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的侦探小说起步较晚,女作家莎吉娘创作于1924年的长篇小说《梅斯·门德》,被认为苏联侦探小说的开山之作。苏联侦探小说一般着重揭示侦查员的机智、勇敢、智慧和为祖国建立功勋的精神,除了阅读上的愉悦,还能给人以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
关于俄罗斯侦探小说
——“读俄罗斯侦探小说系列丛书”
文/严永兴
十九世纪,随着以写充满悲剧情绪和神秘色彩著称的爱伦·坡那部《莫格街凶杀案》(1841)的问世,一种新的文学样式——侦探小说,便应运而生,在美国和欧洲勃然兴起,并很快风靡于世;涌现出一批近乎家喻户晓的侦探小说大家,如法国的加博吕、英国的柯林斯和柯南道尔、美国的安娜·格林,澳大利亚的休姆等,侦探小说迅即为大众所接受,所喜爱,成为老少皆宜、洛阳纸贵的通俗读物。
侦探小说,亦称破案小说、推理小说、犯罪小说,等等,但都万变不离其宗,其炙手可热、长盛不衰的奥秘在于它逐渐形成了一套抓住读者的程式。每每以形形色色的犯罪活动,错综复杂、几不可解的案情,匪夷所思、丝丝入扣、紧张惊险的情节,慎密细致、合乎逻辑的科学推理,以及疾恶如仇、伸张正义、大智若愚的侦探和最终案情大白、罪犯伏法、正义战胜邪恶的结局,而赢得无数读者。读者不仅通过阅读获得心灵上的宣泄、抚慰和喜悦,其阅读过程实际上也是调动自己智慧的大脑参与破案的过程,这更增添了作品的无穷魅力。
二十世纪,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矛盾的加剧,犯罪与反犯罪的斗争更趋尖锐,犯罪的手段、方法、内容、规模和范围亦更趋多样、广杂与繁复,这就给侦探小说的繁荣与发展提供和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条件,一批享有世界声誉的侦探小说作家如切斯特顿、华莱士、阿加莎·克里斯蒂、西默农、松本清张等脱颖而出,占领侦探小说图书市场的半壁江山,他们许多优秀的侦探小说已不满足于写怎样犯罪,如何破案,而开始探讨“为何犯罪”这样一个涉及人类本性、罪犯心里、社会根源的重大问题,从而赋予作品以深刻的内涵和极富哲理的超逸。
但是,也必须指出,侦探小说的另半壁江山却为粗制滥造、蹩脚的作品所占领,充满不堪入目的性描写和惨不忍睹的暴力渲染,成为社会的公害。因此,布莱希特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就指出:“人们在侦探小说这种被人蔑视的形式里,在不显眼的地方偷偷加进关于社会恶劣状况的描写。这种描写大概能够为侦探小说彻底正名。”(《描写真理的五重困难》)当然,戏剧大师所言的“社会恶劣状况”,绝非指性和暴力描写,因为这些描写是无须“偷偷加进”的。也就是说,他认为,倘若要为侦探小说正名,侦探小说自身除了紧张激烈、扣人心弦、好看以外,还必须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从这个意义上说,前苏联的侦探小说之不同于西方的侦探小说,其主要一点,即在于此。
苏联的侦探小说起步较晚,一般认为,苏联侦探小说的开山之作,是后来以写列宁题材闻名遐迩的女作家莎吉娘创作于1924年的长篇小说《梅斯·门德》。而真正兴起则是战后,逐渐形成规模,涌现出一批专事侦探小说创作的作家,其中较重要的侦探小说作家有阿达莫夫,阿塔罗夫,罗曼·金,米哈伊洛夫,莫斯克温,奥瓦洛夫,列昂诺夫,帕诺夫,罗伊兹曼,雷斯,拉赫曼诺夫,托曼,舍伊宁,什帕诺夫等。与西方侦探小说不同的是,苏联的侦探小说绝对没有性和暴力,也没有私家侦探,它所着重揭示的是侦查员的机智、勇敢、智慧和为祖国建立功勋的精神。因此,读这样的作品,除了阅读上的愉悦,还能给人以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
阿瑟·阿达莫夫
群众出版社推出过一套“俄罗斯侦探小说系列丛书”,装帧精美,别具一格,所选作品亦很有分量。阿瑟·阿达莫夫是前苏联侦探小说的代表作家,1920年生,参加过卫国战争,1949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历史系,1990年去世,一生中创作了大量侦探小说,作品有《沿着未经侦察的道路》(1950)、《黑蛾》(1958)、《最后一桩“生意”》(1961)、《私访暗查》(1963)、《狐迹》(1965)、《一群人》(1966)、《扑朔迷离》(1968)、《恶风》(1973)、《复杂的正方形》(1973)、《空地》(1981)、《晚圈》(1982)、《侦查在进行》(1985)、《最后一首田园诗》(1987)等。他的作品都以苏联侦查人员和民警同形形色色的罪犯作斗争为线索,展示罪犯的狡诈凶恶和侦查人员的大智大勇,情节紧张复杂,扣人心弦,最终都以“再狡猾的狐狸也斗不过好猎手”、罪犯伏法、正义得到伸张而告结束。丛书所介绍的《形形色色的案件》,发表于1956年,是他的成名作。记得翌年即被译成中文,由群众出版社出版。当时,我还在念高中,见到同学们都在传阅这本书,出于好奇,也借来一阅,谁知竟爱不释手。
丛书中,另两部也是阿达莫夫的,一部为《案中案》(即《扑朔迷离》),作于1968年,一部为《白墙一角》,作于1971年。同是一个主人公谢尔盖侦查员,同是阿达莫夫一贯的叙事风格,但时代不同了,作案内容和手段亦发生了变化。当80年代,艾特马托夫的《断头台》问世时,评论界惊呼,这是苏联第一部涉及吸毒、贩毒的作品。其实不然,早在十年前,阿达莫夫就已涉足当局讳莫如深的领域,只是阿达莫夫的名气比艾特马托夫小,没引起重视而已。这倒应了布莱希特的那句话:“偷偷加进关于社会恶劣状况的描写。”在当时,即勃列日涅夫时代,即使是侦探小说家,写这样的题材也是需要一点勇气的。
到了90年代,苏联解体,俄罗斯创作界整个儿处在百无禁忌的状态,写什么和怎么写已无控制,这既给俄罗斯的侦探小说提供了更广阔的描写空间,也给粗俗低劣的作品提供了土壤和市场。据俄罗斯《图书评论》报报道,1996年底和1997年底,该周报曾组织过两次规模较大的图书评选活动,评出该年度的最佳图书和最佳作家,最差图书和最差作家。参加评审的有著名作家和诗人、学者和评论家,以及报刊编辑和出版家,结果近年来十分走红的侦探小说作家维克多·多岑科的两部侦探小说《别申内的奖赏》和《别申内的黄金》,均被评为最差图书,多岑科本人也被评为最差作家。这也足以说明,俄罗斯文学界的有识之士对低品位的侦探小说的深恶痛绝。
列昂诺夫
还有一部作品,是列昂诺夫的长篇侦探小说《部长在黄昏后死去》,就选得很具代表性,与近年来在消遣文学热中大量涌现的粗制滥造的侦探小说相比,列昂诺夫的这部作品是严肃的,而且体现了俄罗斯侦探小说在90年代的发展趋向和特点。它突破了原先苏联侦探小说的一些框框和禁区,案件涉及部长级的干部,且出现了黑手党、职业杀手、国际刑警组织等当前西方侦探小说中常见的内容,使作品更紧张激烈,更精彩。
列昂诺夫也是位老作家,1933年生,1964年毕业于全苏函授法学院,苏联作家协会会员,作有《危险的职业》(1970)、《“海盗”行动》(1974)、《同女罪犯秘密接头》(1978)、《背后一枪》(1981)、《陷阱》(1984)等,曾获苏联作家协会文学奖和国防部文学奖。上述作品均为中篇,惟独《部长在黄昏后死去》是长篇小说,收入丛书很显分量,书脊显赫,搁在书架上十分醒目,而且内容也新,与阿达莫夫的三部书组成系列,相得益彰。书名也改得好,《部长在黄昏后死去》原书名为《生命的价值》。作为侦探小说,书名似乎平淡了些。中译本根据作品内容作此改动,便醒目多了。
这套丛书,不但创意好,选题好(当然,倘若能选四位作家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作品,似乎就更完美些)。而且看来,译者、责编和美编,为把这套丛书作为精品奉献给读者,花费了很多辛劳、智慧和心血。译文流畅,质量上乘;1957年出版的《形形色色的案件》,几十年后,又由译者重新作了审校,这种精神值得称道。封面设计别具匠心,四幅不同季节的俄罗斯彩色风景,与扉页上黑白反差强烈的原照辉映,产生浓郁的俄罗斯特色,再配以封底那幅庄严肃穆、在卫国战争红军战士塑像旁持枪伫立的女民警肖像,顿时凸现出“俄罗斯侦探小说系列丛书”的主旨和主题,十分引人注目。责任编辑也尽心尽力,全套丛书文字部分几乎挑不出文理不通、佶曲聱牙,或郢书燕说、鲁鱼亥豕之类的问题。
群众出版社几十年来,为读者提供了大量优秀的、健康的、高质量、高品位的外国侦探小说。至今我的书柜上还摆着该社80年代初推出的《福尔摩斯探案集》五本,可惜已经翻烂,因为来借阅的亲朋好友太多,好书总是有人爱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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