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定农村工作条例，我是听了谁的话呢？就是听了田家英的话，他说搞个条例比较好……”这是毛泽东在1961年介绍制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六十条”时说的话。田家英是何许人也？他做了哪些事情？缘何能让毛主席制定了调整农村工作的方案？
这一切都要从田家英的浙江嘉善调查说起，在嘉善，田家英做了十分细致深入的调查，光调查笔记就记了厚厚一大本。在调查过程中，还有很多生动的事例，如夜寻炊烟味、专访王老五等等，田家英数据详实、内容可信的调查，为中央制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提供了重要参考，从而及时地纠正了不正之风，改善了中国农村经济，推动我国经济社会走上正确的轨道。
“同吃同住不同劳，敢想敢说不敢做”
1961年1月20日，田家英接到了毛主席的一封信，内容如下：
接到信后，田家英一刻都没耽误，迅速组成浙江调查组，21日就离开了北京，22日到达了杭州。经与浙江省委商量，按毛主席提出的“抓两头”的调查方法，决定在嘉善县（当时与嘉兴县合并）选一个差的生产队，在富阳县选一个好的生产队。嘉善县的那个差的生产队就是魏塘公社和合生产队，是田家英重点抓的。
为什么毛主席要安排几路人马分赴各地去搞调查呢？这是因为“这些年来，我们的同志调查研究工作不做了。要是不做调查研究工作，只凭想象和估计办事，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基础。所以，请同志们回去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下决心”。1961年1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他说：“希望今年这一年，1961年成为一个调查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调查要在实际中去调查，在实践中才能认识客观事物。”1月20日，毛泽东主持中央工作会议，大家就农村整风整社和若干政策问题进行了讨论，并且作出了调整管理体制的若干暂行规定。接着，中央决定主要领导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云等奔赴全国各地，分片深入农村亲自抓调查研究。为组建调查组赴浙江，毛泽东想到了田家英。
田家英是何许人也？毛泽东为何选中了田家英担此重任呢？
田家英长期担任毛泽东的秘书，协助主席工作。先后参加了《毛泽东选集》的编辑、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和中央许多重要文件的起草。1961年，39岁的田家英被任命为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田家英素来热衷于搞农村调查，对于民间疾苦他时刻挂在心上。他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对调查工作提出了指导思想，即：“打开脑筋，敢于发现问题”；“同心同德，忧国忧民”。他还拟了一副对联，作为调查组的工作守则，上联是“同吃同住不同劳”，下联是“敢想敢说不敢做”。之所以讲“不同劳”，是当时正值冬闲季节，调查工作紧张，同劳动势必流于形式还影响调查；“不敢做”，就是不准对地方工作“指手画脚，随意指挥”。
田家英（左一）在浙江调查期间，同浙江省委负责人林乎加（右二）等在一起。
1月24日下午4时，田家英与调查组成员石山、裴润、逄先知和薛驹、强世贤、徐立炘等到达魏塘公社。党委书记张行方接待，将他们安排在公社招待所吃住。在当晚7时田家英马上开展工作，请张行方丢开一切思想顾虑，真实地汇报公社情况。张行方就1958年来，组织“大跃进”“放卫星”“大办钢铁”“人民公社化”“大办食堂”“大兵团作战”等情况，如实全面地作了长达6个小时的汇报，至凌晨1时才结束。
不顾一夜的劳累，25日上午，田家英等步行到和合生产队。根据安排，田家英在老模范陈安生家住宿，他就在陈安生床铺对面地上铺上稻草搭一张“柴地铺”，其余人员安排在生产队机埠房内（小学放寒假后搬小学住宿）打“柴地铺”睡觉。稍作安顿后，调查组就分南北方向出去“串门”。
能不能冲破思想束缚，敢不敢提出所发现的问题
田家英很重视做历史的调查，他采取“串门”个别访问，分阶层召开座谈会的方法。选择了两户贫农、两户下中农、两户上中农，用了几天时间对六户家庭解放以来的劳力、经济、生活状况的变化进行了算账对比。还请来了几位老贫农、老雇农、老中农和生产队干部促膝交谈，连续座谈了好几天，对这个生产队从历史到现状，从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到农民的吃、穿、住、用各个方面都作了详细了解。
比如，专访王老五。王老五是贫农，1961年44岁，是和合生产队四小队副队长，全家7人，妻子37岁，在队里牧场养猪，另有5个儿子。田家英到王老五家“串门”，他走进草棚，与王老五拉家常，从解放前到1960年，从生产到吃穿住用都谈，既谈情况又算账对比，足足谈了三个多小时，田家英边问边听边记录。王老五这户典型为调查组向中央报告的《魏塘人民公社和合生产队调査》六户典型之首，记载达2800多字。
调查记录本
调查记录本
除此之外，在调查过程中，田家英非常善于发现问题，并且要进行实地调查。比如，虽然时值农闲，在食堂化的和合生产队是没有炊烟和犬吠鸡鸣的，到了中午吃饭时间，农民们拿着面盆、铝锅去食堂打粥，但一到晚上却能闻到阵阵浓烟味儿，调查组百思不得其解，于是，调查组顺着烟味儿进行夜访。调查组进入几户农家，看到的都是用砖头临时搭起的“灶头”（办食堂时社员家的灶头都拆掉了），放上锅子在烧，揭开锅盖，里面煮的是羊头草（农民喂猪的一种水草）、胡萝卜等，加上食堂拿回的粥，烧成糊糊吃。
其实，发现问题容易，难就难在：能不能冲破思想束缚，敢不敢提出所发现的问题。在当时大环境的制约下，很多人的思想被束缚得很紧，不敢打开思路，很多人明知不对，却又不敢说。那么，田家英敢不敢把自己所调查到的真实情况反映上去呢？
1961年2月6日，在杭州刘庄，田家英如实向毛泽东汇报了所见所闻，恳切地陈述了意见，建议中央搞一个人民公社条例。
田家英的汇报震动了毛泽东。毛泽东当即就纠正“五风”问题、退赔问题、生产队规模和体制问题、自留地问题、食堂问题、干部问题作了7条指示，并准备起草一个人民公社工作条例。
要“正确地”进行调查研究
作为调查研究的“行家里手”，田家英认为，要“正确地”进行调查研究。为什么要特别强调“正确地”调查研究？田家英把调查研究分为两种：一种是以科学的态度调查研究；一种是以主观主义的态度调查研究。“并非一进行调查研究一切问题就可以解决了。”主观主义的调查研究，“不调查研究则已，他调查研究，就更可恶。”因为“他不进行调查研究，主观主义是空的一套，他一调查研究，倒弄来一些适合他的口味的材料，不是更可恶吗？”怎么还有主观主义的调查研究呢？田家英援引恩格斯《反杜林论》中的话说：“唯心主义也有它的所谓事实根据的，只不过它的'事实根据’是客观事物的一个合他口味的片面罢了。如果我们头脑里仍旧是老一套，进行调查研究就先有个框子，对事物合则取，不合则不听，越调查研究就越主观。”所以说“调查研究也不简单，要正确地进行调查研究，要科学地调查研究。”
田家英在嘉善县魏塘公社和合生产队开展的调查在全党的影响很大，对于纠正不正之风，重新认识我国农村经济、农业发展的状况，制定适合的政策都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1961年3月，党中央在广州召开会议，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六十条”，并在浙江的嘉兴地区搞试点。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提到“六十条”由来时介绍说：“制定农村工作条例，我是听了谁的话呢？就是听了田家英的话，他说搞个条例比较好，我在杭州的时候，就找了江华同志、林乎加同志、田家英同志，我们商量一下，搞个条例有必要，搞条例不是我倡议的，是别人倡议的，抓住这个东西来搞。”
“六十条”在嘉兴进行试点，完成后在全国进行推广，它是我国农村经济从极度困难的边缘走向复苏的一个转折点。生产队自主权大大加强，停办公共食堂，阻止了“共产风”，推动了生产力发展。
作为当年浙江调查组成员之一的逄先知在《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一书中说：
“1965年12月，田家英和我又一次去和合生产队，旧地重访，一种难以抑制的激情充满心田。今日杭嘉湖农村，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同1961年那衰败破落的情景，形成鲜明对比。农民家里稻谷满仓、鸡鸭成群，全县农田实行电力排灌，看了实在令人高兴。”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