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06-16 23:16:31
华商报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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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到王勃,是在北京一个残旧的住宅小区,他和另外一个大学毕业生合租了一个单位,虽然小的只能放下一张床,一个小小的沙发,对我来说,这并不是问题。如果他是一个健康的年轻人,这样的环境,意味着人生一个新的开始,但是对着坐在我对面的王勃,这个地方,是他努力让自己活下去的地方。因为,他是一名尿毒症患者。
当我在微博上征求愿意接受访问的长期病患者的时候,他的同学找到了我,告诉我王勃的遭遇。北大法学院研究生,当他参加毕业典礼的那天,他入了院,被查出患上了尿毒症。现在,他需要每隔一天,到医院做透析,也就是洗肾,而做透析的费用是相当高昂的,每个月一万多元人民币,而他,因为发病的时候,已经从学校毕业,所以学校的医疗保险只持续到八月份,虽然他之前实习的律师事务所,老板最终还是雇佣了他,但是工资扣除日常开销,远远不够洗肾的开销,而工作单位为他买的那份医疗保险,只能够报销每年二万的医疗费。他是一个来自农村的孩子,现在他看病的钱,都是同学们捐赠的。
他的同学希望,或许,上了电视,会有好心人能够帮助他,毕竟同学们也都刚刚毕业,能力有限。王渤说,他也尝试寻找民间慈善团体,但是发现,都是帮助儿童的,像他这样的成年人,找不到相关的机构。他现在正在申请大病医保,只是因为他购买保险之后,诊断在先,所以不符合规定。如果大病医保批下来,他一年的保险费用可以增加到十万,这样的话,保命的问题可以解决。但是这依然不是最好的方法。
在医院,医生告诉我们,像他这样的年轻人,最好的治疗方法是进行换肾,就连医生都对我们的采访抱着期望,同意让我们拍摄做透析的过程,因为虽然手术费用可以报销,肾源还是要由病人自己负担。一下子拿二十多万,对于王渤和他的家人来说,几乎是一个天文数字,他们希望借助媒体的力量,能够让这个年轻人结束这种保命的日子,能够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一次透析的时间是四个小时,不过医生说,如果在国外,这样的病人,是应该每天都做透析,而且应该是八个小时。王勃已经算幸运的,虽然他一直在为接下来透析的费用而伤神,还有太多的人,因为无力负担,选择呆在家中,等待死亡。
王勃虽然很爱说笑,但是仍然可以清晰的感受到他的笑容背后的苦涩。他的嘴唇,因为要控制饮水,而出现了龟裂。我忽然想,如果是我,处在王勃这样的境地,我能不能像他那样的勇敢和乐观?我能不能这样努力?
当然,我是幸运的,假如我得了大病,我只需要专心的接受治疗,不会有这样多的烦恼。因为在香港,有公立医院,只要有香港身份证,就可以享用几乎免费的医疗,不会出现因为担心没有钱而看不起病的情况。如果觉得公立医院轮候时间长,或许希望使用更贵一些的药物,而自己经济负担许可,可以选择私家医院。
我一直想不通,其实内陆政府花钱搞新农合也好,城市医保也好,为何不能够直接降低公立医院的收费呢?如果说,是因为政府的钱不够,其实香港的医疗费用只占GDP的百分之三,而内陆现在已经占了百分之五。
和专家聊起大病医保,对方显得很激动:“这不是笑话吗?所有的病都应该得到治疗,为何还有病种限制?我不谈大病医保,我们就谈一个问题,让所有的公立医院回归本质。谁说做不到?神木不是做到了吗?”
“不过,当年推动医改的官员,被升上了“神台”。这让其他地方的官员看在眼里,谁还愿意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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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读大中华节目视频:病有所医
http://v.ifeng.com/news/society/201206/f739b415-d810-4422-b85e-3317c25e646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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