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七月十六日，才剛就職不久的法國總統賀蘭德，發表了一場道歉演說，他在演說中沉痛的說，「這是一場發生在法國、由法國人親手犯下的罪行。」這是七十年前的事了，當時納粹的維琪政府占領法國，他們在一九四二年清晨逮捕了一萬三千一百一十二名猶太人，分送到不同的集中營，最後只有八百多人倖存。
國家被占領，是個痛苦而恥辱的經驗，很多國家可能寧願遺忘這段歷史，讓《風聲》、《聽風者》這一類的諜報片，來重新演出我們這個時代所需要的英雄；即使在不乏反抗英雄的法國，維琪政權的歷史，也是長期隱藏在時間的迷霧中，但法國總統賀蘭德選擇正視並且說出這段歷史事實。
「那些無葬身之地的兒童們，我們的記憶就是他們的墳墓。」法國人欠這些受難者一個真相，真相是，當年的大搜索，沒有任何一個德國士兵參與，所有的逮捕工作都是由法國警方完成，這是法國人犯下的罪行。即使維琪政權的統治者是納粹德國，賀蘭德並不因此就為法國人卸責，身為法國總統，他有責任要將集體的歷史一代一代傳下去，即使是恥辱的歷史。唯有如此，才能保證悲劇不再發生。
當然，談到戰爭與罪行，法國人並非主角，德國與日本才是衝突爭議的核心，即使二戰後七十年的今天，牽扯的痛苦仍然纏繞不去，相較之下，法國總統的懺悔顯然單純許多；是的，法國人犯下大罪，但這些罪違反了法國的價值，只要悔罪就可以將法國帶回過去的榮耀。
德國的贖罪過程複雜許多，他們的痛苦在於，短短十二年的納粹統治，深深嵌入他們的歷史，罪行與德國的核心難分難捨，這是難以切割的罪行；但是歷任德國政府的努力，仍然令人欽佩，在德國的中學生，一年平均要上六十個小時的納粹相關歷史；在德國，否認大屠殺歷史，是有刑責的，即使有人擔憂，將言論入罪是不符合言論自由原則的，但德國必須固執的矯枉過正，來去除如此難以切割的罪惡。
相反的，在日本的教科書中是看不到戰爭罪行的，所有檯面上的政治人物，都認為「慰安婦」是自願的，當年東京大審，並非為正義而審，而是戰勝國刻意加諸於戰敗國的羞辱；當然，要反駁是容易的，如果這樣的邏輯成立，身為二次大戰戰勝國的法國，有一絲絲悔罪的必要嗎？
也許，日本人是尼采的信徒，他們深信太多的歷史，將妨礙國家的「正常化」；但近日來的釣魚台風暴，卻可以用來提醒日本，當一個國家忽視歷史，政客可能會常常掉入如日本首相野田坦承的「誤判情勢」，最後更惡化成國際衝突。
遺忘有其危險，包括日本在內的許多國家，都應該學到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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