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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美的回忆(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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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6.08 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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赠给参加《东方红》
演出的同学们


一、“甜美的回忆”制作缘由

曲星照


         北京铁道学院(现北京交大)运62级同学入学55周年北京聚会,征集了不少在校时的老照片。其中有几张是1964年参加《东方红》演出的同学的合照。不多久,杨云生同学又发贴《东方红》影片视频。熟悉的歌舞,使我想起50多年前有关《东方红》的往事。

        1964年,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轰动了全国,其规模之宏大、水平之高、影响之广泛,是史无前例的。

  1964年排演《东方红》时,我们运63级的赵东生、王金荣、秦余昌、徐宝奇等和运62级的王桂珍、范文萱、王长全、刘培生等以及经济系的宋宪龄、武川等60名同学,在学生合唱团参加演出。当年9月30日公演后,立即轰动全国。



  我很羡慕这些同学,同时我也为同学们能参与演出而感到荣幸和自豪。多年来每当看到《东方红》影片时,我会向身边的人乐道,“我的同学就在这800人的合唱团里”!



        1965年,《东方红》搬上银幕。使我也感到荣幸的是,在当年暑假,我和同学们一起,参加了《东方红》电影群众入场仪式彩排并观看了几场剧的拍摄场景。
        记得在一天早晨,班长通知我们去参观《东方红》电影拍摄。下楼后,见“八一电影制片厂”的3辆罩棚卡车就在学校门口等着。我们登车一路欢唱《东方红》中的歌曲,直向人民大会堂。
        在大会堂演出大厅的前厅,听“导演”组的同志说,我们是“特约”观众,一是要协助拍摄一下观众入场时的镜头,二是要当观众观看几场歌舞的拍摄,以烘托剧场气氛、提高舞台效应。
        按“导演”的旨意,我和另一位同学合演:他先到场我后到,他发现我进来后向我招呼示意。我看到后招手回示,然后在他身边坐下。当时我穿的是蓝绿条家乡土布上衣,比较显眼。这可能是我被“选中”的合理解释吧。
        虽然《东方红》影片中未剪辑到这段视频,但一看到观众入场的镜头,就想到当时的场景……。
        我们这些“特约”观众,“烘托”拍摄的几场歌舞,记得其中有张越男和李光羲领唱的“松花江上”、王昆领唱的“农友歌”等歌舞,


     还有林中华、白慧文朗诵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点开视频):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激动人心的朗诵,使我们的心久久不能平静。


        午餐,每人一个长方体的香肠大面包。香甜可口,这可是在校几年内很丰盛的一顿饭,现在想起来还美滋滋、甜丝丝的。


      1968年,我们毕业分配到全国各铁路局工作。2007年时,时任当年在《东方红》铁道学院合唱队队长的“经62级”宋宪玲同学,在“博客”里发表了一篇 “《难忘的歌》——记参加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演出”的回忆录,详细地记录了当年北京铁道学院60名同学参加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演出的实况,影响非凡,很值得一读。
         一部老电影的播放,一首老歌的吟唱,是对逝水年华的一次回眸和触及,是一次眺望,也是一次美好的回忆。让我们牢记历史,眺望未来,开拓梦想,梦想成真!

        曲星照,1963年9月至1968年12月在北京铁道学院铁道运输系63-1班读书。毕业后在兰州铁路局工作。


二、难 忘 的 歌


——记参加音乐舞蹈史诗
《东方红》演出


                                  宋宪龄


        那还是一九六四年我在北京铁道学院读书时的事。七月的一天,经济系党总支书记通知我去开一个重要的会议。得到通知的几个同学都猜不出是什么会。开会那天,教室里集中了从各个系抽来的几十名同学,谁也没想到站在讲台上的会是德高望重的老院长彭伯周。他带着老花镜,严肃认真地对我们说:有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交给你们在座的60名同学,这就是由周总理担任总指挥、总导演,由在京的文艺团体、部队文工团、工厂、高等院校、中、小学共57个单位3600多名专业、业余演员参加的大歌舞《东方红》演出。他强调指出,参加《东方红》演出意义重大,这不是一般的唱歌跳舞,而是回顾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光辉历程,是歌颂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伟大领袖毛主席,是作为对广大人民进行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他代表院党委要求我们:学习、演出两不误,圆满完成任务,为全院争光。
        随后,由参加过抗美援朝的院学生科王彦清科长宣布参加人员名单,电信系刘汶同学担任演出队团支部书记,我任队长。铁路文工团指挥秋里老师担任我们的“教官”。后来,才知道所有参加人员都是由单位党政一把手亲自动员,并组织临时党团组织,一律经过了严格训练的。

  我们60名同学来自不同的系和年级,有近半数同学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演出,还有少数人识谱都比较困难。当时训练是分散进行,每个同学发一本《东方红歌曲集》,教官每周来两、三次,其余时间就由我们演出队自己训练。除上课外,业余时间都放在排练上。教官在教我们唱每首歌前,先给我们讲解历史背景,列举历史事件,启发我们带着感情唱好每首歌。如唱《农友歌》,就讲了秋收起义,《游击队之歌》,就讲了微山湖上的铁道游击队的故事。他风趣地对我们说:把《东方红》唱好了,学好了,你们也就基本上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现代革命的历史了。


  要在两、三个月内全部熟练地按四个声部背唱33首歌曲,同时完成800人的合排任务,对我们这些业余合唱队来说,确实不容易。训练没几天,就有几位同学感到困难要求退出演出队。这时,我们开展了“一帮一,一对红”活动,有时要排练到晚上11点才能回宿舍休息。我和刘汶等同学还着实做了不少思想工作呢!一直到演出结束,没有一个同学掉队。

        经过两个多月的紧张排练,就要参加演出了。我记得预演前我们还集体向院党委表了决心。1964年国庆节前,参加大合唱的全体专业、业余演员在大会堂预演。合唱队800人,分声部站在舞台两侧半圆弧形的十级台阶上。一场排练下来近三个半小时,大歌舞办公室的负责同志很满意。
        为庆祝建国十五周年,九月三十日晚正式演出。那天下午四点多钟,我们就从学校出发了,我们乘着大卡车,一路上兴高采烈,不知谁起了个头“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歌声一起,大家整齐有力地跟着唱起来。一到大会堂,我们合唱队分别在几个大厅化妆,静静地等待着。

  七点十五分,我们排成两路纵队从左右两侧准备登台,走廊里只有两个舞台监督人员用手旗指挥,800人入场只听见轻轻的脚步声。我站在舞台右侧合唱台的第四排中间,算是个幸运的位置,因为合唱台是弧形的,所以站在这个位置我能看见舞台上的朗诵人员和舞蹈表演,唱起歌来也就更带劲儿。我的眼睛只盯着音乐指挥李德伦的手,放开喉咙尽情地唱.从序曲《东方红》、第一场《东方的曙光》、第二场《星火燎原》、第三场《万水千山》……一直场到第八场《世界在前进》的“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

        当台下响起雷鸣般的掌声时,全场灯火通明,三个多小时的演出结束了。可《秋收起义》、《保卫黄河》、《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我们走在大路上》……这些气势磅礴的乐章,还有那“这一天终于来到了!看那,人人挂着喜悦的眼泪,各个兴高采烈,流水发出欢笑,山岗也显得年轻,他们在倾听,倾听,倾听着毛主席震撼世界的声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激动人心的朗诵,使我们的心久久不能平静。

  演出结束后,毛主席、刘主席等中央领导接见了部分演职人员,第二天各报都刊登了大幅照片和有关报道。对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评价很高。“她是千千万万烈士用鲜血换来的史诗”、“是对全国人民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不知道凝聚多少艺术家的心血”……


  我记得有位外国人评价说:800人合唱团站起来齐唰唰,坐下来没有一个人慢半拍,说合唱团训练得象有个人在指挥一样。其实,我们确实有个“指挥”,这是个秘密,只有合唱团知道。在大会堂演出厅最后的墙壁上,有红、黄、绿三种颜色指挥灯,当要求合唱时,黄灯准备红灯站起;合唱完毕舞蹈演员登台时,黄灯准备绿灯坐下,合唱台的灯光渐暗,舞台效果很好。这事儿没有没有透露,观众也没有发现。

        我们在半年之中,连续演出40余场,圆满地完成了任务。这期间有许多值得回忆的。我记得每场演出结束,都到晚上10点了,大歌舞办公室安排所有演员在宴会厅就餐。那时候,三年自然灾害刚过去不久,学校里还是定量,粗细粮各一半,可我们在宴会厅吃的却全是雪白的富强粉馒头,真是不容易。听说这是周总理嘱咐的,一定要演员们吃饱吃好。
        3600多人同时开饭,伙房的师傅和服务员们该多么辛苦啊!服务员们推着车子往每张餐桌上端菜送饭,看见我们这些大学生不客气地说:“不够吃我们再上,千万不要浪费,周总理在这儿用餐都是将碟子里剩的一点儿菜用汤冲干净喝下去的”。“我们可是经过三年自然灾害考验过来的”,这话没说出口,心里却这么想的。

         那时候见到个歌唱家也不容易。我们参加《东方红》演出却场场能见到,还能在一张桌上吃饭。象郭兰英、马玉涛、王昆、贾世俊、寇家伦等一流歌唱家都很朴实,卸妆下来穿着朴素,又平易近人。那时的学生不如现在青年人反应快,谁也没有想到请歌唱家签字留念。我记得每次演出,下午就要乘车去大会堂,这样就影响下午的两节课.那时候同学之间都很团结,班上的同学帮我们抄好笔记,演出回来自己挤时间补上课,当时没有哪个同学因为参加《东方红》演出耽误了学习的,反而更加努力勤奋,期末考试都取得了较好成绩。

        到1965年夏天,我和其他28名同学又荣幸地参加了《东方红》的电影拍摄。根据党中央的要求,电影只拍到第六场“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演出压缩了近一个小时。据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部分作为第二部,以后再拍。现在看来是正确的。
        我们拍电影仍在大会堂演出厅的舞台上,拍电影和录音同步,要制作黑白、彩色两种拷贝,还要录制唱片,都必须一次完成。为了效果,还为合唱队的每个女同志专门制作了紫红色长裙。每拍一场,还要专门请几百名观众坐陪两小时以上,不准出任何声响,这个任务可不轻松。

  后来导演告诉我们,那么大的演出厅,有没有人坐在下面,录音效果大不一样,参加拍电影还真学到不少知识呢。记得拍摄《保卫黄河》那场歌舞,刚拍了一半,导演用暂停的手势让我们休息,告诉大家总理看望大家来了!在场的人都高兴起来了。不一会儿,周总理从后台走来,边走边说:同志们辛苦了!同志们辛苦了!热烈的掌声在演出厅里回荡。不知谁喊了一声:欢迎总理唱一个歌!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总理微笑着说:“大家一起唱国际歌好吗!”乐队马上奏起国际歌乐曲,总理用力打着拍子,和大家一起唱国际歌。然后藏族歌唱家才旦卓玛登台载歌载舞唱了《毛主席的光辉》,总理和大家一起随着歌声拍手伴奏。

        那天拍摄掀起了高潮,很快完成了拍摄任务。导演很满意。为了烘托气氛,还邀请了部分在京的机关干部、大专院校学生和小学的红领巾们作为观众,同台上的演员一起高唱《国际歌》,作为这部音乐舞蹈史诗的最后结束,留下了历史的镜头。那年暑假,我们都没有回家,却过得很有意义,现在想起来很值得。
        四十年过去了,大歌舞办公室为每个参加演出的同志发的纪念品—1.5厘米长、0.5厘米宽的、正面是金色天安门图案,背面刻有毛主席万岁字样的小小纪念章和一张红色封面的东方红演出节目单,我一直珍藏着。“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周总理神彩奕奕指挥我们高唱《国际歌》的情景,一直激荡在我的心中。

  这是当年我校经济系参加《东方红》演出的同学在学校大礼堂前的合影。



   转帖自宋宪龄博客 (2007-12-21)

       宋宪龄,1962至1968年在北京铁道学院铁道经济系读书,毕业分配到成都铁路局工作。已在成都铁路局客运处退休,现居住成都。

 三、  拾遗


      《甜美的回忆》因内容篇幅与格式所限,按上、中、下集分别以“彩视”、“美篇”两种格式编辑。在编辑过程中,根据杨云生同学提供的信息 ,先后资询了参加演出的赵东生、王桂珍、武川、王金荣、范文萱等同学。同时,杨云生、李霁宇、陈锡生、钟登琼同学又予以确认。特表谢意!


                           2017.06.10.          于兰州


           请点开“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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