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七月十六日,才剛就職不久的法國總統賀蘭德,發表了一場道歉演說,他在演說中沉痛的說,「這是一場發生在法國、由法國人親手犯下的罪行。」這是七十年前的事了,當時納粹的維琪政府占領法國,他們在一九四二年清晨逮捕了一萬三千一百一十二名猶太人,分送到不同的集中營,最後只有八百多人倖存。
國家被占領,是個痛苦而恥辱的經驗,很多國家可能寧願遺忘這段歷史,讓《風聲》、《聽風者》這一類的諜報片,來重新演出我們這個時代所需要的英雄;即使在不乏反抗英雄的法國,維琪政權的歷史,也是長期隱藏在時間的迷霧中,但法國總統賀蘭德選擇正視並且說出這段歷史事實。
「那些無葬身之地的兒童們,我們的記憶就是他們的墳墓。」法國人欠這些受難者一個真相,真相是,當年的大搜索,沒有任何一個德國士兵參與,所有的逮捕工作都是由法國警方完成,這是法國人犯下的罪行。即使維琪政權的統治者是納粹德國,賀蘭德並不因此就為法國人卸責,身為法國總統,他有責任要將集體的歷史一代一代傳下去,即使是恥辱的歷史。唯有如此,才能保證悲劇不再發生。
當然,談到戰爭與罪行,法國人並非主角,德國與日本才是衝突爭議的核心,即使二戰後七十年的今天,牽扯的痛苦仍然纏繞不去,相較之下,法國總統的懺悔顯然單純許多;是的,法國人犯下大罪,但這些罪違反了法國的價值,只要悔罪就可以將法國帶回過去的榮耀。
德國的贖罪過程複雜許多,他們的痛苦在於,短短十二年的納粹統治,深深嵌入他們的歷史,罪行與德國的核心難分難捨,這是難以切割的罪行;但是歷任德國政府的努力,仍然令人欽佩,在德國的中學生,一年平均要上六十個小時的納粹相關歷史;在德國,否認大屠殺歷史,是有刑責的,即使有人擔憂,將言論入罪是不符合言論自由原則的,但德國必須固執的矯枉過正,來去除如此難以切割的罪惡。
相反的,在日本的教科書中是看不到戰爭罪行的,所有檯面上的政治人物,都認為「慰安婦」是自願的,當年東京大審,並非為正義而審,而是戰勝國刻意加諸於戰敗國的羞辱;當然,要反駁是容易的,如果這樣的邏輯成立,身為二次大戰戰勝國的法國,有一絲絲悔罪的必要嗎?
也許,日本人是尼采的信徒,他們深信太多的歷史,將妨礙國家的「正常化」;但近日來的釣魚台風暴,卻可以用來提醒日本,當一個國家忽視歷史,政客可能會常常掉入如日本首相野田坦承的「誤判情勢」,最後更惡化成國際衝突。
遺忘有其危險,包括日本在內的許多國家,都應該學到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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