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者简介
王英华，生于共和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代。少年缺乏文化课，青年拼命干工作，而立不惑知天命，潇洒花甲奔古稀。
我的老叔张良
（张兆恩口述，王英华整理）
一 从银幕上认识老叔
1956年国庆节前的一天，父亲破天荒的没到下班的时间就提前回了家，还买了一些菜。他嘱咐母亲早点做饭，说要领着全家到文化宫去看电影。全家人都非常高兴。一是，父亲平时总是忙着工作，早出晚归很少和家人们聚在一起；二是，文化宫都建了快一年了，我却从来没进去过。我总是羡慕从那宽敞明亮大门出入的人们，总是梦想着有一天我也能进入那个大门，看一场电影。今天我的梦想终于要实现了。
饭桌上，父亲就向我们简单地说了今天要看的电影名和故事梗概。可我一直想着文化宫里面究竟是啥个样子，兴奋的连饭菜啥味道都吃不出来了，压根就没听进去父亲说的话儿。
故事片《董存瑞》剧照
我们来到文化宫的时候，门前广场上已经聚集了很多人，一幅高大的电影宣传海报前更是围观了许多人。一名胸前围满子弹带的年青解放军战士，昂首挺胸地站在一座桥下，右手紧握一支枪，左臂上扬，手心上托着一个炸药包，紧紧地顶在桥梁下面。一根从炸药包引出的导火索冒着白烟，告诉人们即将要爆炸……看到这里，我感到恐惧害怕，急忙对父亲说：“这位解放军叔叔手上的炸药包马上就要爆炸了，他为啥还举着不跑？”
“桥上聚集着许多敌人的重武器，解放军要解放这个地方，必须先消灭桥上的敌人。由于桥上的火力太强，解放军伤亡了许多战士还是消灭不了桥上的敌人。敌人倚仗着桥高，就很猖狂地对解放军疯狂扫射。就是这个叫董存瑞的战士，他带着炸药包，冒着飞射的子弹冲到桥下，可桥下非常光滑，没有可以放炸药包的地方，于是他高举着炸药包，紧紧地顶在桥梁下，拉动了导火索……”父亲说到这就说不下去了。我眼前的那个解放军战士也满身的泪水晶莹闪光。
过了一会儿，父亲拍着我的肩膀说：“好了，你知道这部电影里演董存瑞的人是谁吗？”我摇头表示不知道。“是你老叔”。顿时，我摇到一侧的头立刻僵住了，我老叔？我老叔？这个突然的消息让我卡顿了，直到父亲轻轻地将我的头扶正，我的眼神中还是一片茫然。
我印象中的老叔是在一张父亲珍藏的拍摄于1934年的全家福照片。那时候，老叔才一周岁多，坐在我八奶的怀里。他的名字是叫张庆铸。由于父亲讲过他十四岁就缠着部队首长要当兵，最后终于参加了解放军。这段事让我感到老叔很能耐，于是就成了我的偶像。
1945年日本鬼子投降后，八路军二〇八师某团驻扎在下马塘。由于老叔家是下马塘最大的院宅，团部和一些直属连队都驻在老叔家。14岁的老叔那时候小学已经毕业，当时，时局不稳定，也无法继续上中学，于是，他就整天和一些年龄相仿的战士们在一起。那时候，部队里有文化的人不多，老叔就经常帮助战士们认一些字，读一些部队发的《简报》和一些宣传单。部队的干部和战士们都喜欢这个有文化的半大小子。
一次，师里的文工队来到团里演出，演员们的“吹拉弹唱”吸引了老叔，他整天跟在文工队的后面，帮助装卸道具，给演员递演出东西。趁着演员们休息的时候，他就拿着快板打，敲敲鼓、打打镲，有时还 模仿演员的样子来段数来宝、三句半节目，看得演员们哈哈大笑。演员们逗他说，你喜欢这个，那就跟我们走吧。老叔却一本正经地说，那可不行，八路我指定要当，但要去当打仗的八路，要上战场打敌人，等部队要走了，我就跟着去。
1947年秋，老叔听说部队真的要走了，那些天，他白天夜里都守在部队里，一看见团里的干部，就和他们要求当兵跟着部队走。团里的干部都被他磨得直躲，可老叔就是纠缠着他们软磨硬泡，最后，团里经过研究后，答应领着他走，考虑他才15岁，不能跟着大部队战斗，决定等部队安顿好后将他送到部队的文工团当个小兵。就这样，部队在1948年将老叔安排到卫士剧团当演员。1949年到北京在卫戍师宣传队任演员。1950年，老叔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立了两次战功，18岁那年光荣入党。1951年，老叔调入华北军区文工团。
穿着崭新部队服装的老叔张良
1955年，开拍电影《董存瑞》，导演郭维找到他，邀请他出演董存瑞。老叔是欣喜若狂的，可当他看完试镜样片就灰心了，因为在他的心目中，董存瑞应该是高大魁梧的，可他自己又瘦又小，根本就没有英雄气质。灰心丧气的时候，导演跟他说：“英雄人物也是生活在人民中间，是最普通的一名人民战士，经过革命熔炉的历练才成长为英雄的。”这番话犹如一剂强心剂，让老叔稳定了下来，恢复了他的信心，他觉得自己无论如何都应该出演这个角色，并且一定要将董存瑞精神传递下去。也正是有了这样的思想，多年的战斗经验在拍戏的那一瞬间爆发了，他完全明白董存瑞心中所持有的信念，他敬畏董存瑞，更渴望成为董存瑞，于是，《董存瑞》诞生了，老叔就此成为了人们眼中的“董存瑞”，再没有人能够超越。当然这些都是经过时间的沉淀后，我才对老叔形成的深刻认识。
那天的电影，我一直盯着银幕上的老叔，至于电影中的情节和意义，我还真的没动心思去琢磨，满心满脑子都是骄傲、自豪。回到家里后，父亲严肃地向我们约法两条：“第一，不要把老叔演董存瑞的事情告诉别人；第二，你们今后做人、做事要以你们的老叔为榜样，不能给他丢脸。现在好好学习，将来也要向老叔那样参军卫国。”可惜的是，这两条我后来做得都没让父亲满意。
第一，我不仅向同学炫耀了自己有演董存瑞的老叔，还惹出了一点小麻烦。那是学校组织集体看《董存瑞》这部电影，进了电影院我就十分兴奋，总觉得我是整个电影院里的观众中最牛的。看着银幕上老叔的精彩表演，听到同学们一阵阵的赞叹声，我实在忍不住压在心里的那份骄傲，便悄悄地向我两边的同学说，演董存瑞的那个人是我的老叔。没想到，回到学校，同学们把我围上，他们说我吹牛，侮辱演董存瑞的演员就是侮辱英雄形象。同学们先是七嘴八舌地指责，后来又骂我，还有人动手，我怎么向他们说这是真事，但没人相信，我就和他们厮打了起来。老师把我拽到办公室，严厉地批评我，说我不诚实，说大话，拿英雄的电影吹牛耍笑，思想有问题。他令我深刻地反思错误，在全班会上做检查。我不服，急得直哭，一个劲地反复和老师解释说，我没说谎，那个演董存瑞的真是我老叔，不信你们给拍电影的地方打电话问问。最后，还是校长给我父亲打了电话，证明了我的话，这件事才不了了之。可我挨的那顿打，却比我准备的还痛。
第二，由于我家的成分高，在参军政审这一关没有通过，既没有达到父亲的要求，也让自己参加解放军的梦想破灭。这个可真的一点都不能怨我。
二 老叔的两次遭难
1957年反右运动中，电影《董存瑞》的导演郭维被打成右派。在党小组会上，老叔作为党小组长带头交心说：“郭维同志在拍《董存瑞》时还教育我们，向董存瑞学习，为新中国而奋斗，怎么一下子就变成了阶级敌人？真是不可思议。会不会是在整风时给领导提意见言辞过激，不会真的反党吧？”由此，他被称作是为右派翻案，《人民日报》发表了抗敌话剧团团长丁洪写的《一个青年演员的歧途》一文，对他进行批判。他受到留党察看两年，行政降一级的处分，被下放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8军当兵改造。
老叔被改造的连队在通化的边境大山里，条件特别艰苦。他和战士们一起，每天都要出操、巡逻、站岗、放哨。这里的冬天特别冷，零下四十多度下站岗，一会儿连眉毛都上了霜，赶上大烟泡雪的天气，一班岗下来都能被大雪埋到肩膀。从一名万人举目的演员，沦落到无人问津的被改造战士，这让当年二十四岁的老叔感到十分的委屈、不公平。作为党员，向组织交真心、说实话、提建议，这咋就成了为右派翻案了？有好长时间他都解不开这个结。最后，还是老叔当年的未婚妻，现在我的老婶的一封信化解了他的心病。
电影《董存瑞》上映后，老叔收到了许多姑娘写来的求爱信，那些充满赞美和褒扬的滋润并没让他爱的种子发芽，可一封满页批评的文字却触动了他的爱心。老叔从字里行间看出写信姑娘正直坦率的性格，诚实豁达的态度，严谨求真的作风，踏实专业的才能。看到底部下面寄信人的名字，老叔笑了。王静珠，这不就是他心里早就期颐的那个姑娘吗！
其实多年前，老叔就见过王静珠，而且早已对她情根深种，他知道她的名字，知道她的部队，但他们之间只有两次机缘巧合下的见面，然后却无缘相见。这次王静珠却自己送上了门，老叔激动之余，赶忙回信，写道：读了你的来信，让我久久不能平静。爱我的人太多了，敢这样直率批评我的人太少了，但只有敢说真话的人才可能成为我的挚友……两人这一来二去，便写了一年多的信，随着彼此的熟悉，心意相通的他们便就此确定了关系，“无论荣辱，我们一辈子相爱，永不变心，永不分离”。可现实总是残酷的，当老叔接到被下放的决定后，并没有告诉王静珠。老叔知道，王静珠长得漂亮，工作好，身边的追求者也很多，为了不让她受到牵连，老叔决定忍痛放手给她幸福。
当老婶发现老叔被下放到部队后，她千方百计打听到老叔的通讯地址，开始给老叔写信安慰他。当她从老叔的回信中发现老叔有沉重的思想负担，便写信来劝导老叔，她告诉老叔：你为郭老师的遭遇鸣不平，说真话、实话是对的，我举双手赞成。但你选择错了时间、地点和对象。这表明了你缺乏政治经验，社会阅历太浅。政治运动就是一些人倒下，你要么从倒下的人身上踩过去争取进步，要么从倒下的人身边远远地绕过去做个观众。谁像你那么傻明晃晃地去拉倒下的人，这不挨踢才怪。你也算是借了董存瑞英雄的光，要是别人早就把他打成右派了。老叔看到这里，终于释怀了。便一心朴实地做好一名普通的战士。
那段日子，老婶每天要到收发室十多趟，盼望着老叔的来信。可当时的邮路条件还不是那么畅快，在加上老叔所在的连队在偏僻大山里，一封信从北京到老叔的手上最少也要一周，老婶很是着急。考虑到老叔的精神状态和身处环境，她做出了让所有人都出乎意料的决定，她要到东北去陪着老叔！她三次递交申请，恳请去北大荒工作，并且剪掉了自己的及腰长发，以表示自己的毅然决心。最终老婶去了北大荒，但她被安排的地方——北大荒密山中转站离老叔的部队还有上千公里的距离，依旧时常不能见面，还要靠书信联系。虽然是这样，此时的时间、空间也非往日的时间和空间，对他们来说，鸿沟已成了他们爱情的鹊桥，相爱让他们艰苦的日子变得甜蜜起来。
说起老叔能提前结束下放，调到八一电影制片厂，这也是老婶的功劳。
1958年的冬天，时任农垦部部长的王震将军到北大荒农垦局慰问那里的军垦指战员，由于大雪封路，队伍在密山中转站停留。王震将军最喜欢《董存瑞》这部电影，他每次下部队，都要带这部电影并和部队的指战员们一起观看。这天晚上，在看电影的时候，王震将军突然问身边的陪同人员：“怎么看不到演董存瑞的那个叫张良的小伙子演新的电影？”那个被问的人一时无法回答，只是苦笑着把目光投向随王震将军一起来的军委政治部的同志。
“是这样，张良同志犯了错误，已经被下放到下面基层部队接受教育了，他不合适再演电影了。”
“哦，啥时候的事？啥错误？”
”好象是对导演郭维被划成右派不满，在党小组会上替右派鸣冤叫屈，具体情况我还不了解。”
“啊，是这样啊，你了解一下详细情况。”王震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着时，中转站站长过来俯身小声对王震将军说：“首长，张良的未婚妻王静珠同志刚调到我们站来，也许她能知道一些详细的情况。”
那天，王震将军和老婶详细地了解了老叔犯“错误”的情况，并把自己从北京来到这里的过程和目的告诉了他。王震将军听了老婶的话，语重心长地对她说，我佩服你对张良的忠贞爱情，但不赞成你放下电影厂的工作来到北大荒。国家培养你做好电影事业工作，你不应该为了一己之利就撂挑子。你说张良政治上不成熟，你也是革命信念不坚定。王震将军表示，张良作为党员，不能和党的工作方针保持一致，犯了错误，就应当接受处罚，通过在基层部队的锻炼来改造思想。我会让军里的同志关注他的情况，根据他的表现，尽量让他早点回去演电影。在王震将军的过问下，1959年春节后，八一电影制片厂以借调演员为由，将老叔从基层调回到八一电影制片厂。老叔如鱼得水，演出了几个精彩的角色后，便顺理成章地正式进入了八一电影制片厂。
一次， 王震将军和军委同志看《哥俩好》电影时，见军委同志笑得开心，便开玩笑说：“你今天笑得这么开心，要感谢我王震，是我把被你们埋在山沟里的金子挖出来，才能让你们八一厂有了这样的好演员。”老叔回北京不久，在王震将军的批示下，老婶也被调回了北京，到农垦部办的报社做编辑工作。
老叔张良、老婶王静珠和他们的长子张海洋
在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老叔因1957年的问题而被揪斗、立案审查。1969年6月30日，八一电影制片厂革委会决定，增定他为右派分子，开除中国共产党党籍，由文艺九级降为十二级。他由此成为中国最后一名右派分子。他被勒令复员回乡，被遣送到本溪县木材厂当搬运工人，进行“劳动改造”，一家人经历了严峻的考验。我和父亲一同将老叔一家送到本溪县小市。
县木材厂为老叔安排的住房是在小市镇北街的一栋职工住宅。所谓的住宅，只不过是由建设木材厂时留下的工棚而改造的简易房子。一壁的砖墙，不仅墙外没挂灰，勾的砖缝也掉了七七八八，缝隙能伸进手指。房顶没有瓦，只是铺盖着油毡纸。整栋房建筑面积不足七十平米，住着四户人家。尽管厂里已经把房子进行了简单的整理，但住人起灶还是不行。
看到老叔一家人未来就要在这样简陋寒酸的环境里生活，我和父亲都很难过。刚强的父亲在偷偷地抹眼泪，老叔见此，倒宽慰起父亲来，他拉着父亲的手说：“四哥，别这样，这算啥呀，咱们自来不就是在这土生土长的吗？现在都进县城了，挺好的！”父亲说：“老弟，你一个大男人，吃点苦倒行，可让弟妹和两个孩子跟你一块儿受苦遭罪，这也太委屈了她们娘几个了。”“四哥，你别为我和孩子们担心，我既然嫁给了张良，我们就是生死相依的同命鸟，是相濡以沫同甘共苦的夫妻。只要我们一家人能在一起，困难都算个啥？为了张良和孩子们，我啥苦都能吃，只要我们全家人能在一起，啥环境我都能生活。再说了，住在这里的也不光是咱家，那位大嫂和孩子们不都是住在这里吗？她们生活的不也挺好的？四哥，你回去告诉市里的哥哥们，别让他们为我们担心，我们全家会在这里好好地工作生活的。”老婶对老叔的真爱，对生活的乐观向上，对变故的豁达开朗，对家庭亲人的不离不弃，让我和父亲十分感动。可我还不知道的是，在老叔被下放到老家的时候，还有一段老婶捍卫婚姻爱情的一段不为人之的故事。
当八一电影制片厂革委会对老叔做出了“漏网右派，下放老家改造”的处理决定后，首先向老婶宣布了决定。并告诉老婶组织上对她的两项处理意见方案让她选择。第一是：1、老婶必须和张良在政治上划清界限，积极揭发张良那些组织还没掌握的反党言行。2、和张良办理离婚手续，在生活中和张良解除婚姻关系。组织上会保你现有的工作、职务，保留你现在的住房和相关福利待遇；第二是：如你不能做到上面组织对你的要求，你和孩子只能和张良一起下放到张良老家，你们全家人一起接受劳动改造。这个意见是组织考虑到你根红苗正没有政治问题，家里有两个年幼孩子需要良好的成长环境，为了照顾你和孩子的未来生活，组织上才对你的处理给了选择性安排，希望你能把握住组织上对你的关心，别辜负了组织对你的关怀和期望。”听完单位领导的话，老婶连眼都没眨就对他们坚定地说：“我和张良一起走。”老婶铿锵有力的话语，使所有在场的领导们都被震惊了，他们这些领导对下级固有的那份价值观的认知，此刻突然被颠覆了；他们作为领导的那份高傲的尊严大厦被老婶一句话给震塌了。他们经过短暂的呆木后，先是互相对视，在都没从对方的眼神中得到答案后，便一起把疑问、诧异的目光聚集在老婶脸上。可他们看到的是，老婶站在窗前，把决绝的微笑送给了远方的蓝天白云。
八一厂并没有被老婶忠贞的爱情而感动，他们又给老婶出了难题。要走行，但你的关系只能转回你的老家苏州，若和张良去东北，不能给你办理工作关系、户口和粮食关系，你在那边是“黑人”，看你咋活？老婶坚定地告诉他们，就是到那里要饭，我也陪伴张良一起去。
老婶是南方人，到了东北，生活困难重重。首先是居住的地炉子、土炕她就适应不了。地炉子是那个年代东北人家做饭和驱寒取暖的唯一设施。砖砌的炉子一大半卧在地下和炉灰坑相连，上面盖上木板也就是炉坑板，另一小半露出地面。人们要在炉坑板上蹲着或者弯着腰才能烧火做饭。刚开始，老婶不敢上炉坑板上，她总是怕掉到炉坑里。后来厂里来人换了铁的炉坑板，可老婶却摆弄不好炉子。地炉子烧的是煤面和黄土的湿煤，开炉时，先将劈柴引着，等炉中的柴火炭化后，再放入用湿煤晾干的煤茧，在煤茧烧得差不多了再添湿煤，用火的时候，在炉子中间用炉钎扎个眼，一会儿炉火就旺了。她点炉子就像点房子，满屋子烟，邻居们一见她家门窗就知道她家的炉子又灭了，都赶来帮忙生炉子。可做完饭，她一锹湿煤又把炉子压灭了。好在木材厂有的是柴禾供她练手，她终于在千熏百练中把地炉子摆弄得应时顺手。
地炉子这关过了，可火炕却让老婶夜卧难眠。老婶在北大荒的时候，虽然站里的宿舍大多是火炕，但因她是南方人，站里特地给她安排了有木床带火墙的房间。这回她没的选择，火炕又板又硬，身下铺多少都不得劲，这还可将就，可火炕太热了，老婶上火的鼻子直流血，她住了好长时间才适应。后来她回到北京后，在冬、春两季没来暖气和停暖气的时候，还常常和老叔念叨，这要是有个咱们小市家里那个火炕该多好。
那时候，是计划经济的年代。粮食按人的年龄、职业、工种来定量供应。由于老婶在这边没有粮食关系，刚开始，每月粮本上的56斤粮食根本不够全家四口人吃。后来，还是厂里每月以特殊工种名义，每月多给老叔发粮票，才解决了全家人能吃饱饭的问题。
那时候，本溪县城镇居民每月每人只供应2斤大米、3斤白面、 3两油，剩下的就是高粱米和玉米面。老婶是南方人，吃不惯高粱米和玉米面，可孩子小，老叔工作累，她必须把细粮留给他们吃，她自己只能吃粗粮。有时老叔看老婶吃玉米窝头感到很难受，对老婶说，你跟我受苦了。老婶却风趣地对老叔说，我一个“盲流”，能吃饱饭，得应该是我感谢你好不好？
搬运工是木材厂最累、最苦、最危险的工作，厂里的固定职工都不愿意干，这个工种大多都是厂由农村招来的“亦工亦农”特殊工人来做。当老叔到搬运队报道时，队长看到他又矮又瘦的身板直摇头皱眉。他抄起电话，和厂长诉起苦：“我这里是搬运队，不是宣传队，你给我整来这样个子没有一节原木高，腰没有一根原木粗，是他搬木头还是木头搬他？”“这不是搬运木头的人和事，是上面布置的政治任务。你别老是一根筋盯着那些木头。我可是把一个活蹦乱跳的人交给你了，到时候少一根毫毛我绝饶不了你！”队长一手举着听筒，另一只手使劲地挠着头。放下电话后，队长对老叔说，你先熟悉一下环境，把家安排好再来上班。他不管老叔是否同意，就半推半拉地把老叔送出门。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本溪县木材厂全名是“本溪县木材加工厂”，地址在小市火车站西北面一座无名的山角下，厂子不仅是加工木材，还承担全县木材统购统销的仓储任务。搬运工要把经过铁路运输的木材装卸火车，还要将需要加工的原木从堆集木材的地方运送到加工车间，加工车间离木材堆积场不仅有五、六十米的距离，还是个高坡。搬运工人首先将原木用带铁齿的对勾夹住，两人一组担起一副木杠将原木担起，一般直径小的需要两副杠四个人，再粗的就要根据原木的直径多加杠了。把原木抬上铁轮车，固定好，用卷扬机拉到加工车间门口，搬运工在将车推进厂房，卸到加工平台上，然后再运下一趟。搬运工人们的工作，就是每天将那些粗大的原木搬来抬去，又累、又苦、又危险。队长让他干一些打下手的活，老叔谢绝了，他说到这里就是劳动锻炼改造的，其他工友能干的工作，我就能干。
刚开始，老叔是真的吃不消，手脚不仅磨起了泡还青一块紫一块，两个肩膀也被压破了，可他一声不响，坚持和工友们一起搬运。后来他就渐渐地适应了搬运这个工作。工友们都向他伸出大拇指，夸奖他身上有着董存瑞那种不服输，不怕死的革命精神。
老叔很快地就融入了工厂这个新的大家庭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电影是人们最高的娱乐享受，而银幕后那些有关电影的秘密，更成为人们想知又无所知的欲望。随着时间增长，厂里的职工们也都知道老叔是电影《董存瑞》董存瑞的饰演者后，大家都为能和名演员在一起工作而感到自豪和荣幸，每个人心里都有许多问号想让老叔给拉直。由于老叔平易待人，没有工友们所想象的大演员的那份高傲，很快，大家就向老叔请教有关电影的许多问题，大到电影从选材到上映的过程，小到演员是咋做到说哭就能出眼泪，老叔总是一有时间就耐心地回答工友们的问题。
那时候，县里时常组织一些文艺汇演。县里每个单位都以能参加活动而显示自己的实力，能拿到奖，那就更能体现出单位的政治荣誉。老叔没到木材厂之前，厂里一直没能力去参加汇演，这也是厂领导和工人们一直感到遗憾的心病。老叔到厂子当年，就帮助厂里组织、编导了好几个节目去县里汇演，并拿回了大奖，为厂里争了多年憋在工人心里的那口气。
1972年，当厂里的领导和工人们听说老叔的案子被平反，就要离开的时候，大家又喜又泣。高兴的是，老叔终于沉冤昭雪，能重新返回到电影厂；难过的是，今后再也不能和他在一起相处，听他讲故事了。老叔安慰大家说：“我也不愿和大家分手，可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呀。我虽离开了大家，但本溪县是我的家乡，厂子里有你们这些好哥们，我一定会来看你们的！”
1977年，老叔应本溪县革委会邀请，回到小市，参加县里的批判、声讨“四人帮”大会。笔者为了见到张良同志走后门才进到会场。（鉴于笔者是这次会议的亲历人，故本段以笔者人称叙述）一千多座位的县俱乐部，那天挤了足有四、五千人。张良同志的发言，并没有向其他发言者那样，痛哭流泪地讲述自己被迫害蒙冤所遭受痛苦经历，他只是用不多的语言简单地将自己被打成右派的事实。他说的最多的是对家乡的情感和怀念。他多次向县里的各级领导、单位和各届人们鞠躬致谢。他还特别地讲述了他在本溪县木材厂那三年所受到的关心、帮助和照顾，并与在会场的木材厂领导、工人握手致谢。会议结束后，他没有参加县里为他准备的招待，而是在县木材厂领导和工人们的簇拥下，回到了他阔别三年的厂子，和他们一起相诉别离思念，共叙往日友情，同展未来之梦。
三 老叔在本溪拍摄电视剧《破烂王》
1987年，本溪市准备拍摄一部反映山城改革开放的电视剧，来向改革开放十周年献礼。这是本溪拍摄的第一部电视连续剧，全市各界人民都十分关注这一文化事件。人们都希望从山城走出的影视导演张良能亲临山城导演、拍摄这部电视剧。因为在他导演的电影《少年犯》在本溪首映时就向山城的有关领导和观众承诺，如家乡有拍摄影视剧的意向，会全力支持。所以，这次老叔亲自带领选调了珠江厂最优秀的剧组人员到本溪拍摄电视连续剧《破烂王》。
1987年，在本溪拍摄电视剧现场《破烂王》老叔（张良）和我在我的办公室。
刚开始，市里将剧组安排在金山宾馆，安排了专门的后勤人员为剧组服务，可老叔只在金山宾馆住了三天，就领着剧组搬到北地的原军分区招待所。市里的领导开始还以为老叔对所住的宾馆招待得不满意，便到招待所向老叔道歉。结果是，老叔知道金山宾馆是本溪那时接待条件最好的场所，承担着本溪高规格的国内外招待任务，那段时间市里招待工作多，而招待资源有限，为了减轻市里的负担，让市里将有限的财力、物力和人力资源用在本溪发展建设上，招待好那些来溪的宾客，就搬到了军分区招待所。老叔对来的领导说，我是家人，给自己家做事，哪能还让家里安排招待服务，你们可别把我当家外人。
有几场戏是在我的工作单位原印染丝绸厂拍的，我全程陪同老叔和剧组的拍摄。
张良在原本溪印染丝绸厂拍摄地和工人演员们合影。
老叔是名十分认真的导演。每组他都要先把剧本给大家说清楚，让演员吃透剧中所要表达的意境。每个镜头，他都要亲自给做示范。排好一组镜，他就坐在显示屏前，反复地回看，稍有不满意，就领着演员重拍。剧组的专业演员还好，可没有上过镜的演员们总是演不好自己的角色，老叔便耐心地给他们讲戏，手把手地做示范指导，直到过镜为止。只要不是他带来的演员，不管谁演的好了，他都会给鼓掌、伸出大拇指。无论是参演的群众还是服务的工作人员都为老叔的为人而感动、佩服。人们都说，原以为大导演不一定有多大的派头、多大的架子、多大的脾气呢，经过和张良的接触，感受到，他就像家里的大哥哥一样。大家不仅羡慕我有这样的老叔，也为咱本溪出了这样的名演员、大导演而感到光荣。
老叔在拍戏期间，抽出时间先后到小市、下马塘，去看了昔日的朋友和老家。在拍摄结束离开本溪的时候，他告诉我们，现在我和王静珠的工作太忙了，实在抽不出时间来本溪看你们，希望你们多保重。兆恩到南方出差一定要多来我这里。这次分离，老叔和父亲及我和所有送他的亲人都落了泪……
自从退休后，我就再也没有去广州看老叔和老婶，很想他们。好在现在通讯方便， 网络发达，在家里就能随时了解到老叔老婶的身体、生活情况。今年九十周岁的老叔身体还好，八十八岁的老婶还能为弟弟、妹妹做业务上的指导。两个弟弟一个妹妹也都继承了老叔老婶的衣钵，从事电影事业相关的工作，在电影业界小有名气。我常常为老叔老婶晚年的幸福而高兴，祝老叔老婶健康长寿！
2023年7月23日
本文中照片由张兆恩提供（部分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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