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的7月2日凌晨3点34分,有“台湾莫里哀”之称的戏剧大师李国修因患大肠癌在台中安详辞世,享年58岁。两年前,也是这样一个夏日,我在北京采访了国修老师,那时他的病情刚刚得到控制,为了自己的作品《三人行不行》的大陆版公演,从台湾远赴北京。采访中这位喜剧大师不时会模仿父辈讲起山东话,地道的方言和夸张的动作原本应该引人发笑,却让我心生酸楚、眼泛泪光,说到父母在动荡的岁月中举家迁台、不离不弃,终老台湾、至死未得返乡的一段段往事,说着说着,他自己忽然已泪如泉涌,我们都哽咽,就那么面对面坐着,静静地、静静地。1986年,31岁的李国修创办了自己的话剧团——屏风表演班,他说之所以起名“屏风”,就是想告诉大家,生活与戏剧的距离只有一扇屏风,幕前戏子伶人的扮演,不过是一架屏风后真实人生的演绎,而李国修的戏之所以动人,也恰恰是因为他讲述的是生命的故事。
1996年,“屏风”十周年,李国修在记者会上曾当众朗读他为自己写的墓志铭:“这里躺着一位小老头,终其一生未完成他‘建立两百人的全职剧团’以及‘兴建一座屏风专属剧场’的梦想。在墓碑前,无需放上一束鲜花,你只需要放上一张你曾经观赏过的屏风戏票。”带着未竟的梦想,李国修完成了人生舞台上的最后一次谢幕,在他公布的遗言录音中,他说自己将走向另外一个舞台,会认真潜心修行自己的编、导、演,继续坚持他的最爱:开门、上台、演戏。
“人一辈子能做好一件事情就功德圆满了”
许戈辉:您当时选择做戏剧的时候,应该说您做电视谐星也是如日中天,为什么没有继续下去?戏剧毕竟是更小众的。
李国修:对,其实26岁我就在台湾家喻户晓了,但我才做了4年就做不下去了。我的自我要求太高了,那时我跟台湾综艺大姐大张小燕说,我想要写剧本,她说你可以写写看。我一写就写了三年,绞尽脑汁,结果后来我受不了了,我崩溃了,因为我觉得我没点子了,我的脑袋里出现了个大匾额,匾额写着四个字——“江郎才尽”。还有一个问题是,我觉得电视是速食文化,我的精力完全在每个礼拜的节目中消耗掉了。我形容自己是一管牙膏,这管牙膏挤完了是什么呢,是空的牙膏管,空牙膏管的命运是什么,丢垃圾筒。我心里太悲观了,我总觉得自己是一个快被榨干的牙膏管,那时候我就决定激流勇退,再多的绚烂我都不要了。
许戈辉:您这样的人在我们北京话里叫“拧巴”。就是说这个人他内心很纠结,明明做得挺好的,做喜剧演员做那么好,还不快乐,内心还很痛苦。
李国修:对,重点出来了,就是这句话,我不快乐。我觉得我的人生如果只是这样,这不是我要的。所以我在满30岁的时候出去游学,我在东京待了45天,纽约待了5个月,这6个月的时间看了超过60出戏。当时我就看过了英文版和日文版的《猫》,感动得泪流满面。我才意识到,我找到了我的最爱,我的最爱是我十八岁参加世新话剧社,走上舞台那一天,公演的第一天,我非常感动,我没有想到自己可以上台演戏,而且有那么多的观众,那么多的掌声,我竟然回到了我18岁时的话剧首演之夜,之后我知道我要什么了。所以在那个六个月的游学之后,我就回到了台湾,决定要做剧场。1986年10月6号我创立了“屏风表演班”,这一做就做了25年。
许戈辉:“屏风”创立至今,您独创的“李式风格”,不仅让屏风的作品受到瞩目,更成为票房的保证,已经累计观众超过130万人次,但是您又常说,您是一个不为观众写剧本的创作者,既能够与观众实现很好的互动,又不取悦观众,您是如何做到的?
李国修:我的舞台创作,我要写的,是我所认识的、我所经历的生命的故事——台湾人、台湾事、台湾情。我常说我的素材来自于我脚踩的这片土地上,所以我的素材我认为取之不尽、源源不绝。我这25年当中很多代表性的作品,像《京戏启示录》是写我父亲的,我透过这个戏写我父亲跟我之间父子的情感,这个戏是戏中戏中戏,非常动人。我父亲是做戏鞋的,在我初中二年级的时候,有一天放学回家,我跟我爸说:“爸,你做了一辈子的戏鞋也没有发过财,你为什么不改行?”我爸用山东话跟我说:“你爹我打十六岁做学徒到今天,就靠着这双手养活一家子,你们五个孩子,哪一个少吃一顿饭,少穿一件衣裳,我改什么行,人一辈子能做好一件事情就功德圆满了。”这是我在14岁的时候跟我父亲的一段对话,然后这句话深深烙印在我的心里面——“人一辈子能做好一件事情就功德圆满了”。
“世界上唯有子女的荣耀能使父母的生命发光”
许戈辉:我发现您在不同的场合都提到过自己的祖籍是山东的,但是您其实并没有出生在那里,也没有在那里长大,山东对于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李国修:父母告诉我说,我的祖籍是山东省莱阳县佛院乡吕家埠村,我承继了父母那一代的乡愁。我母亲在1974年过世,父亲在1983年过世,两岸开放探亲之后,父母因为已经终老在台湾了,没有机会回乡,父母如果在世的话,我一定拉着他们二老回老家看看。
许戈辉:你小的时候,父母一定给你讲过老家是什么样子,在你的脑海中应该会有家乡的画面。
李国修:对,经常讲,比如说光讲那个梨好了,山东莱阳盛产梨,台湾的梨山梨又硬又大,咬起来像木头一样,又没水。我爸就说:“这是什么梨呀,没味道。你不知道我们老家的莱阳梨,国修,你不知道,那莱阳梨掉地上一滩水一样”,他讲熟透了,非常美,在我心里面就承继了我父母那一代的乡愁,我有那个血在里面。
许戈辉:你妈妈生前可能因为思乡都患上了抑郁症是吧?
李国修:对,1963年左右我们家搬到中华商场,从那之后十年,我母亲没有跨出我们家大门槛一步,她所有的世界就在那张床上,我看了多少回她在床上唱她的家乡的歌,然后在那边自言自语,当然有时候也很正常,能跟我玩一玩,也能做菜,也能叫我起床去上学,这是我童年的记忆。
许戈辉:那她跟你讲的最多的是什么?
李国修:就是“什么时候能回去,你爹不是说就回去了吗”,就说这些话,我们也不能跟她说实话,也不知道事实是什么,也不知道哪年能回去,这可能对我来讲童年是有个阴影。2003年,我决定为母亲写个剧本,这个剧本叫《女儿红》。在我还没有落笔之前,一点不夸张,我哭掉两盒面纸。父母给了我生命,让我做剧场,让我在戏剧里面寻找人生中的自己,此刻我怀着感恩的心,怀着虔诚的心,我要回到他们的过去,而这个过去即便我不在历史现场,我相信我会看见,用这样的信念我创作了这个作品。
《女儿红》写尽了我母亲一生的颠沛流离,故事里也有一些不堪的过去。最动人的那一刻是戏的最后一场,故事里面讲,这个做戏鞋的父亲曾经有外遇,造成母亲的精神抑郁,这些都是真的,我也是快到50岁才听我大哥讲的。高潮的那场戏是,大姐不能原谅父亲让母亲抑郁而终,父亲在那一刹那当中反而讲起了一段往事,当年在海南岛逃难的时候,这是真实的,放在舞台上,我演我父亲,我记得我父亲曾经描述过这一段,他说:“我把你大哥、小妹都推上船去,你妈我给她送上船去,这后面难民五万多个要挤上船,我还没上船,船快走了,那个船三层楼高啊,我当时,我看那船就走了,我没上船,我心里想,那船上面是我的妻、我的儿女啊。说完这个话,我倒退三步,噔噔噔,三步就跳上去了”。我父亲当年是这样跳上船,一家人到了台湾的。我把这个情景写在了剧本里,当时很多观众都泪崩了,因为他们的上一代都在历史现场。
我觉得世界上唯有子女的荣耀能使父母的生命发光,做了这么多年的剧场,我个人也觉得问心无愧,我对得起我的亲人、我的父母,我以我是李家人为骄傲,我用我的作品照亮我父母的生命,这条路很漫长,我还在一直走,我依然会用我父亲那句话鼓励我自己,人一辈子能做好一件事情就功德圆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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