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青歌赛评委余秋雨的“幸”与“不幸”
在中国当代作家中,论国际知名度和争议激烈度,似乎没有人能超过余秋雨。
最新一届央视青年歌手大奖赛落幕时,余秋雨在博客中向观众告别,表示下一届青歌赛将不再出任评委;并再三强调,几度三番出任评委,目的在于“渗透文化话语、扩大文化气氛”。对有些网民的“找茬”甚至恶言,余秋雨把它归结为知识结构的问题。同时,对未来的青歌赛也提出了坚守文化本位的期望。
对此,新的争议又起。“挺余”者继续认为,没有余秋雨的点评,青歌赛就没有吸引力,许多人看青歌赛都是冲着余秋雨去的;放眼当今,把高层学术最新动态与既现代又通俗的传导手段有机合成一体者,无人能出其右。“倒余”者则继续挞伐其“口误”与作秀,继续怀疑其诚信乃至人品,进而指责现代传媒借“文化口红”哗众取宠,热闹程度丝毫不逊色于青歌赛本身。
必须看到,在对待余秋雨问题上,我们其实谈不上公允。一种超乎寻常的关注度和话语热度,使社会的价值判断体系出现了扭曲。网络暴力的破坏性又加剧了这种扭曲。每个被潮流裹挟而失去方向感的文化“闲人”,几乎都在用无意识的瞎起哄和“太平拳”,干扰作家的正常创作,影响更多文化精品的诞生,最终也势必妨碍文化大局。
余秋雨出现在一种社会转型期,是他的一种幸运。其成名作《文化苦旅》付梓之时,正是我们刚刚走出文化禁锢之际。在思想刚刚解放、欲望正要放飞的阶段里,市场准入的宽松,市场需求的多元,传播手段的进步,当然还有作家本人的才华和勤奋,造就了余秋雨现象。
余秋雨出现在一种社会转型期,又是他的一种不幸。无力的管理、滞后的法律、不健全的市场环境,催生了许多以骂人为生、靠骂人出名的所谓批评家,也催生了大量盗版、贩假书商和以寻找名作“硬伤”、以揭名人隐私为乐的猎奇者。直至最后,只要尽力与“余秋雨”三个字沾边,就保证了票房、保证了印数、保证了广告。这是典型的“傍名牌”现象。
有人对余秋雨的历史死揪不放,在其作品里拼命寻找各种遮掩、回避、淡化甚至撒谎的痕迹,并从其“文格”解剖至其人格,从文学形象敲打到道德形象。这又与死揪民营企业的“原罪”有几分类似。
最新的一次攻讦是:余秋雨乃“唯利是图”之辈!什么事呢?原来他把全部散文交予一家出版社出版,名曰《文化苦旅全书》;又把全部论文交予另一家出版社出版,名曰《余秋雨文集》。有人便认为,“全书”不“全”、“文集”不“集”,作者一书两出是为了多挣版税。且不说这里面肯定有作者和出版商自己的考虑,就算是为了多挣钱,作为一个当代作家,余秋雨有什么错呢?大不了你不买书就是,钞票才是你最好、也是惟一的“表决器”!
从个人感情来说,笔者还是喜欢余秋雨的散文的,也颇为欣赏其想与敦煌“外贼”斯坦因们坐下来比学问的“侠”气。把这种感情放到整个文化市场里,我想还是很有“市场”的。所以在对待余秋雨问题上,我们应该在尊重之外,多一份包容,多一份淡然。毕竟,我们的文化品牌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我们的文化产业才具雏形,需要呵护;民族复兴除了经济,还要有文化;而培育更多的文化大家,可以离这个目标更近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