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的7月2日凌晨3点34分，有“台湾莫里哀”之称的戏剧大师李国修因患大肠癌在台中安详辞世，享年58岁。两年前，也是这样一个夏日，我在北京采访了国修老师，那时他的病情刚刚得到控制，为了自己的作品《三人行不行》的大陆版公演，从台湾远赴北京。采访中这位喜剧大师不时会模仿父辈讲起山东话，地道的方言和夸张的动作原本应该引人发笑，却让我心生酸楚、眼泛泪光，说到父母在动荡的岁月中举家迁台、不离不弃，终老台湾、至死未得返乡的一段段往事，说着说着，他自己忽然已泪如泉涌，我们都哽咽，就那么面对面坐着，静静地、静静地。1986年，31岁的李国修创办了自己的话剧团——屏风表演班，他说之所以起名“屏风”，就是想告诉大家，生活与戏剧的距离只有一扇屏风，幕前戏子伶人的扮演，不过是一架屏风后真实人生的演绎，而李国修的戏之所以动人，也恰恰是因为他讲述的是生命的故事。
1996年，“屏风”十周年，李国修在记者会上曾当众朗读他为自己写的墓志铭：“这里躺着一位小老头，终其一生未完成他‘建立两百人的全职剧团’以及‘兴建一座屏风专属剧场’的梦想。在墓碑前，无需放上一束鲜花，你只需要放上一张你曾经观赏过的屏风戏票。”带着未竟的梦想，李国修完成了人生舞台上的最后一次谢幕，在他公布的遗言录音中，他说自己将走向另外一个舞台，会认真潜心修行自己的编、导、演，继续坚持他的最爱：开门、上台、演戏。
“人一辈子能做好一件事情就功德圆满了”
许戈辉：您当时选择做戏剧的时候，应该说您做电视谐星也是如日中天，为什么没有继续下去？戏剧毕竟是更小众的。
李国修：对，其实26岁我就在台湾家喻户晓了，但我才做了4年就做不下去了。我的自我要求太高了，那时我跟台湾综艺大姐大张小燕说，我想要写剧本，她说你可以写写看。我一写就写了三年，绞尽脑汁，结果后来我受不了了，我崩溃了，因为我觉得我没点子了，我的脑袋里出现了个大匾额，匾额写着四个字——“江郎才尽”。还有一个问题是，我觉得电视是速食文化，我的精力完全在每个礼拜的节目中消耗掉了。我形容自己是一管牙膏，这管牙膏挤完了是什么呢，是空的牙膏管，空牙膏管的命运是什么，丢垃圾筒。我心里太悲观了，我总觉得自己是一个快被榨干的牙膏管，那时候我就决定激流勇退，再多的绚烂我都不要了。
许戈辉：您这样的人在我们北京话里叫“拧巴”。就是说这个人他内心很纠结，明明做得挺好的，做喜剧演员做那么好，还不快乐，内心还很痛苦。
李国修：对，重点出来了，就是这句话，我不快乐。我觉得我的人生如果只是这样，这不是我要的。所以我在满30岁的时候出去游学，我在东京待了45天，纽约待了5个月，这6个月的时间看了超过60出戏。当时我就看过了英文版和日文版的《猫》，感动得泪流满面。我才意识到，我找到了我的最爱，我的最爱是我十八岁参加世新话剧社，走上舞台那一天，公演的第一天，我非常感动，我没有想到自己可以上台演戏，而且有那么多的观众，那么多的掌声，我竟然回到了我18岁时的话剧首演之夜，之后我知道我要什么了。所以在那个六个月的游学之后，我就回到了台湾，决定要做剧场。1986年10月6号我创立了“屏风表演班”，这一做就做了25年。
许戈辉：“屏风”创立至今，您独创的“李式风格”，不仅让屏风的作品受到瞩目，更成为票房的保证，已经累计观众超过130万人次，但是您又常说，您是一个不为观众写剧本的创作者，既能够与观众实现很好的互动，又不取悦观众，您是如何做到的？
李国修：我的舞台创作，我要写的，是我所认识的、我所经历的生命的故事——台湾人、台湾事、台湾情。我常说我的素材来自于我脚踩的这片土地上，所以我的素材我认为取之不尽、源源不绝。我这25年当中很多代表性的作品，像《京戏启示录》是写我父亲的，我透过这个戏写我父亲跟我之间父子的情感，这个戏是戏中戏中戏，非常动人。我父亲是做戏鞋的，在我初中二年级的时候，有一天放学回家，我跟我爸说：“爸，你做了一辈子的戏鞋也没有发过财，你为什么不改行？”我爸用山东话跟我说：“你爹我打十六岁做学徒到今天，就靠着这双手养活一家子，你们五个孩子，哪一个少吃一顿饭，少穿一件衣裳，我改什么行，人一辈子能做好一件事情就功德圆满了。”这是我在14岁的时候跟我父亲的一段对话，然后这句话深深烙印在我的心里面——“人一辈子能做好一件事情就功德圆满了”。
“世界上唯有子女的荣耀能使父母的生命发光”
许戈辉：我发现您在不同的场合都提到过自己的祖籍是山东的，但是您其实并没有出生在那里，也没有在那里长大，山东对于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李国修：父母告诉我说，我的祖籍是山东省莱阳县佛院乡吕家埠村，我承继了父母那一代的乡愁。我母亲在1974年过世，父亲在1983年过世，两岸开放探亲之后，父母因为已经终老在台湾了，没有机会回乡，父母如果在世的话，我一定拉着他们二老回老家看看。
许戈辉：你小的时候，父母一定给你讲过老家是什么样子，在你的脑海中应该会有家乡的画面。
李国修：对，经常讲，比如说光讲那个梨好了，山东莱阳盛产梨，台湾的梨山梨又硬又大，咬起来像木头一样，又没水。我爸就说：“这是什么梨呀，没味道。你不知道我们老家的莱阳梨，国修，你不知道，那莱阳梨掉地上一滩水一样”，他讲熟透了，非常美，在我心里面就承继了我父母那一代的乡愁，我有那个血在里面。
许戈辉：你妈妈生前可能因为思乡都患上了抑郁症是吧？
李国修：对，1963年左右我们家搬到中华商场，从那之后十年，我母亲没有跨出我们家大门槛一步，她所有的世界就在那张床上，我看了多少回她在床上唱她的家乡的歌，然后在那边自言自语，当然有时候也很正常，能跟我玩一玩，也能做菜，也能叫我起床去上学，这是我童年的记忆。
许戈辉：那她跟你讲的最多的是什么？
李国修：就是“什么时候能回去，你爹不是说就回去了吗”，就说这些话，我们也不能跟她说实话，也不知道事实是什么，也不知道哪年能回去，这可能对我来讲童年是有个阴影。2003年，我决定为母亲写个剧本，这个剧本叫《女儿红》。在我还没有落笔之前，一点不夸张，我哭掉两盒面纸。父母给了我生命，让我做剧场，让我在戏剧里面寻找人生中的自己，此刻我怀着感恩的心，怀着虔诚的心，我要回到他们的过去，而这个过去即便我不在历史现场，我相信我会看见，用这样的信念我创作了这个作品。
《女儿红》写尽了我母亲一生的颠沛流离，故事里也有一些不堪的过去。最动人的那一刻是戏的最后一场，故事里面讲，这个做戏鞋的父亲曾经有外遇，造成母亲的精神抑郁，这些都是真的，我也是快到50岁才听我大哥讲的。高潮的那场戏是，大姐不能原谅父亲让母亲抑郁而终，父亲在那一刹那当中反而讲起了一段往事，当年在海南岛逃难的时候，这是真实的，放在舞台上，我演我父亲，我记得我父亲曾经描述过这一段，他说：“我把你大哥、小妹都推上船去，你妈我给她送上船去，这后面难民五万多个要挤上船，我还没上船，船快走了，那个船三层楼高啊，我当时，我看那船就走了，我没上船，我心里想，那船上面是我的妻、我的儿女啊。说完这个话，我倒退三步，噔噔噔，三步就跳上去了”。我父亲当年是这样跳上船，一家人到了台湾的。我把这个情景写在了剧本里，当时很多观众都泪崩了，因为他们的上一代都在历史现场。
我觉得世界上唯有子女的荣耀能使父母的生命发光，做了这么多年的剧场，我个人也觉得问心无愧，我对得起我的亲人、我的父母，我以我是李家人为骄傲，我用我的作品照亮我父母的生命，这条路很漫长，我还在一直走，我依然会用我父亲那句话鼓励我自己，人一辈子能做好一件事情就功德圆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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