神木不是做到了吗？”
“不过，当年推动医改的官员，被升上了“神台”。这让其他地方的官员看在眼里，谁还愿意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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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读大中华节目视频：病有所医
http://v.ifeng.com/news/society/201206/f739b415-d810-4422-b85e-3317c25e646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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