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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一星|徐銤:我国快堆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当代科技工作者学习的楷模”徐銤

快堆,究竟意义何在?作为第四代核能系统的主力堆型,它是先进核燃料循环系统的关键环节,也是我国核能三步走发展战略中的关键一步。它通过增殖核燃料可大幅度提高铀资源的利用率,通过嬗变核废物更好地实现环境友好。

“首先发展增殖堆的国家将在原子能事业中得到巨大的竞争利益;会建增殖堆的国家,实际上已永远解决了它的能源问题。”世界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费米的这句话道出了快堆的重要价值,也影响了徐銤的一生。

作为我国快堆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徐銤大半个世纪的人生与中国快堆发展紧紧相连。在他和他的“快堆团队”的努力下,我国成为世界上第八个拥有快堆技术的国家;徐銤也被誉为“当代科技工作者学习的楷模”。

他的一生,只为“快堆”而来。

18岁,因父亲与核结缘

1937年,徐銤出生在扬州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数学老师,却沉迷于化学。他将4个子女的名字都以化学元素命名,小儿子取名“铱”,大女儿叫“铂”,小女儿就叫“铀”。

徐銤生下才3个月,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关头。国难时刻,父亲给他的头生子起名“銤”。“我父亲后来对我说,当时国家要抗战,但既缺钱又缺粮,所以起了个'銤’字,寓意既有钱也有米,就是希望国家能强大。”徐銤曾这样自述。日军占领了扬州后,父亲怕日本人逼他去做炸药,就在公开场合故意“手抖”,表示拿不了试管,于是改当了数学教师。

而父亲对化学的爱好,在徐銤的心中播下了种子。他3岁起就学父亲的样子,用加了墨汁的水在烧杯里倒来倒去。他还清楚地记得,当时买不到雪花膏,父亲就从玉簪花里萃取香精,让孩子们把干净的雪捧进盆里化水,然后再做成雪花膏。

1955年徐銤参加高考时,清华大学希望他去读工程物理系。徐銤以为这是“做工程的”,表示“没兴趣”。还是父亲告诉他:“工程物理是为国家研究核工程的。中国要是没有核武器,就要被人家欺负。”一句话点醒了徐銤。随后,他走进了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也因此有了牵挂一生的执念。

快堆元年,周总理特批50公斤铀

1961年,徐銤走进了四〇一所(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前身)。作为我国核科学技术的发祥地,那里曾汇聚了吴有训、钱三强、王淦昌、彭桓武、朱光亚、王承书等一代领军人物……耳濡目染中,徐銤深受感染,对“家国”的思考更为深刻。

1965年,徐銤第一次听说了快堆这一国际前沿课题。3年后,他正式进入快堆的科研队伍。那个时候,周恩来总理特批了50公斤铀用于我国第一个快堆零功率装置——“东风六号”的启动实验。而徐銤有幸参加了这项科研工作。“1970年6月29日夜里11时许,零功率装置达到临界。那天正好我值班,大家激动啊……”直到50多年后的今天,一提到这段往事,他仍难掩激动。

正是这小小的第一步,点燃了徐銤对快堆的执着,“快堆是国家需要的!最困难时,我总会想起周总理特批的这50公斤铀。”

而立之年,开启长达16年的沉寂厚积

绿皮火车缓慢行进中,所有的车厢都拥挤不堪、人声鼎沸。

而此刻的徐銤坐在角落里的一张小马扎上,眼里、心中都只有他手头翻阅的那份快堆资料,所有嘈杂都与他无关。

1971年12月,原子能院的快堆部分搬迁至四川省的核动力工程研究基地,快堆科研工作整体陷入低迷。老专家戴传曾却悄悄叮嘱徐銤说:“你千万别把快堆的事情放掉,在那里要多多跟踪了解国外的快堆是怎么发展起来的。”

为更多了解快堆技术的进展情况,在四川夹江县山沟里工作的徐銤,每年出差两三个月,坐着绿皮火车四处奔波,常常一坐就是30多个小时。因为经常没座,他还配了个小马扎,跟着他一路走南闯北。这样的岁月一过就是16年。

尽管最年富力强的岁月,遭遇了人生中最长的一段低迷,但徐銤仍一天都没有放弃过。他和他的同事们在一个废弃的工号重建了快堆零功率装置;进行“钠冷”和“气冷”两种设计方案的论证,定下了“钠冷”的路线;开发了从国外带回的10多个程序,应用于物理、屏蔽、元件的设计计算中;建造了简易的“O”型钠回路,进行相关研究,开展钠阀的试制……

徐銤和他的同事们甚至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一路踏勘,在南京一个叫六合的地方选了新厂址,绘制了地形图、建筑物布置图,包括厂区和生活区的详细布置等图册、说明书、概算等立项必备文件都已准备好……然而,翻来覆去做得越多,也就有更多的人感觉希望渺茫。1984年至1986年,提出调离的人越来越多。有的人走了,有的人已经联系好单位,只等着所里放人。几年后,研究所里的人走了大半,只剩下徐銤等100多人。

徐銤有很多机会离开,当时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亚湾核电站以及其他研究机构都曾向他抛去橄榄枝,但都被他一一谢绝。“个人或许能有更好的前途,但我的专业是国家需要的,工作中这么多年的积累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无可替代的,我不能辜负国家辛辛苦苦的培养,随时为国家做好快堆工作的准备。”抱着这样的想法,锚定目标,徐銤始终在困难中坚守,在奋斗中积累。

到了1987年,经过了几轮的研究论证,虽然快堆科研还没有迈入“863”计划的门槛,可是眼瞅着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支持,于是各项准备工作开始加速:一方面,迁往四川16年之久的快堆研究队伍筹划回京;另一方面,我国快堆建设究竟该如何开展的问题提上了日程。

同年春,徐銤同其他几位长期从事快堆科研工作的老同志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几位专家“扎”在原子能院招待所整整五天,常常热烈讨论到深夜两三点钟,终于制订出了一份快堆回迁后的五年发展计划,即《快堆“七五”发展计划》。这份计划圈定了实验快堆科研工作的总体框架。

此刻,所有的人都知道:快堆,破晓在即。

年过花甲挂帅建堆

我国实验快堆被列入国家“863”计划,并于2000年正式开工之时,徐銤担任总工程师。虽已年过花甲可他仍然投入到忘我的工作中。

徐銤和同事讨论技术路线

在实验快堆工程建设阶段,多年从事科研工作,与数据、图纸打交道的徐銤,经常在工程现场爬上爬下,检查施工和安装进展,处理技术问题。“你很难想象这样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为解决技术难题一次次爬上20层楼高的脚手架。在工程完成后的调试阶段,他长时间连续作战,解决调试中的技术问题。”徐銤的学生这样回忆。在实验快堆浇下第一罐混凝土后到实现临界的10年间,徐銤没有请过一次假。只有在实验快堆临界后,他才请了10天的探亲假。

确定技术路线时,徐銤是“主心骨”。作为总工程师,徐銤在技术上负总责。在徐銤的带领下,首先完成了中国实验快堆的概念设计,然后中方工程技术设计人员在消化、吸收外方技术设计的基础上,独立完成了中国实验快堆的初步设计和施工设计。

解决技术难题时,徐銤是“万能胶”。快堆采用液态钠作冷却剂,液态金属钠与水相遇就会产生剧烈的化学反应,并可能引起爆炸;钠与空气接触就会燃烧;钠中含氧量超过一定标准会严重腐蚀系统内结构材料;堆内的液态钠控制不好,可能发生反应堆堆芯熔化事故……面对所有接踵而来的问题,徐銤有效地弥合了所有的缝隙与漏洞。

工程进展遭遇阻碍时,徐銤更是“定海神针”。法国超凤凰快堆因非技术原因的停运而影响到实验快堆项目、因为经费原因几乎无法维持实验快堆工程建设……所有这些决定着实验快堆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徐銤坚定而从容,坚信快堆对国家的重要作用,并带领团队反复论证。

“有人反对,有人不明白,是我们工作没做好。”徐銤积极向各级领导汇报,以不同的方式向他们阐述发展快堆对我国经济建设的重要性。曾经有一次,为了解决快堆资金问题,他随部、院、所领导参加了时任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在中南海主持的汇报会。宋健听了汇报,讨论后批准了所需经费。告别时,宋健叮嘱徐銤:“快堆是个难点,无论中国实验快堆是否能够成功,你都要把快堆技术人才培养出来,这就是最大的成绩了。”

74岁,成为当年当选的最老院士

2011年,中国工程院遴选院士。

彼时,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中国实验快堆已经成功并网发电,快堆建设逐步走上了正轨。作为实验快堆工程的总工程师,徐銤所在的原子能院的同事们都觉得他挺有希望的。但他本人却摆摆手说自己已经太老了——2011年的工程院院士增选政策中规定,相关候选人原则上年龄不超过70岁,而那一年徐銤已经74岁了。从事我国快堆技术路线设计30余年,实验快堆工程建设长达11年,他的科研成果来得“太晚”。

工程院院士增选政策中注明,年龄超过70周岁的被提名人,须经其专业所属学部至少6位院士提名,即可有效。6位院士的联合提名——这已经是对科研工作者的最高肯定。2011年底,增选结果揭晓,徐銤正式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这无疑是对他在我国快堆建设事业中所作贡献的高度认可。

这份认可,实至名归。

80岁,那辆自行车终于退役

蒙蒙秋雨中,一辆“永久”牌载重自行车安静地停放在徐銤家门外的墙边。车身上的黄色牌照“京房山0078009”格外清晰。这辆车跟随着徐銤从四川夹江回到北京,风里来雨里去度过了40余个春夏。“他们都反对我骑自行车,”在以往采访中,徐銤曾这样表示:“我从80岁以后就不骑车了。”

现在,这辆自行车终于退役了。

“实验快堆建设时期,徐老就骑着这辆自行车穿梭在办公楼和现场之间。看见这辆车,我们心里就感觉特别踏实。”徐銤的学生们谈起尊敬的老师,无一例外最先谈起的都是那些感动他们的点滴小事。

徐銤有两个电话对账本,这是因为在他家里的那部电话有两个账户。本来这部电话是单位配的,由单位统一交费,但他坚持私人长途单立账户,自己交费。对孩子们徐銤也常嘱咐,一定要公私分明。

徐銤有三支笔。凡是他给学生们批阅的论文,都会留下三种字迹:红色的是存在疏漏的地方,一定要修改;蓝色的是需要补充完善的;铅笔写下的是需要提出来再深入讨论商榷的。每篇论文都被徐銤用这三支笔批改得密密麻麻。

进城出公差,徐銤总是优先选择乘班车,说这样方便,省得麻烦别人;一身普普通通的西装,不知道陪他出席过多少次国际学术讲座;在企业做完报告后,企业馈赠的礼品,他一律交公。2010年,徐銤获得“原子能院突出贡献奖”,10万元奖金他全部捐出,设立了“快堆科技创新奖”。随后,他又亲手给院领导写了一张纸条:“以后请不要给我发奖金了,我的收入已够生活所需。”

徐銤的一生所需不复杂,所求更是简单:快堆,就是他一生的心之所向。“大半辈子只干了一件事。”如今,已经85岁的徐銤常常用这句话来评价自己。语气平淡,但没有遗憾,唯有满足。这份执着奉献却无怨无悔的精神,其实是比快堆更为宝贵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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