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领土还是经济规模，意大利都是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对于许多人而言，意大利公投之后的政局动荡，似乎太过遥远；但也有人担心，这是不是2016年的第三只“黑天鹅”。高柏教授在本文中详细分析了全球化的形成及其逆转机制，并在最后探讨了意大利公投对全球化的潜在影响。】
历史的进程在过去两年间仿佛突然换档，把这个世界带进一个重大事件的多发期，许多之前难以想象的事件接二连三地发生——ISIS的兴起、欧洲频发的恐怖袭击、难民危机的挑战、欧洲选举中右翼政党引人注目的表现、乌克兰危机、英国“脱欧”、特朗普以反主流的政见主张当选为美国总统、日本执政联盟以多数优势在修改宪法这一议题上获胜、南海的紧张局势、许多国家的民族主义抬头，这一系列事件以前所未有的密度带给我们一个接一个的冲击和震撼。
我们或许已经处于全球化钟摆运动的转折点，全球公共政策的主要议题正在从强调释放市场力量的新自由主义范式向主张社会保护转变；全球化在近期发生的顿挫还伴随着另一个新动向：发达国家公众长期以来对战后由美国主导的威尔逊自由主义国际秩序（Wilsonian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的支持，正在被日益增长的孤立主义倾向取代。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和解释正在发生的一切？这是否意味着全球化正在发生逆转？
英国“脱欧”
全球化逆转的机制
本文将首先建立一个分析框架。这个框架以卡尔·波兰尼、杰奥瓦尼·阿瑞基和哈罗德·詹姆斯三位学者的洞见为基础。它包括波兰尼提出的全球化在释放市场力量和保护社会这两极之间进行钟摆运动的观点；阿瑞基关于从贸易与生产的扩张到财政与金融的扩张的全球化周期是世界霸权秩序兴衰的驱动力的讨论；以及詹姆斯的观点——管理全球化的制度本身的缺陷导致反自由贸易和反移民运动的兴起，而这两个运动的兴起则可能是全球化逆转的导火索。
这三种理论有助于我们厘清当前国际政治潮流背后的驱动力，但是我们亟需一个新视角来进一步理解全球化逆转的政治过程--即全球化的意识形态如何影响各国对全球化危机的应对，以及这种影响如何导致反自由贸易和反移民运动的兴起。
以上述理论框架为基础，本文将全球化分成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70年代后期至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这一阶段的显著特征是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兴起。在这一意识形态的驱动下，释放市场力量的努力，作为解决此前多年保护社会（social-protection）的努力带来的经济低效率的措施，推动了全球生产体系的兴起，促进了全球贸易与生产的扩张，进而带动了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财政与金融的扩张。然而，国际金融秩序的失序和国内金融机构的失策最终导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
2008年至今是全球化的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被深度制度化的关于自由贸易和移民的理念严重地影响了发达国家为全球化产生的各种问题寻找解决方案的努力。既存霸权国美国为了应对中国的崛起试图通过TPP（跨太平洋伙伴协议关系）进一步向国外资本开放国内市场，期待用这个贸易协定为它在与中国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中吸引盟友；欧盟这个超国家的政治经济体，为应对日益严峻的难民危机，计划积极地接纳大量移民。
难民们
上述种种措施，让已经在全球化进程中利益受损的人们感到极大的恐慌。虽然公众舆论普遍认为各国应该在全球化危机爆发后作出重大的政策调整，增强保护社会的措施，但是许多国家在过去几十年全球化上升期形成的思维惯性，使他们关于政策的讨论仍然沿着新自由主义的轨迹展开。这引起了公众极大的不满，最终在发达国家中刺激了反自由贸易和反移民运动的迅速发展。从这层意义上而言，正是各国政府在应对全球化危机时的循规蹈矩，无法迅速调整公共政策加强保护社会这一失败本身在触发全球化过程的逆转。
为什么全球化会发生逆转？既有理论有三种不同的解释。
卡尔· 波兰尼从一个结构性视角看待资本主义经济的长程运动。在他堪称经典的关于上一轮全球化周期的研究中，波兰尼力证19世纪晚期开始的释放市场力量的努力最终导致了1929?1933年的大萧条，而支持保护社会的政治势力又催生了1930年代的法西斯主义、罗斯福新政和社会主义。
笔者认为，如果把波兰尼的分析框架进一步推展至20世纪下半叶，我们不难发现，二战以后，无论是国际经济秩序，还是各国国内的经济治理结构，都广泛地建立了为防止大萧条再次发生（depression-preventing）的保护社会的机制。然而从1970年代开始，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和两次石油危机的出现，资本主义经济又经历了新一轮的剧变：主张释放市场力量的新自由主义主导了许多国家的公共政策范式，世界进入到一个新的全球化时代。这一轮的全球化在2008年达到顶峰，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全球化进入下行的轨道。
相比于波兰尼，阿瑞基更为强调全球化中财政与金融扩张的不稳定特性。在阿瑞基看来，在1950年到1971年间国际贸易与生产的扩张过程中，工业化国家的跨国公司进行了大量的固定资本投资，但是这些国家日益遭遇来自后发工业国的激烈竞争，这导致它们在1970年代盈利能力的下滑。在这种环境下，财政与金融的扩张成为获得利润的一种替代途径，这导致发达国家银行普遍向第三世界提供贷款，以及欧洲美元市场的成长。由于“货币像能结实的种子一样助推善举的能力与它可怕的、极具破坏性的毁灭能力不相伯仲，在贸易政策中信贷可能比保护主义更危险”。 “财政与金融的扩张早晚会导致一场全球规模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在危机中旧的全球经济秩序被摧毁，一个新的秩序被建立”。
阿瑞基及其研究团队的成果显示这种周期性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上已经三次出现在荷兰、英国和美国霸权的兴衰过程中。目前国际经济中的金融不稳定性，以及中美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每天都在为阿瑞基的理论提供最新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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